大散文家欧阳修同范仲淹一样，在北宋时主张改革；也同范仲淹一样，被保守派排挤出朝廷，远赴安徽滁州为官。但与范仲淹不同的是，欧阳修似乎远比范仲淹洒脱：既然满腔的报国热忱无人欣赏，那就自得其乐好了―毕竟人生处处是风景，在众人皆醉（实际上是佯醉）的状况下，何必与污秽一争高下呢！所以，在滁州，欧阳修精心经营着自己的文字天地。布局谋篇、遣词用句，无处不显示出作者的苦心。
宋朝的大理学家朱熹曾在自己的《朱子语类》中说，欧阳修的文章，多是历经多次修改而成的；而之后真的有人得到了《醉翁亭记》的原稿，发现仅文章的开头就改得一塌糊涂。围绕“滁州四周皆山”这一资料，欧阳修开始竟用了几十句！改来改去，直到定稿的时候，才决定用“环滁皆山也”这五个字。
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下，《醉翁亭记》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当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我在那里想说的，却并不是欧阳修是怎样的认真，而是说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相对于他的政治生涯而言甚显“屑小”的事业―做文章上的心态。
虽说“文章千古事”，但对于欧阳修来说，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于国于民有所作为，当是他最大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当这种追求不合于世时，欧阳修也总有排遣的法子。他不消沉―《醉翁亭记》中的“乐”就足以证明；他也不昂扬―时势不利，空有报国心，难得施展处。那么，好吧，自得其乐，经营自己的另一方天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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