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认同感比较强。
《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
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
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
宣王说：“不会。
”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
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
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
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
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
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
《孟子》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
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书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
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
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正值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击之际，从个人到家庭，至自各阶层的社会乃至于国家，在当今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
在这个物欲横流，进退失据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
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战，但是，究竟是什么在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面对各种所谓的领导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
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国家。
现在的人们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从，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给我们的国家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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