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讲，“囧”字在网上泛滥以来，再见该字让人有点招架不住。经不住博友架拢，看了该片，方才彻底打消了此前疑虑。原来，一部庸俗的片名后，竟是部精彩的电影。
《人在囧途》是部带有历史必然性的公路电影。说中国每年的春运是全地球最大规模的动物迁徙不足为过。蚂蚁般的中国人如潮水般拥挤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下。这些人不论阶级高下，身份几何，此时此刻悉数放低架子，放下尊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家过年。有钱人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挤在一节火车厢里的事大概只有在中国春运时比比皆是。如此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线索的目的性很容易产生戏剧效果。这是《人在囧途》诞生的基础。
《人在囧途》里的两位主人公身份差异巨大。李成功是个在社会上混得人五人六的老板，牛耿是个天真朴实的农民工。中国春运期间交通工具的严重匮乏令两人遭遇了。相同的起点和目的地把俩人牢牢捆在一起。一方面老头条李成功屡遭牛耿“乌鸦嘴”中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屡屡依靠牛耿脱险。俩人从飞机到火车，到大巴，到渡轮，到面包，到货车，再到拖拉机，一个交通工具不如一个，一阵比一阵衰，却笑料不断。
片中绝大部分笑料来自牛耿对李成功智慧与常识的颠覆。牛耿喝牛奶，让飞机飞回去，火车上抢饼干，裸睡，磨牙和开车打呼噜等段子虽然源自生活，却令人喷饭。农民工的粗陋与李成功的伪文明形成了鲜明反差。而这种反差到后来却形成了逆转。自以为文明的李成功脚踩俩船，本身道德上比单纯质朴的牛耿矮了一头。牛耿的单纯也给李成功上了一课，令李成功的思想得到了转变。
《人在囧途》这部电影只能出现在中国内地。这是因为只有中国内地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倘若好莱坞拍此类电影，反差并不会大，出不来效果。印度虽然贫富差距也大，但印度有种姓问题，不同阶级的生活并不存在交集。因而《人在囧途》的诞生或多或少有些宿命。
片中春运、拖欠民工工资、路桥建设豆腐渣、偷情、二奶、老无所依、病无钱医和三角债等社会问题虽然制造了喜剧效果，深层问题却引人思考。这终究是出喜剧还是悲剧，令人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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