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淑华的小说式自传《古韵》,讲述了主人翁上层社会的童年生活,使读者对大宅院中一夫多妻的内部生活有了粗略的了解。小说竭力描写了少女在山水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天赋和虚荣心,并以主人翁青少年时期就作为一个刚出现的作家和画家为结尾。虽然文章的最后几个章节映射了作者成名之后作为现在女性作家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几乎没有提及文学团体以及男性知识分子对其作品的促进作用。
正如马丁森表明的女性自传的方面,“把小说和自传融为一体的自我意想角度”。意想是女性自传作家通过对假定的读者的感知来改变和构成的。各种各样的自传作品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虽然如此,当把他们原文的翻译作品与其他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时,总是能了解到作者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古韵》是凌淑华婚前生活的编年史书,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美感,主题性以及哲学意义一直持续在她早期的写作中。这些作品均完成较早,受到一些男性作家的重要影响,收录在《花之寺》中。
《古韵》充满着作者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突出表现在叙述者对传统女性作品的喜爱,以及当她还是个小孩时对传统民谣、弹词的背诵和取得的成就。且看如下:
有时,五妈会让妈读用口语写成的广东民谣,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还能跟着唱。妈妈的声音非常好听。当她一遍一遍地用简单的曲调重复着七言律诗的时候,对我来说,唱起来好像清晨流动的小溪。她一遍一遍地唱,使人如痴如醉。
在凌淑华早期的作品中,年长者诸如叙述者的叔祖和父亲,在权利主义的宗主教上相去甚远。父亲鼓励并培养凌叔华在绘画和诗歌上的天赋。大伯则是唐朝武则天的崇拜者,武则天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他向凌叔华详述了《镜花缘》中女性的独立并诠释了女性事迹,以及叙述者在流行的其母亲弹唱的弹词中反串男性角色。如作者回忆的那样:每天晚上,我们小孩围坐在客厅的火炉边,听妈讲故事。五妈、六妈和佣人也来听。火苗映照者妈红润的脸颊和天蓝的裙子上。她的声音就像是百灵鸟在唱歌般欢快,虽然每行唱的调都一样,可我们都爱听。这里,传统的女性作品的音乐类型对他们的内容和艺术性质的欣赏是通过取舍性别名词、女性信息来达到的。弹词这种表现形式已经是女性一种交流方式。弹词带着说唱者的韵文和艺术特质,为演出者和她的观众带来了审美的享受。
周认为,“凌淑华的语言能够让人想起纯美的古典艺术或诗歌的评论,她对平淡的家庭生活的执着描摹是其引人注目的地方。”这句对凌淑华引人注目的使用“令人赞许的语言形式”到描述“微不足道的女性内容”的赞许,但是忽视了从明清以来长期的传统观念对女性写作的影响。她对传统的关注脱离了五四的主流话语,与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在批判传统的主题上,凌叔华对传统女性的写作也不能跟上现代评论的步伐。威德默认为“描述20世纪传统女性写作的的问题不能依赖于描述她们的经历”。在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女性特质或是其中较突出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对五四运动的过程以及女性运动产生影响。《古韵》中凌叔华准确地描述了女性特质对女性的文化和传统中的影响。
在一段关于刺绣的章节中,作者表达了孩提时候对传统文学、艺术以及手工艺品的深深喜爱。在其中女性章节中有一段描述:在晴朗的天气中看母亲静静地做刺绣一直留在我记忆中。她熟练地将刺针上上下下,刺进被紧紧固定在刺架上的绣品中。我能听见刺绣时发出的轻微的声音,这声音当时的情景那样的谐调。一次,母亲要绣朵花在我的鞋上,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突然见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绣枕》里绣花并不仅仅是在衣物上绣上华丽的装饰,而且是一种感官的审美享受。一双绣花鞋既有实用的价值,也是审美的物品。同时也是母亲和孩子情感交流的纽带。女性在刺绣、绘画、阅读民谣的表现被描述成自然、审美行为的一部分,而这些自然审美行为都来源于女性的生活,并参与其中,产生交流、意义和欢乐。
在传统的家庭中,女性是养在深闺的。在这方面的写作带有积极意义的怀旧色彩。关于对传统家庭的女性描写,大部分是与《花之寺》不同的,这也与一些人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步调不一致。作为一个新兴的带着反传统观点的现代女性作家,已经见证了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当凌淑华写到对父亲的感情时,坦诚他支持女儿出入公共场所、帮助培养她的天赋以及对传统的审美能力。这些使她一直关注给她自由空间和文学生活的公共父权制。
我认为,凌叔华用英语写作是其借传统文化来提升自身价值的有效手段。凌叔华对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毕竟,生活在父亲的权利之下的故事在她的早期的作品里表现明显。她也更不会想到她的英文自传会用陈凌叔华的名义在英国出版,并且给中国读者阅读。在写作上,凌叔华无惧谴责用外国语言写成女性文集和传统。事实上,这正是日常生活和西方评论家赞赏的“被遗忘的世界”精确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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