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面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来只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可以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责任,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己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现在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头破血流,20xx年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结语、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个社会一定存在着两套规则”。当正道行不通的时候,人们必然去寻求另一条“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却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为非正道是人们在正道走不通的情况下经过艰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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