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背后的真情往事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自问世以来,不仅以曲折惊险的情节、幽默抒情的风格自立于现代军事题材之林,而且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浩大精神感染了几代中国人。同名电影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在人们的传唱中经久不衰。
火车“咣当”声伴随他的童年
刘知侠与铁路结缘始于他的幼年时代。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曾易名刘痴侠,发表作品时改为知侠,1918年2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现卫辉市)柳卫村。道清铁路就从他家村边经过,“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火车的‘咣当’声伴随着我的童年。”他熟悉铁路职工和火车上的生活,对行车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律了如指掌,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知侠随父亲和铁路员工撤到了黄河以南谋生。1938年3月,刘知侠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毕业后,留校从事军事教学。这年冬天,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组成了抗大一分校,他随校东迁到山西太行山区。在行军路上,表现突出的刘知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21岁。
1940年春节过后,刘知侠开始在《抗大文艺》上发表作品,同时从事宣传工作。戎马倥偬里,他每天坚持写战地日记,记下那些见闻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小本本日积月累,成为他记录历史和进行创作的宝贵资料。
在微山湖和游击队员大碗喝酒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抗日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面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一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刘知侠所在的《山东文化》编辑室也投入了这一工作。
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刘知侠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被评为甲级战斗英雄的徐广田的报告,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们创造的惊人事迹,深深地吸引了刘知侠。
铁道游击队是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在枣庄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始称“枣庄铁道队”,正式建队称“鲁南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有队员300余人。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截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在铁道线上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铁道队还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将士成功越过津浦线。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所创造的传奇事迹轰动了整个华东战场。铁道队被鲁南军区政治委员肖华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被山东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称为“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英模会后,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中队长徐广田和政委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
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斗争经历有了一个轮廓认识。于是,刘知侠开始对所采访的材料进行整理和构思,并确定用“章回体”的形式来表现。在动笔前,他经常把采访到的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有时人们正在聊天,看见刘知侠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 书稿第一部分写成后,便以《铁道队》为题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两期。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久,刘知侠接到了铁道游击队领导的来信,信中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如果你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我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刘知侠感到这实际上对作品有意见,“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为此,他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亲身体验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使作品更能反映出游击队员们的真实风貌。
1944年,刘知侠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和这些英雄好汉们在一起生活,大碗喝酒,谈笑风生。刘知侠还走遍了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帮助过游击队的铁路工人、渔民、农民以及潜伏在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关系”。“芳林嫂”等的人物原型就是在这次走访中发现的。刘知侠和队员们建立了深厚友谊,荣幸地成为铁道游击队的“荣誉队员”。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还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一支轻型驳壳枪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1946年五六月间,刘知侠再次奔赴铁道游击队所在地——枣庄。当时鲁南区党委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铁道游击队原来的干部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而政委杜季伟调任中共枣庄市委书记。刘知侠找到这些昔日的铁道游击队英雄,进行深入、详细地采访,又补充了大量新的材料,于是开始着手撰写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初稿。
就在刘知侠完成提纲,准备动笔写作之际,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几十万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这战火燃烧的危难时刻,刘知侠不得不暂时打消了写作《铁道游击队》的念头,作为一名山东兵团《前线报》特派记者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并写出了大量反映淮海战役的小说和纪实文学。
风靡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担任了济南市文联主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党组成员。1952年,刘知侠请了一年长假,再次将未完成的《铁道游击队》写作提上了日程。 由于事隔多年,为了重温当年铁道游击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期的斗争情形,唤醒当年与铁道游击队共同生活、参加战斗的激情和冲动,刘知侠又找到了小说中人物李正和王强的原型——杜季伟、王志胜等采访;又一次到鲁南去寻找当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战场——早已坍塌的碳厂、洋行、打票车的三孔桥等;又夜宿微山岛,访问了这一带村庄的老百姓。
从鲁南回来后,刘知侠就开始在济南大明湖畔赶写。从1943年“英模报告会”与铁道游击队英雄偶然邂逅,让刘知侠萌生写作此书的念头,随后几年他数次深入实地采访,到最后成书,经历整整1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铁道游击队”成了那个年代令人热血沸腾的代名词,作品中的英雄更是成为社会群体崇拜的偶像,甚至出现了“起名热”,小说中“王强”、“小波”等英雄的名字也被很多年青父母用来为子女命名。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较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当年即一版再版,仅上海一家出版社就印行了60多次,陆续出版了400多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由作者刘知侠亲自担任编剧的《铁道游击队》也拍成电影,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陶醉了无数观众。接着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音乐等,并先后被译成英、俄、法、德等10种文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击侵略者的传奇经典。刘知侠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芳林嫂”冒死收留落难作家
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泛滥,传统文化和优秀作品几乎全都被否定。刘知侠等作家、艺术家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随着刘少奇被“揪出”,刘知侠也“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非人折磨,刘知侠在一个深夜,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囚禁他的三楼逃了出来,跑到济南市郊的刘桂清家中。刘桂清是《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人物原型之一。全国解放后,刘桂清在济南槐村街落了户,刘知侠时常与这位革命老人见面、团聚。 文革初期的那个深夜,这位当初在日军严刑拷打下未曾流过泪的“芳林嫂”,望着冒死前来、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刘知侠,不禁泪湿满襟。“芳林嫂”机智果敢,运用当年的掩护经验,使落难的刘知侠躲过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势下,刘桂清悄悄把刘知侠转移到肥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托付给自己的亲戚。 那时山村没有邮局,党性极强的刘知侠竟求人到离肥城百里远的泰安,寄出3个月的12元党费,他的藏身之处由此暴露,再次遭到追捕。在外游走五六个县城、漂泊了十几天后,刘知侠再次投奔刘桂清家。刘知侠后来深情地回忆了刘桂清在危难关头对他的救助,专门写了一部以她为原型的中篇小说《芳林嫂》。 1985年,“芳林嫂”——刘桂清老人病重,已经3天滴水未进。闻讯赶来的刘知侠坐在床前,亲手给她喂下了最后几口稀饭。“芳林嫂”面含微笑,紧紧握住刘知侠的手,安然与世长辞。
妻子泣言“我心已随你而去”
1979年2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宣布,“过去对刘知侠等作家的批判是错误的,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要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此时刘少奇冤案还未及平反,因而这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时,仍向刘知侠提出必须将原著中关于掩护“胡服”过铁路的章节全部删掉的要求。为使这部书能够“重见天日”,刘知侠最终还是违心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出版史上,一个被删割的、残缺的《铁道游击队》版本,也在那个“残缺”的年代产生过。
刘知侠原配妻子刘苏1968年去世,留下6个孩子和两个80岁的老人。经人介绍,刘知侠和工厂机关干部刘真骅于1972年结婚。刘真骅与丈夫相濡以沫,
共同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
1991年9月30日上午,在青岛市举行的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上,刘知侠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慷慨陈词,突发脑溢血,生命定格在浩然激荡的73岁。
在刘知侠逝世第二年,刘真骅将他与其前妻的骨灰一起捧回了他河南的家乡,安葬在卫辉市南郊。刘真骅剪了一缕头发,随同骨灰一起陪葬,一同下葬的还有她蘸着血泪写下的一张纸:“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你,你的灵魂与我同在。”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国内4家出版社同时推出《铁道游击队》,列入《共和国经典名著丛书》和《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同年,刘知侠的遗作《受降,在微山湖畔》首次公开发表,并荣获全国红河杯“目击者·血肉长城”征文唯一的一等奖。34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也拍成公映。这部红色经典所记录的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烽火岁月,已经凝固成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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