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的嬗变

2019-10-14

[摘要]1987年，由张艺谋导演根据莫⾔同名⼩说改编的电影《红⾼粱》⼀经上映，就引发国内外的⼴泛关注，受到⼀致赞誉。《红⾼粱》由⼩说向影视作品嬗变的过程中，导演张艺谋延续了原著精神内涵，并对原⼩说复杂的多元叙事主题、双线叙事结构和⼈物形象都进⾏了⼤⼑阔斧的个性化创新，最⼤限度地降低了原著的理解难度，拉近了与观众的⼼理距离，为我国⽂学电影改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关键词]《红⾼粱》；⽂学；电影；张艺谋

随着电影创作视域的拓展，⽂学和影像之间的互动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说被搬上⼤银幕，促进了电影艺术的发展。⽽纵观我国⽂学改编电影的发展历程，1987年上映的《红⾼粱》⽆疑是其中最为出彩的巅峰之作。《红⾼粱》取材于莫⾔的同名⼩说，在由⽂本向影像嬗变的过程中，导演张艺谋以超越⽂学的艺术理念对作品进⾏了个性化的再创作。影⽚中，他既延续了原著的精神内涵，也在叙事主题、叙事结构、⼈物形象⽅⾯超越了原著的限制，为当代观众呈现了⼀个更富有张⼒和冲击⼒的影像空间。凭借其对于电影个性化的改编，初出茅庐的张艺谋不仅⼀举拿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熊奖，更极⼤地拓展了中国影视创作的视野。⼀、故事主题单⼀化

⼩说《红⾼粱》将⽣命、⼈性、历史、情爱等多重思想主题融合在⼀起，具有深邃的社会内涵。⽽电影仅有短短90分钟的时长，导演⽆法全⾯展⽰，只能在影像化表述中化繁为简，规避部分深度性内涵，选取单⼀的“⽣命”主题来组织整个叙事，⽽为了凸显这⼀主题内涵，张艺谋在电影中主要采⽤了以下⼿法：（⼀）具体化造型凸显⽣命主题

⼩说中采⽤了很多“⾼粱”印象化造型，彰显对⽣命图腾的⼼理倾向，但是⼩说中作者对红⾼粱的描写着墨⾮常多，以不同的⾼粱姿态展⽰对不同主题的态度。例如，⼩说中⾬中⾼粱、夜中⾼粱、雾中⾼粱都千姿百态，以各种别具匠⼼的造型和描写展⽰作者在不同故事情节中的⼼理反应。电影《红⾼粱》为凸显⽣命主题，只是选取“风中红⾼粱”的唯⼀图腾式造型，没有对⾼粱进⾏多元化艺术展⽰。张艺谋以⾊彩和光线的视觉处理，让⾼粱的意象不仅不单调，⽽且强烈直观地表现了⼈们不安骚动的⽣活现实。同时电影采⽤蒙太奇、景别等技巧让⾼粱画⾯多姿摇曳、神秘多变，让观众充满⽆限的遐想。尤其是影⽚结尾处，⽇全⾷的⼤红⾊让⾼粱地染上了鲜⾎似的颜⾊，营造出⼀种对死亡的敬畏及对⽣命的渴望，将让观众在独特意境中感受死亡和爱情的意义，从这点上来说，电影带给观众更加直观的⼼理冲击，更加具体的⼼理感受。（⼆）仪式化场景强化⽣命主题

⼩说和电影虽然都通过很多仪式化情景传达主题，但视⾓各有不同。⼩说《红⾼粱》以不同的场景揭⽰⼈性、⽣命、历史、爱情等多元主题，⽽电影仅仅⽤仪式性的场⾯拓展⽣命存在的体验及价值，削弱了对其他主题的探讨，让故事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电影中，导演张艺谋⽤⼤量民俗性场景彰显⽣命的张⼒。例如，电影中“颠轿”“野合”等⽚段借助电影特点和技巧，形象地重现了原著场景，展⽰⽣命的畅快潇洒和奔放热烈。在电影中，送亲时“颠轿”的过程中，导演⽤视觉化语⾔将新娘⼦与轿夫的⼼理与动作直观地表现给观众，再加上《颠轿曲》这⼀原创⾳乐带来的听觉效果，把轿内的“苦”和轿⼦外的“乐”的反差细致⼊微地展⽰出来，在⾳乐和画⾯的配合中凸显了迎亲⼈群的激情，并凸显⼈们强烈的⽣命⼒及对⽣命的渴盼，也让电影⽣命主题更加直接。另外，在电影“野合”这⼀仪式性场景中，导演采⽤了俯拍式全景电影镜头，把男⼥情爱⾃然轻松地展⽰给观众。绿⾊的⾼粱“圣坛”、“奶奶”的红⾊⾐服、“爷爷”的下跪、⿎与唢呐交织的民乐、⼤风中狂舞的⾼粱等元素⽐原著⼩说的⽂字描写更加震撼，极⼤地凸显了⼈对⽣命的敬畏及对爱的激情。导演在电影中增加了原著中并没有的《敬酒歌》《送葬歌》，以仪式化视听语⾔极⼒凸显⼈对于⽣命的渴望和留恋，将原著⽣命主题予以最⼤限度的宣泄和升华，让观众经历了⼀次⽣命洗礼。⼆、叙事结构传统化

莫⾔在《红⾼粱》中采⽤了较为开放的交错时空的双线叙事结构，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主题都包含在内，让故事带给读者更多、更复杂的⼼理感受。⽽电影为凸显⽣命主题，在叙事结构上采⽤较为封闭的单线顺序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的嬗变让电影情节及⽭盾变化更加突出。（⼀）采⽤单线叙事结构

影⽚《红⾼粱》采⽤了⼀种类似于传统中国戏剧的单线性叙事结构进⾏编排，让电影以⽣命为核⼼叙事，将抗战作为叙事背景和后续情节，最⼤限度地凸显对⽣命的热爱和张扬，甚⾄是对爱情的渴望。

为简化叙事结构，电影将故事线索进⾏了简化，突出⽣命主题。⼩说主要围绕余占鳌伏击⽇本⼈为主线索，同时还有战争前“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为副线索，两⼤线索同时展开，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从⽽达到⼀种叙事内涵的深化效果。但是，在电影中，为在较短的时间内给观众带来最⼤的⼼理冲击，导演张艺谋只选取了原著的副线索，也就是以爱情线索串联整个故事，同时电影借助画外⾳的辅助，推动故事的发展。如影⽚《红⾼粱》基本上由迎亲过程、遭遇劫匪、夫妻回门、⾼粱地野

合、秃三炮酒庄较量、祭酒神、伏击⽇军等情节构成，导演张艺谋同时采⽤画⾯和⾊彩形式将这些情节按照时间变化结合在⼀起，为观众呈现了⼀个完整的叙事过程。⽽对于⼩说部分的零碎情节，如余占鳌杀死李⼤头的情节、⽗亲追悔往事、“我爷爷”当⼟匪、奶奶认贼作⽗、余⼤⽛与玲⼦的故事等与⽣命爱情主题⽆关的细枝末节，电影没有给予呈现，只是以画外⾳的只⾔⽚语带过。电影正是借助这种突出主要情节，穿插典型戏剧化事件，在画⾯、⾊彩、造型上予以夸张化展⽰，达到了⼀种⾮常特殊震撼的视觉效果，有利于观众理清故事脉络，理解故事核⼼主题和内涵。（⼆）直线型叙事顺序

莫⾔的原著《红⾼粱》中采⽤了交错时空的复调式叙事结构，让抗⽇和爱情相互交织影响，以不同视⾓和时态转换增加故事的包容性，激发读者的想象。⽽电影中时空结构则较为简单，导演将复调式的螺旋叙事简化为⼀条直线，在画外⾳的辅助下，讲述了整个故事。

⼩说《红⾼粱》中，莫⾔在开篇时讲述了⽗亲年少时跟余占鳌在公路伏击途经当地的⽇本汽车，之后的叙事也是以抗⽇故事展开，在抗⽇回忆中穿插了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两个线索时⽽独⽴，时⽽纠缠在⼀起，抗战的艰苦和爱情的磨难⼏乎难以真正分辨清楚。⽽电影直接以奶奶的出嫁为开场，详细讲述了“九⼉”出嫁、迎亲及路上的故事。电影完全按照传统戏剧“开端、发展、⾼潮、结局”的叙事顺序讲述⼀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在情节安排和组织上，导演创新地运⽤了传统戏剧化的⼿法，将原著拆解为不同的板块，对各个故事模块进⾏影像化重组，或补充、或删减，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连在⼀起。同时为了让时间更加清晰化，张艺谋导演还⼤量利⽤画外⾳，以画外⾳将各个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例如，电影中总共使⽤了12次画外⾳，都出现在情节发展的关节部位，⽭盾、⼈物关系、环境、时间都是通过画外⾳进⾏衔接。例如，奶奶嫁给掌柜的原因、神秘的⾼粱地、掌柜被杀、罗汉出⾛、⽇本⼈出现等场景都⽤画外⾳进⾏连接，让电影的发展⾃然、易于理解。可以说，电影采⽤这种较为传统和封闭的单线叙事结构，降低了观众对影⽚的理解难度，符合了当代⼈的审美需求。三、⼈物形象提纯化

⼩说《红⾼粱》中，莫⾔笔下的⼈物都是⽭盾的结合体，都具有⼀定的缺点与复杂性，虽然有利于⼩说社会深度的挖掘，但是却为电影改编带来了极⼤的难度。因此，导演张艺谋对很多⼩说⼈物进⾏了⼀定程度的“提纯”处理，让⼈物正⾯形象得到了最⼤限度的展⽰。

（⼀）塑造⼥主⼈公的清纯形象

⼩说中的很多⼥性形象，如戴凤莲等⼈，让⼈⼜爱⼜恨，很难⽤传统常规的伦理道德规范去判定或衡量，也很难在电影短短90分钟内全⾯展⽰给观众，因此，导演净化了⼥主⼈公“九⼉”等⼈的形象，以清纯的⼥性满⾜现代观众对⼥性形象的幻想和渴望。

⼩说中戴风莲风流多情，⼜有抗⽇情怀，集美貌、智慧、泼辣于⼀⾝，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奇⼥⼦”。⼩说重点展⽰了戴凤莲的放荡性格，尤其在和余占鳌、曹县长、罗汉的关系上，⼗分暧昧。电影《红⾼粱》虽保留了其部分叛逆性格，但是却主观地将其设计为清纯⼥性的传统⼥性形象。为了让戴凤莲的形象深⼊⼈⼼，导演只保留了“九⼉”这⼀乳名，让她显得亲切温婉。同时为了彰显她的善良纯洁，导演故意删减了她的复杂性格和细腻的⼼理世界描写，将其形象简单化处理。⼩说中戴凤莲细致⼊微的⼼理刻画，如临死前的追悔以及对上天的发问等情节将她的张扬、叛逆及对⾃由的渴望展⽰得淋漓尽致。⽽这些情节在电影中被导演完全放弃了，只保留她的活⼒和真善美⾏为的展⽰。除此之外，导演故意缩⼩了戴凤莲的⼈物关系和空间，让“九⼉”的⽣活圈更加简单，以凸显其对爱情的忠贞。例如电影把她的空间局限在⾼粱地、烧酒坊两个区域，除了和“我爷爷”⾼粱地的“野合”之外，其他负⾯关系都被删去，凸显了她爱的唯⼀和真挚，⽽这种对⼥性⼈物的简化处理也让电影多了⼏分浪漫⾊彩，更利于现代观众的⼼理接受。（⼆）淡化男主⼈公的匪⽓

电影《红⾼粱》的导演张艺谋为将原著⼈物形象简单化处理，淡化了男主⼈公余占鳌⾝上的匪⽓，削弱了原著中对其残暴、⾎腥和杀⼈如⿇性格的描写，通过⼀个普通农民的朴实平凡彰显男性固有的原始⽣命⼒，同时也让他和“九⼉”的爱情顺理成章。莫⾔原著⼩说中余占鳌很难说是好⼈或坏⼈，他既抗⽇杀敌，⼜占⼭为王，可以说是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复杂个体，让⼈既爱⼜恨。⽽电影《红⾼粱》中余占鳌这⼀⼈物和戴凤莲⼀样，被张艺谋导演予以了⼤⼑阔斧的美化处理。⾸先，电影中“我爷爷”不像⼩说中⼀样有个名字，只是由画外⾳补充，观众才知道他的⾝份是轿夫，就和中国传统农民⼀样平淡⽆奇。其次，影⽚消去了原著中余占鳌⾝上的那股匪⽓，让他变成⼀位简简单单的轿夫，其⼈⽣经历相对⼩说也变得简单平凡。电影中，主⼈公尽管也和杀⼈存在某些联系，但是并没有跌宕起伏和惊险的遭遇，婚姻或爱情也仅限于和⼥主⼈公的⼀段恋情。电影对⼩说的改编虽然让主⼈公野性不⾜，但是却以质朴的性格吸引了更多观众。电影将余占鳌置于平凡普通的农民位置上，以他和其他⼈物的对⽐，凸显普通⼈对⽣命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希冀。除此之外，⼩说中余占鳌⽼练深沉，有勇有谋，亦正亦邪；⽽电影中的主⼈公则是⼀个平民化的形象，在朴实平凡中彰显男性的激情和阳刚。⼩说⼈物余占鳌在电影中这种⼤⼑阔斧的净化处理，强化了其在这个爱情故事中的地位和影响⼒。电影中余占鳌这种男性形象也符合传统认知中我国男性的整体印象，既普通平凡，⼜充满阳刚和⼒量；既胆怯莽撞，⼜义⽓果敢。电影通过这个普通男⼈做的不普通的事情，如⾼粱地中他唱的《妹妹你⼤胆地往前⾛》、在烧酒坊⾥的出甑、和众⼈⾼唱《敬酒歌》以及最后炸毁⽇军汽车，凸显平凡⼈物的⼒量及⼈性闪光点。观众也能很快被普通⼈物不普通的⽣命⼒和爱情所感动，被他的坦荡和直率所折服，这也许是电影《红⾼粱》最吸引⼈和最成功的原因之⼀。四、结语

《红⾼粱》在由⼩说到影像化的嬗变过程中，不但充分展⽰了原作者深厚的⽂化功底和思想内涵，更是在光影中将张艺谋对艺术的理解⼒予以充分展⽰。电影《红⾼粱》的成功，不仅让世界影坛认识到中国电影的魅⼒，更是为未来⽂学改编电影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当代电影创作只有⽴⾜于对⼩说和电影的充分理解和认识，才能将建⽴起⽂学与电影互动的桥梁，为电影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促进电影创作的发展。[参考⽂献]

[1] 杨荣.从⼩说到电影：看《红⾼粱》的改编[J].电影⽂学，2015（16）.[2] 杨丽娜.《红⾼粱》⼩说与电影的叙事分析[J].吕梁学院学报，2014（05）.

[3] 谢伯柯.⾼粱地废墟与民族式微：⽂学与电影中的《红⾼粱》[J].长江学术，2014（03）.[4] 王丽晓.浅析张艺谋电影改编特⾊――⽂学的影像诠释[J].⼤众⽂艺，2014（23）.

[作者简介] 尹秀丽（1983―），⼥，⿊龙江望奎⼈，硕⼠，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向：⽂学理论。注：本⽂为⽹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场⽆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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