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学术特色

第一篇：年鉴学派的学术特色

年鉴学派的发展简析

摘要:20世纪初,19世纪的实证史学仍然是统治西方史坛的正统模式.然而,20世纪以来,现实环境和史学家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化摧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使人们彻底抛弃了盲目自信的乐观情绪。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也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从而使西方学者的现实感、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大大增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引起了史学界的一次革命，产生了极具特色的年鉴学派。关键词：实证史学、年鉴学派、法国史学

一、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史学新趋向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史学成就斐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史学家和进步的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新思想对年鉴学派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法国史学界对史学思想的首创贡献是阶级斗争学说。如提埃里最先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其次，倡导总体历史，强调理论思维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又开创了人民群众史研究的新领域。如米细勒主张用一种“向下看”的方法研究历史。即历史著作要表现群众的精神，考察其内心生活，研究国民心理，这在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人民群众史的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领域。

法国的实证哲学或社会学对新历史学也产生了重要贡献：第一，它既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又反对传统史学的陈腐无能，主张实证研究和概括规律相结合，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综合、分析、摧理、概括等用于历史领域。第二，反对传统史学的狭隘的政治取向，主张研究人类生存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并从种族、地理、思想等方面说明和解释人类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和阶

级斗争学说使史学家注意阶级关系研究。

跨学科方法与历史综合研究，是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重要的方法论标志，也是新史学后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前提条件。

二、年鉴学派的产生及其特点

面对传统史学的衰落，一些有远见的史学家开始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探索史学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些探索中，法国学者享利·呗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对年鉴学派的创立者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了重要影响。贝尔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他主张从新的宏观角度来观察历史，以历史心理学为中心来达到历史和科学知识的综合，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模式。这一宗旨的确立，为年鉴学派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开了先河。

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吸引了大批对传统史学不满的史学家，《年鉴》杂志成了新史学家们对传统史学展开进攻的阵地。在《年鉴》杂志创办前后，布洛赫和费弗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通过他们的努力，年鉴学派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发展方向，不仅成为法国史学的代表者，而且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史坛的主流学派之一。

费弗尔和布洛赫提出了一系列作为研究工作出发点和供历史学家在实际活动中遵循的原则、方法与操作程序。费弗尔与布洛赫的对传统实证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历史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年鉴学派提出了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史学把政治史、事件史和杰出人物的个人传记当做历史学无法超越的研究对象。费弗尔和布洛赫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新史学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费弗尔说“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

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其次，费弗尔和布洛赫还充分论证了“历史认识从何处来”这个

问题。它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和“现成的”历史事实。因为不论是原始档案还是历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记载者和研究者的主观烙印。历史事实的意义在于用它来说明某个问题，历史学家对它要进行反复的选择、对比和分析，只有通过史学家的锤炼，它才从历史素材“被提升”为历史事实。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不是超然物外或活在真空之中的，他们是处在现实环境中的人。他们首先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历史学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时代的历史，其次才是自己时代以外的历史即是过去的历史。

如果要说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历史研究的特点，那就是：提倡总体史学，把研究的触角伸入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主张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 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并注意开拓史料的来源；正如费弗尔所言，历史真实的内在的动因并不在于大人物的脾气和心血来潮，也不在于敌对双方外交官的纵横捭阖，而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群众的知识、信仰和心理等因素”。另外，他们反对简单地复述史料，描绘个别特殊事件、人物和制度，主张综合分析，运用历史比较法，向史料提出问题，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

三、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的鼎盛阶段

二战后，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年鉴学派逐渐在法国史学界赢得优势。自1946 年起，刊物的视野进一步扩大，称作《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同年，布罗代尔进入杂志编委会，并与费弗尔共同创建了第六部。从此，这位第二代年鉴学派最为卓越的学者带领年鉴学派走向了巅峰，并使法国史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布罗代尔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地中海》。1949 年，这篇在纳粹集中营完成的博士论文获得出版。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主要研究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

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商业、财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第三部分涉及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显然，作者的安排是独具匠心的，充分体现了他的“多元时间”治史方法。在该书第一部分中，大量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而第二部分则主要论述了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直到第三部分才涉及到十六世纪后期该地区的政治、外交、军事史。《地中海》一书的体裁结构与传统的历史著作迥然不同。它没有以时间编年，而是以问题为线索。它没有叙述故事，而是着重分析与论述。它没有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围研究问题，而是放宽视野，选取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作为考察的对象。这部别具特色的书，展现出年轻一代在研究工作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布鲁代尔创立的历史时段理论。

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指出：“我们终于能够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我们终于能够在历史时间中区别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后来，布罗代尔更明确地把这三种历史时间分别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此对应的历史则分别被称为“结构史”（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社会组织等长期起作用的现象，变化最慢）、“局势史”（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变化较慢）和“事件史”（政治变动、人物外交、革命战争等，变化最快）。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而长时段现象则构成了历史的深层结构，这些结构支撑着和阻碍着历史的发展。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正是在布罗代尔发扬了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思想之后，长

时段研究逐渐成为法国史学的主要倾向。在长时段理论的指导下，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上，并注意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进行考察。与之相适应，研究的范围扩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习俗、婚姻、生育、死亡、物价、衣着等，

史料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了。史料范围的扩大也让许多新型的研究方法得以产生，例如计量方法的应用。布罗代尔的另一部巨著是《15 至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布罗代尔个人事业达到了巅峰。在该书中，他使用的关于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层分立的形象，为经济学家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开辟了一条新路。在不少经济学家都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而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的时候，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一书的结论中断然指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他还揭示了混淆二者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为消灭资本主义而压制市场经济是致商品生产萎缩、比例关系失调和供求矛盾尖锐化的根本原因。

在布罗代尔和其他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的努力下，法国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处于兴旺状态，并走在了整个西方的前列，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四、年鉴学派的第三阶段

1968 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年轻一代的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进人了第三个阶段。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阶段，出现 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传统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第三代学者却认为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有任何联系。因此，他们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历史上孤立的现象。此外，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在广泛探索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时，特别偏重心态史的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心态史研究甚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成为法国史学研究的主流。社会心态是历史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的变迁只能是在长时段和群体之中观察，因而，只有对社会心态进行研究，长时段研究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当代法国史学界社会心态史研究的内容从家庭、服饰、节日、礼仪、民俗到死亡、恐惧、性爱、想象都有涉猎，人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看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们在开拓新

的史学研究领域，更新史学研究方法方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另外政治史回归、叙述史复兴、事件史平反。但是回归了的政治史被深藏在物质环境中，它仅是总体历史的一个部分。由此看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们在开拓 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更新史学研究方法方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五、结束语

有人认为，年鉴史学的三大主导理念：第一，用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第二，以人类活动的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第三，实行跨学

科研究，即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年鉴学派的特点。年鉴学派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它不断突破着传统史学的局限，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著作:考文献：

[1]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刘昶．人心中的历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5]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第二篇：年鉴学派

浅析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史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整个19世纪，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称霸西方史坛。传统史学宣扬影响史观和神学史观。兰克学派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客观的，而是神意的体现，而神意是由精英的思想和行动贯彻的。”（1）

因此历史学家只关注于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将历史等同于伟大人物的传记，从而妨碍了史学家对史学客体作科学的界定。这种忽略社会大众是历史的决定者的言论，忽略社会、经济、文化等对历史的推进作用的理论，必然导致传统史学陷入困境。20世纪初，一个以宣称“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1）的学派悄然崛起，这个学派要求冲破英雄史观和神学史观的束缚，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它就是年鉴学派。

所谓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缘起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所发行的《社会经济史学报》，他们承接贝尔的《历史社会杂志》与涂尔干的《社会学报》，创立了一份新风格、新内容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标志着年鉴学派的诞生。这是年鉴学派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学派开始萌芽，到40、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这个阶段其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是以费弗尔为中心的《年鉴》杂志改组，把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学派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第二件事是，在年鉴学派的努力下，法国政府在1947年于国内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内设立了独立的第六系，即经济和社会科学系，由费弗尔任主任，主要开展经济、社会、历史等跨学科研究。60年代后发展为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派。这一阶段是年鉴学派的分化和扩散阶段，它已由第三代学者执掌。新一代的学者力求突破学派的局限，将学派扩展为运动，1978年，勒高夫正是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辞典。主要阐述“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间的联系，研究一些历史上孤立的现象”（2）。此外他们还致力于心态史的研究，使心态史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成为法国的史学主流。

美国历史学家托斯诺维奇曾说：“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团体能够望其项背。”（3）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

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成为了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4）

其实对年鉴学派的产生、影响最大的当推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贝尔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一方面他认为要打破以兰克为首的传统史学的束缚，创立一种新的史学，要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政治史、军事史，也要注意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他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解释历史。另一方面，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史学应该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结。但是贝尔的思想还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然贝尔迈出了跨学科综合研究第一步，但这一步无疑是不大胆的，他只是梦想把历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对经济学却一无所知。而这一遗留工作后来就由他的编辑费弗尔和布洛克完成的。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克退出了《历史综合评论》编辑部，联合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年鉴流派。

参考文献：（1）雍正江，《也谈法国年鉴学派》，《淮阴师范学报》2002年2月

（2）丁厚雷，《年鉴学派的历史演进评析》，《广西师大学报》，2001年4月

（3）叶明勇，田强，《年鉴学派简评》，《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7年2期

（4）伊戈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 第三篇：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

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 1929 年初创办了 《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 1946 年定名为 《经 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 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 的主要代表。编辑本段发展过程 编辑本段 发展过程

第一代 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 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 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 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 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 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代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 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 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 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 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 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第三代 到 1969 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 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 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 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

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 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第四代 进入 70 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 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 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 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 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 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编辑本段年鉴学派的意

义 编辑本段 年鉴学派的意义 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

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 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 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 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 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 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 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 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 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所谓年鉴学派，是指法国自 1929 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 份学报先后有四个刊名，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社会史年鉴、社会史论丛、年鉴： 经济/社会/文明）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 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他们以反对传统以政治事 件为主题、编年体和纪事体的历史而著称，注重历史中社会、经济、心态史、生 活史层次的研究，使得历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

一、年鉴学派的历史渊源 年鉴学派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主张历史不应当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应当是所有人的历史。他的《路 易十四时代》是近代西方第一部文化史著作。19 世纪中期的米什列在《法兰西 史》序言中指出，传统的历史有两大主题：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

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米什列之后的西米昂在《历史方法 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历史学的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一是政 治偶像，即把研究重点放在

政治事件上，夸大战争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二是个 人偶像，即孤立地描写某个历史人物，而不把历史人物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 联系起来； 三是年表偶像，即把历史事件按年表排列，不去对典型事实进行分析。1900 年亨利·贝尔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他主

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 域，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政治史、军事史，也要注意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提倡 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 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坚 持史学研究必须依靠理论的指导。贝尔虽然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但由于自身的 局限，并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那样。1929 年，吕·费弗尔(Lucien Fever)和马·布 洛克(Marc Bloch)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 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二、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期 年鉴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29 年一 1945 年；第 二阶段从 1945 年一 1968 年；第三阶段从 1968 年至今。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是第一阶段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弗尔 的主要著作有《腓力二世与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地理历史学 导论》、《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6 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为历史而战斗》论文集。此书汇集了他 1929 年后 在年鉴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史学理论的文章，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年鉴学派的观 点。布洛克的主要著作有《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封建社会》。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历史研究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提倡总体历史学(histoire totale)，把研究的触角伸人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二是提倡对历史 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 法，并注意开拓史料来源；三是重视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的研究；四是强调 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和历史学家的不断进取精神； 五是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 述史学，所谓问题史学即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研究。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年鉴学派进人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其标志是原来的 《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 人物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布罗代尔的著作很多，其中有 3 部 史学巨著为扛鼎之作： 《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除布罗代 尔外，还有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主要研究经济史，著有《18 世纪法国物价与收 人的变动》；罗伯尔·芒德录和米歇尔·弗费尔主要研究精神状

态史；路易·昂利和 比埃尔·古贝尔主要研究人口史等。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除了继承第一代学者的一些特征（如总体史学、跨学科 综合研究、重视理论建设与指导等）外，还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比第一代学者

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如广泛接纳不同流派的学者参加工作；在年鉴杂志上刊登不 同观点，甚至反年鉴学派的文章；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他们加强对历史著作的宣 传，注意研究成果的信息反馈，不断调整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注重研究者和使用 者的挂钩。1968 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年轻一代的史学家雅 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进人了第三个阶段。勒高夫著 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等。拉杜里出版有《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1294—1324 年的奥克乡村》、《罗马人的狂欢节》 此外。拉杜里还有两本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文集，分别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和《在历史学家中间》。年鉴学派第三学者不同于第二代学者，他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否认 各种历史事件之间有任何联系，认为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二是传统 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开始复兴，以至于许多人反对把第三代学者划人年鉴派范 围，而笼统称为“新史学”；三是历史人类学研究得到重视，精神形态史也有了进 一步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最著名、最有代表

性的著作是《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此书出版后，费弗尔亲自撰写了题为《走向另 一种历史》的书评，指出此书“为我们开辟了新的事业，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革 命的性质”。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主要描写地中海地区 10 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 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 势”，主要研究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 流通、物价、商业、财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 治和人”，涉及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两 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在该书的序言中，布罗代尔这样解释他的撰写结构和 意图：“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自成一篇总体说明的论文。……这样我们 便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一个地理时间，一个

社会 时间，一个个体时间”。布罗代尔的这种写作方式，深刻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 就是长时段的理论。1958 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 题为 长时段》，从理论上阐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上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学所 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 波、中波和长波之分，布罗代尔分别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 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 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 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 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

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

成整个历史发展 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 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 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布罗代尔晚年主要有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 主义》。这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主 要讨论 15—18 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 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除此之外，布罗代尔还谈到了人口、气候、耕作 技术、能源状况等等。总之，这一卷是全书的重点。布罗代尔说，他的目的就是 要把过去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日常生活引人历史研究领域。第二卷题为《形形色 色的交换》，主要讨论市场经济，包括生产、交换、经济组织等等。第三卷题为 《世界的时间》，主要谈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按地区和年代 顺序，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直到英国工业革命结束。布罗代尔晚年的另一部著作是《法国史》，原计划写三卷（即《法兰西的 特性》、《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但到逝世时只完成了第一卷。第一卷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空间与历史》，第二部分叫《人与物》。在这 部著作中，布罗代尔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法国的民族特性只能从 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象农业、村落、人口、种族、语言、习俗等

长时段 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了，因此，他非常重视法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其次，他不认为法国人应当对法国在历史上的命运负责，法国在二战中的迅速败北和二 战以后的迅速繁荣，都不是人的行为所能决定的，而是法国长时段的深层结构和 中时段的局势演变的结果。因此，首先是历史创造了人，然后人才能创造历史，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四、年鉴学派的影响 50 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整个西方史学的变革。在德国，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史学家接受了年 鉴派的主张，创办《历史与社会》杂志，宣传年鉴派的观点，倡导作为整体的社 会史研究。在英国，社会史学派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结构史。在 美国，

年鉴派的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先后出版了研究年鉴派的著作： 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斯多雅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总之，年鉴学派所开创的新史**流已经遍及整个西方，乃至世界。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非常著名的史学巨著，如斯塔夫里阿诺斯 的《全球通史》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等。

当然，年鉴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他们反对和排斥历史哲学，片面追求方法论的革新； 然 年鉴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他们反对和排斥历史哲学，片面追求方法论的革新； 忽视政治史，片面追求结构和长时段的研究；对古代史、忽视政治史，片面追求结构和长时段的研究；对古代史、现代史和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涉及 不多；用不变的观点看待历史，忽视对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不多；用不变的观点看待历史，忽视对人物和事件的研究。50 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 西方史学的变革。在德国，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史学家接受了年鉴派的主张，创办《历 史与社会》杂志，宣传年鉴派的观点，倡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在英国，社会史学派和 年鉴学派保持了密切联系，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结构史。在美国，年鉴派的

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著名的研究年鉴派的著作有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 向》、斯多雅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都是在 70 年代出版的；在纽约州立 大学还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斯多雅诺维奇认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 的重大贡献，在 20 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望其项背。在日本、拉美，在 东欧的波兰，年鉴派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总之，年鉴

第四篇：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

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 ——评介《碎片化的历史学》 马胜利

《世界历史》(京)，2009．6．137—144

[作者简介]马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9．6．137—14

4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已故的史学前辈张芝联先生颇为重视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研究。除亲自撰文评介外，他还敦促我们：“今后要继续注视年鉴学派的发展趋向，以便在一适当时机对它作出全面的评价。”①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一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②一书的翻译，现将该书的内容和观点作一评介。

一、向主流史学的挑战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在法国史学界如日中天，在公众中也享有崇高声誉。而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则敢于向年鉴学派提出挑战，并以《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评价。

多斯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历史学家，出于对史学理论的热衷，他长期关注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动态与走向，其博士论文(1983年)便以“年鉴学派”为题。尽管年鉴学派在当时代表主流史学，但多斯“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再版前言)，并对年鉴学派，主要是第三代进行了批判。最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挑战采取了“冷处理”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再版前言)。但到后来，年鉴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年鉴》杂志1989年11—12月专号以“关键性的转折”为主题，主张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并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提出的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历史学科面临着分化瓦解的危险”(再版前言)。

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斯也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在论战方面带有不少当时的印记”与一些情绪化和偏激的说法，但他重申自己“至今依然坚持在书中提出的主要批评，并没有改变对年鉴学派自

192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断续传承的系谱所作的勾画”(再版前言)。因此，《碎片化的历史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介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外交世界》周刊评论说：“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该书1987年出版，1997年和2005年两次再版。出版商写道：“作者对年鉴学派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历史的终结、人的死亡、结构的作用、对政治的放弃„„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本书为捍卫历史学展开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战斗。”

二、年鉴学派的产生及特点

关于年鉴学派的产生，多斯认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美洲和欧洲，这种总体危机或“文明危机”不仅颠覆了整个知识界的信念，也影响到历史学。人们对理解危机和对其做出反应的需求十分强烈，时代的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的诞生正好回答了时代的要求。

多斯还提出，“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叛”，《年鉴》杂志的反叛特性则体现在挑战拉维斯、塞纽博斯、朗格卢瓦等老一代史学家的实证史学方面。第三共和时期形成的法国方法学派深受德国兰克的影响，他们集结在加布里埃尔．莫诺的《历史杂志》周围，宣扬“实证科学”，主张超越哲学理论的客观和真实历史。但实际上，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看到的只是政治史，并大都宣扬爱国主义和追随共和派政权。《年鉴》杂志对史学的创新首先表现在注重经济、社会现象，主张更全面的历史；其次是倡导“问题史学”。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提出：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根据史料写作，而应向史料提出问题，并将其纳入一个总问题。

但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倡者，他指出，早在1900年，亨利。贝尔创建的《历史综合杂志》便抨击方法学派的史实崇拜和简化主义，提倡综合性的全面史学。费弗尔和布洛克最初是该杂志的合作者，后来觉得亨利·贝尔还不够激进，他们才创立了《年鉴》。而且，早在18世纪，伏尔泰在《史学新论》(1744年)和《论各

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40—1756年)中便提出了“全面历史”的纲领。夏多勃里昂也在《历史研究》(1831年)中写道：“历史应当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家的技巧到工匠的手艺，从绘画、雕塑和建筑知识到经济知识，这一切都应被纳入其中。”米什莱也倡导一种把现实中的所有表现都纳入同一运动的“全面史学”。他在批评基佐和蒂埃里只重历史细节时指出：“史学方法在两个方面仍显薄弱：一是物质性太少，只看到种族，看不到土地、气候、食品，以及肉体和生理方面的状况；二是思想性太少，只谈法律和法规，不谈思想、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重大演进。”(82页)

拒绝政治也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他们抨击政治运作、议会活动和政治党派，甚至对国家也提出质疑。因此，布洛克和费弗尔“制定出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方法，完全抛弃了他们视为多余、附属和死点的政治领域”(13页)。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大幅下降，只占论文总数的2．8％。与此同时，坚持传统立场的《历史杂志》的政治史论文却占49．9％。另一方面，《年鉴》杂志的经济史论文占论文总数的57。8％；而在《历史杂志》中只占17．5％(39页)。关于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碎片化的历史学》写道：马克思主义“既是年鉴学派范式的敌手，又是它的先驱”。从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法国大学教授中传播，年鉴学派从中汲取了众多启示。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年鉴学派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力图囊括和把握所有现实。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不同，对年鉴学派而言，“历史主义在右边，马克思主义在左边，处于中间的年鉴学派代表第三条道路”。多斯还进一步指出，后来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的关系日渐密切。所以，关于《年鉴》杂志代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57页)。而且，年鉴学派并未推出一种历史哲学：费弗尔既不赞同马克思也不赞同韦伯，而是主张所有事物相互依赖的笼统观念。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很少注重探索历史规律，尽管他们也宣扬问题史学，但自发的经验主义使他们更重视“怎么样”而不是“为什么”(83页)。

此外，《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多次肯定了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人本主义观念。他指出，布洛克和费弗尔认为人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惟一对象，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只能是人类史„„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事件也是人类所为。史学家的任务便在于此。”但多斯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则抛弃了上述立场：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把史学领域变成一个不以人为中心或完全没有人存在的领域。他指出，新的年鉴学派抛弃了两位创始人精心保护的史学基础，从而使历史学面临丧失自身特性的危险(85页)。

三、承上启下的布罗代尔

《碎片化的历史学》也介绍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西方对历史的认识，战后西欧的衰落更加明显，世界的命运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非殖民化、科技革命和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面貌。“新的形势使历史学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各大洲人类之间的信息沟通方面。因此，史学论说必须重新确定方向：单纯的民族国家史不再受青睐；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更加靠近。”(90页)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历史学造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多斯指出：当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推出社会人类学时，其称霸野心远远超出社会科学领域，他的反历史主义观念把神话和音乐看做“消灭时间的机器”(98页)。历史学被贬为一种素材和一门充满偶然性和排斥所有模式化的学科。因此，“为抵御结构主义的攻势，布罗代尔在借鉴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对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最初的方向进行了修正”(98页)。

布罗代尔决定以历史学家的王牌一一时段来应对列维一斯特劳斯，用近乎永恒的“长时段”把历史结构化。布罗代尔把时间性分成性质和长短各异的三种节奏：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多斯对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提出异议：“把时间一分为三，并划定其各自领域，这是主观臆断的做法。”布罗代尔把短时段的事件看做“水面的浪

花”、“表面的装饰”，这种“贬低事件和抬高长时段的做法暗示着对政治的摒弃”(43页)。多斯进一步指出，布罗代尔的结构史学造成的后果是：人类的作用被贬低为一种集体力量，并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布罗代尔也承认：这种历史分层导致“人类被化解为一群人物” ③。在这里，长时段成了人类的逃逸线，因为它引入了超出人类控制的规则。布罗代尔甚至说：“我所做的就是反对人类自由。” ④尽管布罗代尔仍把人类社会作为中心对象，但却把社会等级视为最重要连续性。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任何平等诉求都是幻想：“只有被精英领导的社会才是正当社会。” ⑤基于长时段的理论，布罗代尔还提出：地理和气候是解读社会的工具。因此，英国和英镑的霸权主要在于“一个受狭小空间局限的国家具有好斗的倾向”；“近代法国的落后是由于它过于庞大”。关于18世纪人口数量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普遍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只有依据气候变化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但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似乎并不赞赏结构的概念：“结构是个很时髦的词，它甚至也渗透到《年鉴》中，我认为这有些过头了。”(106页)但此时的费弗尔已到垂暮之年，而雄心勃勃的布罗代尔则决心树立自己的权威和赢得一场博弈。

多斯多次强调布罗代尔的组织才能和称霸雄心：“他像君主和国家元首一样领导着他的事业。”⑥作为实权人物，布罗代尔“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机器奠定了一种体制基础，从而实现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整合”。为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并控制了历史著作出版发行的所有环节：负责出版历史丛书的大都是年鉴学派的人，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一时间，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了。布罗代尔从1968年后退居二线，但对新史学派的史学家而言，他仍是无可争议的掌门人，并始终无所不在。多斯指出，使布罗代尔在晚年仍颇具影响的原因在于长期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威信扫地；消极和悲观的人们从布罗代尔那里得到了安慰，因为他指出：过去的人们也和现在一样无能为力；用长时段的尺度来衡量，任何人类意志论都毫无意义(144页)。

四、破碎的新史学

多斯对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明显不同，他对费弗尔和布洛克曾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对布罗代尔既表示敬重也提出批评；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则主要持批判态度。

关于第三代年鉴学派形成的背景，多斯写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性危机令工业社会陷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也转向社会的停滞和平衡状态。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人们对其抗拒力、稳定结构和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西方人开始感到，自己并不能创造全人类的历史，知识分子也力图挣脱自身的社会历史局限，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外部世界。由此便出现了历史学人种学化的趋向。多斯还认为，历史学的人种学化还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反应：一些人曾试图创造历史，但却遭到失败；戴高乐下台后，法国沉闷和僵化的政治背景阻碍了史学家的积极进取与宏观思考。

进步理念的危机为前工业社会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西方人重新发现了旧日的魅力。于是，历史学家开始借用人类学的分析工具来再现逝去的时代。新史学也全身投入对传统的探寻，年鉴学派把历史的重大时刻抛在一边，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甚至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如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年鉴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开辟了研究感受性和物质文化的新领域。“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种学家的角色。”(156页)“系列史”是新史学的重要表现。计算机的使用令量化历史资料和细化历史主题成为可能，由此便产生出系列史。多斯认为，系列化有助于丰富内容，但前提是注重系列间的关联。而实际上，系列史把结构分化为事件系列，却未阐明系列间的过渡问题。系列史仅满足于表明某个系列特定的因果关系，因而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解为众多异质性对象。“这种解构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236页)结果，在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家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了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原

料”。因此，多斯认为，系列史实际上同布洛克、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主张的“全面历史”分道扬镳了。当然，新史学的专家中也有人拒绝跟风，依旧坚持全面史观。乔治·迪比强调：社会是个整体，不可能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割裂开。

心态史也成为新史学的优选对象。早在1965年拉布鲁斯就提出把“抗拒力”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而最能抗拒变化的当属心态。年鉴学派在心态史研究方面产生了不同流派。乔治·迪比对婚姻的研究旨在透过心态来揭示社会，从而使中世纪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雅克·勒高夫重视想象史，在他看来，想象史的意义在于扩展史学领域，丰富研究对象。菲利普．阿利耶斯研究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他一下子纵观数百年，却从不探究导致变化的根源。因为“他并不觉得各个时期对死亡的感受性都有其背景，而认为这些集体的无意识是超越环境的”。让．德吕莫通过系列研究来揭示集体的无意识，他也把恐惧视为一种结构和人类本能：“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而米歇尔·佛维尔则不沉迷于永恒不变的历史，并深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区别。在对死亡的研究中，他分别阐述了人口演变和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等基础因素，以及个人和家庭分别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了机械的解释。他对心态史的定义是：心态史是总体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是以心态史和想象史来取代社会史，尽管雅克。勒高夫等人告诫说：心态研究不应是黑夜中的漫游，而应成为揭示真相的手段(195页)。

《碎片化的历史学》还着重批判了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违背“祖训”，否定人类中心地位的历史观。在他所著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中，人类既不是研究对象，也失去了中心地位。但是，“勒华拉杜里认为，剥夺人类的中心地位是件有意义的大事，他将此比作历史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175页)。勒华拉杜里把他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定名为《不变的历史》。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季节、周期，以及日常恒定现象。以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史学派甚至用计算机构建出历史幻想的模型，他们在进行计量研究时排除了美国历史

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独立战争，但其研究结果却表明：即便没有这些事件，美国也会有同样的经济增长(219页)。这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提出的严重挑战。

多斯还指出，晚年的布罗代尔也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观念提出了批评：“我的门徒们没有遵循我的教诲„„我的接班人和我之间存在巨大鸿沟。”(146页)他最不满意之处是他们放弃了总体历史的宏大目标，一头扎进心态史领域，并不顾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他认为，这必将断送历史学统领其他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

五、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政治转向

读者不难看出，《碎片化的历史学》带有明显的论战风格，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使作者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弗朗索瓦·孚雷、勒华拉杜里、阿兰·贝藏松、雅克·奥祖夫、克洛德·梅利昂、皮埃尔·戴勇，让·尼古拉、罗贝尔·博诺、雅克·尚巴兹、德尼·里歇等年鉴学派重量级人物都属于离经叛道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曾拥护共产主义，后来又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分子。“50年代是这一代人成型的关键时期。如今，他们以同样极端的冲动来否定自己曾吹捧过的东西。昨天的上帝成了今天的魔鬼。”波兹南事件、布达佩斯事件、苏共20大、布拉格事件、雅鲁泽尔斯基上台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烙印。例如，194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孚雷曾拥护斯大林主义，后来又对其深恶痛绝。上述经历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并在1968年加入埃德加．富尔内阁，最终又皈依了阿隆主义。而勒华拉杜里则是为了洗刷其父曾任维希政权部长的污点而参加了法共，后于苏共20大后交回了党证，并在1978年加入了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成丁现存秩序的捍卫者(202页)。

多斯指出，趋于保守化的年鉴学派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攻击。他们谴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迫害理论和所有灾难的根源，其目的论是一种犹太基督教观念，旨在鼓动大家创建虚假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多斯也承认：在年鉴学派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对乔治·迪比而言，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启示价值。雅克·勒高大则被誉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家。年鉴学派中一些

研究现代社会的专家也追随马克思主义，如心态史专家米歇尔·佛维尔和罗贝尔·芒德鲁，以及在研究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专家皮埃尔．维拉尔。

在法国的思想和政治界，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历来是重要的分水岭。在这方面，《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还对孚雷、里歇等人否定大革命的看法进行了剖析和抨击。多斯指出，孚雷和里歇1965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把事件纳入了长时段，从而使它变得微不足道，甚至与1750-1850年法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开明贵族与资产者的融合本可以实现一种没有冲突的变革，而人民群众闯入政治舞台打乱了这一正常进程，因而这是“一种贸然和倒退的行为”。皮埃尔·肖努甚至声称：“我们从未看到过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书面命令，但我们却有巴莱尔和卡诺关于灭绝旺代的指令。每次从卡诺中学大门前走过时，我都会往地上吐唾沫。”⑦而莫纳。奥祖夫则否认共和二年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创举，他研究革命节庆是为了表明1789-1799年的节庆活动所表现的是秩序而不是喻悦，是强制而不是想象，“革命狂欢实际是个令人大失所望的故事”⑧。孚雷在把大革命说成“侧滑”和“插曲”之后，在1978年又提出：和任何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因为“人民至上”观念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多斯把孚雷的观点看做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呼应(226页)。

六、年鉴学派的遗产

《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历史表明丁一个从兴旺到逐渐衰落的过程，三代年鉴学派之间有连续性也有断裂。首先，它们都否定政治，将政治视为死点。其次，它们都从其他社会科学攫取新成果，并力图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为此，年鉴学派大力开发新领域：心态取代了意识形态，物质性取代了唯物主义，结构取代了辩证法„„关于断裂，多斯指出：首先，与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不同，第三代年鉴学派不再把人类当做历史研究的基点，勒华拉杜里“没有人类的历史”将此推向了极端。其次，随着人类被边缘化，第一代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研究变化的历史科学变成了僵化的历史：“几乎一成不变”的历史是布罗代尔1950年

推出的定义，“永恒的历史”则是勒华拉杜里1973年提出的口号。由此，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彻底放弃，历史也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最重要的断裂表现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历史的解构和对整体观念的放弃。布洛克和费弗尔曾特别强调他们对全面历史的依恋；而如今的年鉴学派却热衷于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阶段，时间性从单数变为了复数；到第三代年鉴学派时，历史则被分解成了一摊碎屑(234页)。

多斯在分析年鉴学派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年鉴学派的成功在于它杰出的开放性和适应能力，而这种开放性和适应能力则旨在应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挑战，保持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继30年代收编了维达尔的地理学派、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以及心理历史学后，在50年代又收编了统计学和人口学，而后又在六七十年代收编了人种学和人类学。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表明，具有开放特性的年鉴学派凭借其巨大的能动性获取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并生产出极其丰富的史学成果。”(235页)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个学派仅满足于经营自己的遗产就必将陷入危机。”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从社会科学中汲取养料后便抛弃了自身的特性，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历史学逐渐失去了自我，从当初的生机勃勃发展到后来的岌岌可危。有人担心，“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乔治．迪比宣称：“我们走到了尽头„„”皮埃尔．维拉尔甚至断言年鉴学派：“已经死亡了”(235页)。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代年鉴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不愿改变路线，仍主张解构历史和照搬其他学科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回归第一代大师，注重全面的历史，把综合方法作为史学的基础。最终，从1988--1989年起，在新任编辑部秘书长的贝尔纳．勒珀蒂的推动下，《年鉴》杂志在方向上做出了重大改变：阐释学被树立为理论的本源；行动者受到重新关注；时间形态被重新确定，短时段再次受到重视；超脱时间的观念受到质疑(再版前言)。

《碎片化的历史学》在勾画了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兴衰之后，还对史学今后的复兴和发展提出了见解。多斯写道，如今，更新史学论

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已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在年鉴学派中占主导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与厚古薄今的观念实行决裂。史学研究应当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因为排斥事件导致历史学走上了消解自身特性和功能的道路。历史学当属惟一能把握系统与事件、长时段与短时段、结构与情势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实践活动。然而，多斯并不主张回归传统史学：“我们不主张回到拉维斯的事件史学，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由结构促成，并可引发创新的事件。”(241页)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兰所说：“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241页)

七、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接触和了解当代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名著，这其中也包括法国的年鉴学派和新史学。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有关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介绍文章和译著出版，如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使我国读者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初步认识，并从中获益匪浅。但这种了解还只是初步的，往往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则以大量事实向我们揭示出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发展过程、内部分歧、优势劣势，以及该派史学家们的政治经历、思想倾向和相互关系。本书的这些大量“内部情况”无疑能使读者从正反两方面更加深刻和立体地看清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学术价值和未来前景。

其次，本书作者对年鉴学派的批判态度还折射出法国史学界历来具有的重要特征：政治倾向鲜明、论战性和感情色彩突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例如，二百多年来，法国大革命史学就是在论争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复辟王朝时期，博纳德提出了系统的反革命理论，他的《革命史》(1820年)把法国革命描绘成“一条可怕的

眼镜蛇”；自由派代表人物斯塔尔夫人在《论法兰西革命》(1818年)中则指出，1789年的革命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梯叶里、米涅、梯也尔、基佐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则用第三等级反对特权等级的观点来解释法国革命。19世纪30年代后，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卡贝的《人民的法国革命史》(1839年)主张继承1793年失败的事业；路易．勃朗在《大革命史》(1847年)中提出：大革命源于久远的造反精神，甚至来自上帝。第三共和国确立后，巴黎大学创立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共和派史学家奥拉尔占据此位四十多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马迪厄反对奥拉尔赞扬丹东的观点，而对罗伯斯庇尔倍加褒奖。出于对丹东的厌恶，经常往返索邦大学的马迪厄坚持绕行而拒绝从奥德翁地铁站口的丹东像前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大革命史学分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大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其代表是勒费弗尔、索布尔。无政府主义史学则否定雅各宾专政，赞扬共和二年自发的民主运动，其代表是盖兰。新自由主义史学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大革命纳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整体中。孚雷是修正派的领军人物，他提出法国革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一场观念革命，认为雅各宾派掌权使大革命“侧滑”，并成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总之，法国史学界对大革命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国200年来社会政治生活的缩影。而事实也表明，法国的史学恰恰是在这种论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多斯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家，他在书中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批判态度显而易见。这不仅会使读者从他的视角审视年鉴学派和新史学，也能体会到“法国式的”史学论争。

最后，我们透过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还能体会到：法兰西是个重视历史研究和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民族，它以众多令人瞩目的史学流派、史学大师和史学名著而在世界史学领域享有盛誉。无论是法国的实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年鉴学派，它们都在国际史学界享有重要地位。笔者曾有幸拜会过本书中提到的布罗代尔、拉布鲁斯、孚雷、索布尔、佛维尔和勒华拉杜里等史学大师，并拜读或翻译过他们的著作。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的研究成果却都令

人获益匪浅。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法国史学界的巨大活力和卓著成就。 第五篇：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

作者：佚名 心理文章来源：lansin 点击数：191 更新时间：2007-7-7

新精神分析学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又称精神分析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G。科里认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七位：C。荣格、A。阿德勒、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E。埃里克森和W。赖克。他们均受到过S。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反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概念和人格结构说，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创导了有关人格理论和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些新概念，从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在这七位心理学家中间，前五位提出了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观点直接相违的理论。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现时的心理活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都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格是对早先经历的固恋，并由早先经历所决定。虽然他们也承认无意识因素的存在，但并不过分强调无意识因素与人格的关系，但认为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这五位心理学家在与正统的精神分析发生基本分歧，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因此经过普遍的同意，被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而另外两位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和W。赖克，虽然也被史家列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成员，但他们基本上仍被认为是正统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圈内”人物。下面简要介绍前五位心理学家的观点。

荣格对弗洛伊德发生兴趣是在他读了被誉为名著的《梦的解释》之后，为此他根据实践体会写成《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他与弗洛伊德的挚友关系保持了7年之久，后来因为对里比多能量的解释不同，遂发生分歧，以致决裂。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主要是由性和攻击性能量构成的。他把由被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性的奋争所产生的能量看

作为人格的内驱力，而荣格觉得这种观点太狭隘，相反，他认为里比多是问题产生时就被集中运用到这些问题上的普遍的生物的生命能量，它从本质上讲不是性欲和攻击，而是一种能用于延续个人心理生长的创造性生命力。在体现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的观点方面，荣格强调意图和目标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不仅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划分的发展阶段上看出：（1）童年期，即从出生到青春期。这一阶段为早期，里比多能量用于学习行走，交谈和其他各种生存所必需的技能上。5岁以后，里比多越来越多地指向性活动，在青春期达到预峰。（2）成人早期。即从青春期到40岁左右。在这一阶段中，里比多能量指向职业、结婚、抚养孩子、社交等方面。这阶段的个体具有开朗、精力充沛、感情易冲动和激昂豪放的特点。（3）中年期，即大约40岁到晚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外倾的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转变到具有更成熟的文化、哲理和高尚价值观的个体。这阶段应当满足的需要不再囿于职业、配偶等，而是寻求继续生活的根本意义。上述三个发展阶段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着生活目标。荣格认为，生活目标是精神的和谐。个体一旦了解自己精神的不同部分，把各个组成部分提示出来，那就会萌发一种对它们进行整合的趋向。这种趋向称作“超越功能”，它是一种对人格的统一、完善和整合的永恒追求。换句话说，个体只有熟知自己的全部精神结构，并用超越功能进行完美的协调，才能达到自身展现。由此可见，荣格关注人性的乐观和创造的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为完善而奋斗，为目的和意义而生活的作用上。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在诸如性的因素、人格、无意识、梦、快乐与痛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有分歧。个体心理学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因素决定人格。在阿德勒看来，个人的精神生活总有一个不断追求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追求优越。人对优越的渴望导源于人的自卑感。一切人在开始比自己强的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从而产生自卑感。有些人患有器官疾病，或视力不济，事消化功能差，或天生心脏有毛病，或肢体残疾，这些生理缺陷由于环境给予

的压力在个人生活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从而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的情感激起个体追求补偿的力量，正是这种补偿成了个体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因此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的差异主要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气氛的影响。家庭环境指影响每一家庭成员的社会事实，包括出生顺序，双亲还是单亲家庭等。家庭气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关系的性质，如追求优越时的主动和被动，建设性和破坏性等。而且，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开始是为个人目的去奋争的，后来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使个体与别人交往时产生情感和自居作用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产生社会兴趣。这种社会兴趣不仅指个体对所爱者和朋友的直接一致的感情，而且包括了对现在和未来的全人类感情。社会兴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与别人合作和帮助别人的准备状况；二是在对待别人时保持了多予少取的倾向，三是对别人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能力。当个体带着社会兴趣去追求优越时，完美社会的现实作为首要动机取代了个体的完美化。正如科里所概括的那样。在阿德勒看来，个体基本上是因社会刺激而被激发起来的，行为是有意图并指向目标的；个体为克服自卑感的需要所推动，并为追求优越所牵制。因此，个体试图通过补偿，也即通过发展一种目的在于寻求成功的独特的带有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来克服这些基本的失助感。

沙利文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深刻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面对由这些因素造成的精神病发病率的大大增高，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在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弗洛伊德本能论和泛性说的不切实际，转而注意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说。沙利文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在这种模型或完形中，有两种基本的倾向或需要：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前者为生物方面的，后者为心理方面的。人从幼年时，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便不断为

满足这两种需要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心理组织，称之为自我系统。在自我系统中包含着各种功能和次功能。动能是有自我意识的功能，他们可以在个体涉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时刻，探究人际关系间的重要意义，执行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发生。沙利文还特别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因素，认为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具备在文化环境中应付各种符号化的能力，从而先后获得三种人际经验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应模式和综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不能区分自己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与别人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往往认为别人的追求跟自己的追求不一样，或者相反，认为自己的追求跟别人的追求一样，这说明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尚未形成自我系统。不完善反应模式是指个体在自我系统形成后，把自我系统作为对人际关系的知觉和概念的一个过滤器或参照系，使其带有一种明显的防御性质。当外界事物或评价与自相符合时，就会产生焦虑，对自我产生不正确的评价，陷自我于矛盾之中。这时自我系统就会出来干预，把这种不相符合的现象归咎于他人或事物，认为是别人不理解他或嫉妒他，或认为是外界事物妨碍了他，这就是不完善反应模式，综合模式是指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综合发挥作用，这些作用有积极的如升华，也有消极的如分裂和情动性反应错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例如，当个体经常遇到否定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心理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为了减轻焦虑，他就会发挥动能的功能，或调节自己的自我系统去迎合他人的评价，或企图回避导致焦虑的人际情境，或对他人的评价作出歪曲的反应，等等。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认为，弗洛伊德论及文化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仅为一种量的关系，这是错误的。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质的关系，是文化倾向的性质与个人冲突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出生以后，就面临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如果家庭环境不顺遂，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与基本焦虑相对立的是基本安全，只有个人寻求

安全的需要才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个体为了克服焦虑，就会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也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了十种精神神经病需要：（1）爱和称赞的需要；（2）同伴的需要；（3）限制自己生活于狭窄范围内的需要；（4）权力的需要；（5）剥削别人的需要；（6）社会承认和特权的需要；（7）个人羡慕的需要；（8）个人野心的需要；（9）自足和独立的需要；（10）完善的需要。这十种需要又被归为三类：即趋向接近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屈从态度（“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趋向反对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攻击态度（“如果我有权力，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趋向脱离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退避态度（“如果我避开，什么都伤害不了我”）。霍妮认为，这三种类型，在正常人身上也有表现，但他们根据客观情况灵活应用。然而，在有严重焦虑的个体身上，三种类型同时发生，只能使他陷入冲突之中，加深了已有的焦虑。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基本冲突，个体可以不自觉地把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两种压抑入无意识，只让剩下的一种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压抑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于是个体便在无意识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意象或自我，以求获得一种综合性的解决瞎种理想 化的自我意象包括着想象的成分，以一种色彩美化一切，使一切矛盾化为和谐。实际上，这是一个人把本误码发挥金如土自已潜能力量的自我变为专门追求理想化实现，使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产生矛盾。这便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

弗罗姆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和泛性论，强调束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决定性作用。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可以看作是背离正统精神分析路线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人因为与自然界和其他人逐渐隔离，所以产生寂寞和孤独之感。人从早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本身的特殊化即个性化过程，向着与动物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了自我知觉、推理和想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要比动物有着更多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日益。人们获得的自由越多，随之而来的不安全也就越大。在弗罗姆看来，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也是如此。人

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剥削与竞争的冷酷现实和病态的社会现象，湮没了人们彼此合作与互相翔的爱的本性，反而产生孤独、恐惧和迷惘之感，逃避自由。现代人面临的最根本的矛盾是：生与死的矛盾；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人虽超越了自由，但深藏着“孤独感”和“分离感”。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人渴望获得下述几种心理需要：（１）关属性需要，包括与别人的关联和自恋。健康的人通过广泛的爱，包括亲子之爱，男女的爱恋之之情，对自己的爱，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友爱，以满足心理上关属性的需要；不健康的人则顺从别人或以强力支配别人，将安全依赖于别人的不同表现形式，结果产生非理性的自恋。（２）超越性需要，包括创造性和破坏性。健康的人在超越动物、摆脱被动性和偶然性的过程中，进入了有目的的和自由的领域，变成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包括活动和关怀，对自己的创制口怀有深切的爱；不健康的人不仅不能创造生命，而且破坏生命，把毁灭生命也看作是一种超越。（３）根植性需要，包括母爱和亲缘关系。健康的人渴望不与自然分离，不与母亲、血亲和大地分离，因为这是省略的源泉，扎根的所在；不健康的人只爱少数人，只对少数人产生友谊，他们尽力保持和延长亲子关系以致大力依附于家庭等，歪曲了根植性的本来含义。（４）同一感需要，包括独立性和顺从性。健康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是与别人有所区别的，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为了与集体取得一致甚至不惜放弃所爱，以致甘冒生命危险；不健康的人对一切都采取遵奉态度，盲目顺从，在集体中湮没了自己的个性，因而达不到自我的充分实现。（５）倾向性构架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健康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与客观现实相接触，全面地解释生活，客观地把握世界；不健康的人则用不健康的方法建造构架，不管它是真是假，以主观代替客观，把幻想当作现实，结果失去了与客观世界的接触，生活于想象之中。由此可见，弗罗姆把解决矛盾的期望寄托于人本主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