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以礼入法”及其对当代法治社会的启示
何谓“以礼入法”，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
非也。而“以礼入法”则是古代传统法制发展中的一显著特色。
从奴隶社会到延绵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礼与法的特殊关系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并慢慢沉淀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土壤中。
一、”以礼入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过程
广义的“礼”，包括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礼仪习俗，其基本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燕居》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
上至奴隶社会，下至封建王朝的末期，“以礼入法”对封建法制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周公制礼”便是“以礼入法”的在奴隶社会形成最初阶段。在西周，礼作为中国古代早期习惯法的一种法律渊源，是西周习惯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经过周公制礼的立法活动而产生的周礼，自然具有国家政治法律规范的性质、功能和作用。所以古人也就有“寓刑于礼”“律出于礼”等说法。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提出以及发展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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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更为““以礼入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载体，儒家强调的“礼治”“德治”“人治”是要求建立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以礼入法”在封建王朝中逐步发展成儒家思想的法律化的有效手段。在此后，“以礼入法”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到互不可分，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封建法制文化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巩固封建王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儒家的纲常伦理正式融入法制，礼法合一，“以礼入法”正式确立。 “三纲五常” 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尊则，被董仲舒及后世经学大师立为德礼教化和立法的根本原则。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儒家经典的法律化和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和法律制度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蔚然成风，引经据典及律令章句之学蓬勃兴起。
魏晋以后，继续贯彻儒家所倡导的礼仪原则、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精神，立法活动掀起引礼入律的新高潮。“峻礼教之防，尊五服以制罪”的产生，“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重罪十条”制度的确立，就是引礼入律、礼法合流的重要表现。
隋唐时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定型期。隋《开皇律》对北齐律中的儒家化法律大多予以承袭，唐《永徽律》极其《律疏》的颁布，不但使“一准乎礼以为出入”的原则具体贯彻到各项律文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立法理论上将前代法律儒家化的努力系统化、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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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宋、元、明、清诸朝的法律均以《唐律》为蓝本，“以礼入法”绵延了上千年。
二、”以礼入法”的本质，以及对中国封建法制的作用。
礼，探究其起源，我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国家，农耕文明的“靠天吃饭”基于其地域的封闭性，使早期的“祭祀礼”的出现。随着阶级的分化、礼的丰富，统治者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最终形成了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礼治，将法之公正性从属于礼的等级性。
礼从本质上说，它体现的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礼治就是建立在宗法结构基础之上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体系。以血缘为纽带宗族家庭伦理观念，其中“尊尊、亲亲”成为礼的核心内容，等级制是礼的基本原则。封建中央集权的维护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将封建等级秩序、纲常伦理观念融入法律，以约束限制民众的行为，使他们安分守己不会反抗朝廷推翻政权。
由礼的起源和本质可以推测出，”以礼入法”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
积极影响：
(一) 礼，成为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封建法制的
形成与发展。”以礼入法”形成了亲属相隐、八议入律、、录囚恤刑、秋冬行刑、存留养亲、十恶重罪等许多制度，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所独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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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似的儒家思想与法家已经创制
完成的法律规则结合起来，并有所发展，从而奠定了中华法系儒家结合的基本样式。
(三) 维护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有秩序的国
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法制向文明发展的进程
消极影响：
(一) 封建法律逐渐成为人情法，实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制社会。法律失去独立性，”以礼入法”，影响了法律的公平正义性，中国封建法制亦成为礼的载体。
(二) 司法官员容易造成主观臆断，易滋生司法腐败。如“春秋决狱”的制度，官员依据儒家经典解释法律判决案件的司法实践，强调官员的主观情感判断，容易受个人的修养道德观等对案件作出不公判决。
(三) 法律与道德礼仪高度混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封建发展的自由全面发展。阻碍我国的封建法律始终未能形成结构合理部门完善的法律体系，使我国古代的法律系统仅仅停留在“礼法合一”、“民刑不分”的局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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