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蒋子龙小说中的改革者形象

【内容概要】：本文拟通过考察蒋子龙小说中的改革者，了解文革后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改革小说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以及反应当时改革步伐的经典化过程，揭示它虽获得盛名、却在诸多方面与文革文学之间有着亲缘关系的悖反的秘密。从而纠正多年来人们关于所谓“新时期”发端之时、文学及其环境特点的似是而非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它所代表的“改革文学”获得成功以及它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以窥探所谓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和历史的走向。 在80年代文学中，蒋子龙的名字与工业改革题材小说密不可分。与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的社会改革运动，对于传统的生产方式、人际关系和社会价值观都有着极大的冲击，传统的工业生产与管理、工业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蒋子龙立足于工业生产实际，以宏广的视野和敏锐的观察力，对当代中国工业改革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深入的思考，使工业改革题材小说创作与现实改革紧密相连，并博得社会广泛的关注。

蒋子龙工业改革题材小说最突出的特色是其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注。蒋于龙对现实工业改革具有强烈的敏感性，能够深切把握到改革的意义及其对社会生产全方位的促动。他将工业改革置于当代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客观宏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既凸现出他的现实忧患感和对现实改革的迫切渴盼，又展示出现实社会发展的律动和人们生活文化变迁的纵深图画。深广的现实视野和对现实的热烈关切，使蒋子龙的创作充满理想和激情，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典型改革人物形象的着力塑造是蒋子龙工业改革小说第二个突出的特点。1979年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上任记》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改革中的开拓者形象——乔光朴。他性格粗犷刚毅，忠于改革的事业，有锐意进取的精神，充满蓬勃的朝气，具有雷厉风行的作风，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力量。乔光朴这个具有典型性的工业改革家形象。乔光朴是一个中年干部，他面对\"文革\"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主动请缨到某电机厂任厂长。他一上任，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他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对阻挠势力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使工厂在短时期内改变了面貌，并充满了发展的生机。乔光朴在工作上敢于开拓，在生活与爱情上也表现出了相应的性格。在作品多角度的展示下，乔光朴的正直高尚、坚韧不拔的人格精神，果敢善断、不畏艰险的性格特征和杰出的企业管理才能等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光彩照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形象是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中较早出现的改革者形象，因其人格魅力而博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当代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也成为后来同类形象的难以超越的一个模式。

乔光朴之后，蒋于龙又塑造出车篷宽(《开拓者》)、高盛五(《人事厂长》)、牛宏(《锅豌瓢盆交响曲》)、宫开宇(《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等同类文学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从总体而言未脱离乔光朴模式．但他们的性格各有特点，他们与乔光朴一起共同构成了蒋子龙作品中被人们称为\"开拓者家族\"的人物形象系列。

蒋子龙塑造上述\"开拓者家族\"人物形象时，主要储重点是将人物置身于激烈矛盾的中心，通过人物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表现人物。但是，蒋子龙同时也还注意展现人物生活的多侧面，并对人物内心世界也有一定挖掘，所以，尽管上述形象系列不同程度存在着理性色彩过强、形象丰满性欠缺的不足，但人物的个性还是得到了一定表现的，也显示出一定的形象魅力。他们从总体上给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人物形象系列中添上了一道灿烂的风景。

蒋子龙的工业改革题材小说，还关注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具有现实的针砭性。如中篇小说《开拓者》，就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德才兼备的车篷宽具有改革远见，对现实经济体制的缺陷有明确体察并提出改革设想，但结局却是以无奈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拜年》也对现存干部体制的弊端有所揭示和抨击，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权力的追求与维护已经异化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灵。此外，《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也提出了干部体制改革的问题，《赤橙黄绿青蓝紫》则关注工厂青年的思想和生活，展现当代青年工人的新的风貌和思想现状，要求社会予以理解和关怀。蒋子龙的这些作品，表明蒋子龙对改革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深度，也显示了他在强烈激情之下蕴含的内在理性。

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1985年发表的《阴差阳错》和1986年发表的《收审记》也呈现了新的

面貌。与蒋子龙以往改革小说的理想主义和着重描写改革先行者不同，这两部作品重点展示了改革中的困境，并借对这些困境造成原因的挖掘，对民族文化、民族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了深人思考。显然，这两部作品意味着蒋子龙的自我拓展，也使他的工业改革小说显得更加凝重，更富有真实性。

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1985年发表的《阴差阳错》和1986年发表的《收审记》也呈现

了新的面貌。与蒋子龙以往改革小说的理想主义和着重描写改革先行者不同，这两部作品重点展示了改革中的困境，并借对这些困境造成原因的挖掘，对民族文化、民族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了深人思考。显然，这两部作品意味着蒋子龙的自我拓展，也使他的工业改革小说显得更加凝重，更富有真实性。

1984年前后，蒋子龙的创作有所变异和发展。在创作题材上，他将描画改革的笔触深

入到乡村改革上来。《燕赵悲歌》就表现了改革大潮中的乡村新貌．并塑造了武耕新这个具有现代农民气质的当代农民企业家形象。《蛇神》更是脱离了改革小说的轨迹。作品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他有重情祟美的理想主义个性，亦有游迹于现实的人情练达，更有与白露婵的情缘、铁弓岭行医的传奇经历。\"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的循环，交织在他的身上，使这一形象充满了悖反性，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是中国新式农民的形象，是八十年代的创业者。他既有古来燕赵志士的热肠，又有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感。每当想到这些年来，乡亲们跟着他“年年忆苦年年苦，天天思甜没有甜”的时候，他灵魂中总有一种羞愧感在烧灼，恨不得“当场一头撞死”。武耕新“思想上出一身透汗”，把大赵庄“前前后后的曲折和灾难想透”了。他对农村工作多年的积弊看清了，对新时期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看准了。所以，他义无返顾，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特别可贵的是，他怀着清醒的历史感，慧眼识人，冲破陈规陋见，量才用人：“种田能手承包土地；头脑清楚、有心路的明白人搞工业、管理企业；会做买卖的搞商业；能工巧匠当工人；能耐人跑业务；瓦木工进建筑队盖新村。”这条理是何等清楚。

就这样，贫穷这个词，在赵大庄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铺出来了，清一色的红砖大瓦房，盖起来了，高度相等的电视天线，立起来了。大赵庄变成个大城镇了。 开拓革新、建功立业的路历来是不平坦的，“事修而谤兴，道高而毀来。”武耕新自然也难以幸免。由于封建宗法和小农意识的残余影响，特别是由于“左”的影响的历史性和习惯性，在我们的某些生活圈子里，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还一定程度存在“狭隘琐碎”的现象，整人的点子，整人的方式也还不少。想干点事业，想造福于人民，则八方掣肘，甚而备受排斥打击的事也是存在的。《燕赵悲歌》中的鄙俗政客李峰、孙成志一类人及其所为，就是例证。他们置国家兴衰、人民甘苦于脑后，干正经事一筹莫展．偷奸捣鬼却很有一套，在武耕新创业的路上不断设置障碍。他们忽而政治问题，忽而经济问题，忽而生活问题，轮番要弄三件“法宝”，必欲扳倒武耕新而后快。这样的人就是新长征路上的绊脚石。

《燕赵悲歌》通过一个今日农村有胆有识、具有现代意识的改革者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面貌，以深沉有力的笔触揭示出物质文明的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急遽变化。作品以“悲歌”为题，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农村改革将是一场沉重万分、阻碍重重的、对大自然更是对顽固势力的斗争。有改革者，也必然有反对、阻挠改革的人。前者如武耕新、熊丙岚，后者如李峰、孙成志。蒋子龙着重刻画了武耕新这位新时代的农民形象，并对他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武耕新是一个典型的饱经历史沧桑的农村干部，从1958年在公社工业科当会计起，他这一生的路就没有平坦过。他那时的主管会计当了不到半年，就为给食堂提了5条意见，被人硬说成给食堂列了5条罪状，赶回小队捋锄杆子。食堂解散后，又说他是正确的了，1963年底提到大队当了9个月的支部副书记，挨了6个月的整，就因为跟四清工作队队长意见不合..自从他当大队书记，他带着大赵庄的人们治地修路， 累死累活，可就是治不了一个“穷”字。曲折使他升华，灾难洗涤了他的灵魂。他终于睁开了智慧之眼，成为老东乡一带无与匹敌的新型农村领导人。他不满意过去文艺作品惯常描写的土里土气、蔫头蔫脑的农民形象，宣布他也没有按照大队书记应该“身居长工屋，胸怀全天下”的惯例，而是率先自盖起了在农村可以说是称得上豪华的住宅，并发动群众参观、效仿，要求群众以后盖房不得低于他的

标准。引导普通农民在更高的水平上创造美的生活。而对李峰、孙成志等抵制改革又坐享其成并以势压人的无耻之徒毫不畏缩，同他们展开了尖锐而激烈的交锋。他的关于特殊化的新见解，即“搞现代化就是搞特殊化，改革也是搞特殊。”

《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第五钢铁厂宣传科副科长解净，是一个朴实单纯、性格爽朗的姑娘。她自愿下基层，到汽车队担任了副队长。新的工作，使她接触到不同的青年人，有的出身贫苦，却沾染了流氓习气；有的庸俗，但秉性善良。特别是青年司机刘思佳，他感叹十年动乱是个恶梦，糟蹋了大好时光，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聪明能干，有一颗上进心。最后他和解净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开走了喷火的即将引起爆炸的汽车，使油库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损失。小说讲述从工厂辞职的男主人公，在厂门口卖煎饼，向不善经营的厂领导挑战，告诉那些“老同志”钱肯定能赚到，就看你敢不敢、会不会。他的种种行为完全是反常规的，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而这部小说的作者蒋子龙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家。

《赤橙黄绿青蓝紫》描写了当代青年艰难曲折的成长历程和心灵的发展变化。它启迪人们：只有投入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才能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对人生道路进行富有哲理意味的探索。“《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题目，既是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蒋子龙人物的‘调色板’，他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从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背景上，写出人物性格纷繁复杂的色调来。”不少作家在进一步探讨如何反映新时期斗争生活，特别是如何反映年轻一代的生活与精神面貌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又为文艺界提供了新经验。作品围绕解净与刘思佳、叶芳、何顺之间的工作、爱情、友谊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心，展开矛盾冲突，表现了年轻一代在经历了10年内乱之后的新觉醒。

小说的命名，本身就象征着生活矛盾的复杂性，以及各个不同人物形象性格的多侧面和发展变化，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蒋子龙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上，在丰富多采、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背景上，塑造出像解净、刘思佳、何顺和叶芳等真实动人的青年形象。并且，他们的复杂性格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无不刻下深深的时代印记。十年浩劫中，他们遭受了任何一代青年人都没有经历过的精神崩溃和精神折磨。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贡献在于：第一，开拓了新时期的改革文学。蒋子龙是一位政治参与意识很强的作家，他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执意去发现和描写改革者面临的艰难险阻和遭遇的痛苦。其作品充满了阳刚之气和悲剧色彩。第二，超越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他突破了写好人好事、技术革新、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等“车间文学”的模式，虽仍写工厂、工人的生活，但把工厂引向社会，写出改革牵动着每一个心灵的颤动，其工业题材小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第三，塑造了一系列改革者形象。这些形象大多是个性鲜明的：既有粗犷刚毅的乔光朴，也有聪明圆滑而不失原则的金风池，还有“当代怪杰”农民改革家武耕新，更有新一代佼佼者解净和性格多面的刘思佳。其中的乔光朴、解净、武耕新最有深度，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不研究经典如何形成，对经典是什么的探讨就不会圆满。”[①]同样，面对像《乔厂长上任记》这样一部在新时期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品，如果不研究它名噪一时的成因，对于它的理解就不会深入。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和获奖给蒋子龙带来了很高的声誉，这也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文坛不容忽视的地位。从它受到的关注和产生的影响来讲，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如果对它受到推许的原因进行探究，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得益于它对文革文学的重要质素的承袭。2000年王尧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 “许多人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创作判若两人，他们是怎样发生变化的？”[②]其实仔细想来，这“许多人”并不包括蒋子龙。较之于他在文革时期的创作，除了主题的悖离之外，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方面，具体地说，在追求作为宣传政治路线的工具、推崇表现时代的重大题材、着意于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方面与文革文学一脉相承，蒋子龙两个时期创作的界限实在是极为模糊的。这种“未曾转型，然而成功”的现象饶有意味。在时代对文革文学作出批判和抛弃的姿态之时，它的重要质素却潜伏下来，使得被认定为新时期的创作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③]

一．依然热忱的政治参与意识

文革文学展现了文学与政治关系所能达到的最高契合度。作为文革文学的代表性文学样式，样板戏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形象化教材”[④]。这种文艺形式的倡导者并不讳言这一点，他们认定文学是一种表意活动，必须作为宣传政策和教育民众的工具而存在，其社会动员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在“新时期”，这种功能被继承了下来并以多种方式得到了强化。文革催生的政治热情在这时依然留有余热。“关心国家大事”，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政治，是文革时期作家的普遍意识。蒋子龙的创作是紧随政治形势的。他自己在“文学为政治服务”被“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所更新的“新时期”也并不讳言这一点。在他看来： “政治是生活的神经。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不能离开政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艺术珍品，还没有哪一个是脱离政治、脱离时代的纯艺术的珍品„„写政治流传不下来，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⑤]这样的认识在其它一些新时期小说家尤其是改革小说家那里是普遍存在的。如写过《龙种》《河的子孙》的张贤亮就认为，“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⑥]如水运宪也曾说过：“追求作品的较长久的生命力固然是一个作家孜孜以求的，同时，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打一打近台快攻，也未尝不是一条路子。”[⑦]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心中已是扎下了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因此蒋子龙自觉地加入了这个时代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宣扬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现代化建设──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在那个时代，这种叙事正迫切需要文学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蒋子龙顺利地与这个机遇相见成欢。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到《机电局长》再到《红松堡》、《铁锨传》，一直到《乔厂长上任记》，他的创作一而再地紧跟政策。“跟上生活前进的步伐”是他的自白。这固然表现了他紧跟生活变动的热情，他所紧跟的不过是变动的政治方向而已。在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他改变着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仅是作者，就连评论者和文坛领导者面对文学的思维习惯和话语方式也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像周扬在1978年《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中指出的那样，文学家的任务“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于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他依旧强调文学必须要服务于新的政治路线，为新的政治路线鸣锣开道。

文革文学的突出特征就是作者的不在场。我们从样板戏、电影、小说等多种形式的创作可以看出，作者的表达都自觉服膺于政策的支配。署名作者其实只是间接作者，原始作者却是党的政策。作者表达的观念也是追随现实政治方向的变动。从宣扬阶级斗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文革、批判走资派，文学无不是作为宣传党的基本路线教科书的面目出现，并因此受到鼓励和重视。新时期肇始之际，文学依然生存在这样政治化了的时代氛围之中。作家写作依然具有集体性。作品不可能是作家的独立创作，而是他们与政治领袖、文坛领导、刊物编辑、批评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或是说这种文学是后者对前者进行过剪裁和过滤的结果。作品和评论的发表，要经过多人推敲才定稿。这一点正如多年之后刘锡诚的坦言，“没有编辑审稿的慧眼，没有主编的勇气，没有评论家的及时肯定，这些作品也会像其他大量平庸之作一样，被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8]我们可以像福柯那样去追问《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身份问题：“谁是真正的作者？对他的真实性和创造性我们有证据吗？在他的语言里，他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揭示了什么？”[9]蒋子龙作者身份的独立性和《乔厂长上任记》的创造性是经不起这样追问的。 正像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比如他们对‘老百姓’和‘资产者’的矛盾态度）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10]我们在新时期文学中一样可以看到文学场处于权力场的控制和指导之下，文学场受制于权力场不需要任何中介。如果对当时的政策作一基本的了解，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政治对文学的驾驭和侵入，直至决定文学的题材和主题的选择、情节和人物的设置。[11]。蒋子龙这篇小说很好地配合了国家政策的调整。这篇小说之所以被安排在1979年《人民文学》最显要的位置、标题以最醒目的形式发表，而在197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时排在第一位，并不在于这部小说在艺术方面有压倒其它作品的优势，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他

后来不愿提起的《机电局长》相比并无进步。重要的是它能传达出政治转向的声音，满足新的政治路线的需要。《乔厂长上任记》所得到的一切赞誉与其说是文学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的表态。《乔厂长上任记》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的转向迫切需要文学担当起舆论动员和情感召唤的重任，而它的确很好地遵奉了命令，充当了新的政治路线的形象化教材，重新塑造了主宰现实的主体，指出了谁是引领这个时代潮流的英雄。有了这样的政策为基础，对于《乔厂长上任记》的肯定和赞誉都会理直气壮。阎纲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乔厂长上任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果实。” “他吃了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定心丸，有党和人民给他撑腰，有恃无恐，他怕什么？”[12] 。 与建国后反映工业化的作品如《沸腾的群山》和《创业》等小说相比，它依然延续了那种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思路。我们今天来看当时的文学环境，并不能苛责那些作家们对于政治的倚重。如果不这样来写，他们就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没有面世的机会。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实际上是贴近政策的文学得到了鼓励，而在宣传上却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神秘化？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失去了合法性的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却是如此紧密，文学受政治的控制如此严格呢？重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血肉联系，但在当时，理论探讨与文学实际状况之间的明显悖离却被人忽视了和掩盖了。1982年5月6日，朱光潜先生在中宣部召开的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种悖离提出了批评：“自从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阶级，也就有了阶级斗争，有了政治，而且在任何阶级统治下，政治标准也都是第一，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谆谆教导过我们的历史事实„„我说讳言阶级斗争和政治的现象值得警惕，这是有鉴于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在一九三五年已不存在阶级，从那时以来苏联的政局演变的事实都已证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难道阶级斗争就那么不好听，‘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比‘文艺为政治服务’听起来较悦耳些吗？”[13]当然这样的谈话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允许公开发表的。并不是说文学为政治服务必然导致文学品位的败坏。而是这种联系实在是一种无法消弭的存在，是我们理解和思考文学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基点。布迪厄对此作出了发人深省的阐述：“理解艺术作品，就是理解某个社会集团特有的世界观，艺术家可能就是依照或顺应这个社会集团构造他的作品，作品无论是隐名的还是公开的，是原因还是结果，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艺术家表现出来。”[14]一句话，理解文学，就是要理解特定社会集团的政治倾向。在文学为政治服务失去了话语合法性的年代，文学却因为为政治服务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 二、依然推崇重大题材 在“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时代氛围中，如何理解题材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屡屡被提起的问题。在批判胡风的“题材无差别论”的时候，重视重大题材的主张成为主流。1955年，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指出，反对“文艺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是胡风的错误之一。在六十年代初，题材问题重被提了出来。1961年在《文艺报》组织的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中，主导的看法是“提倡写重大题材，题材应丰富多彩。”但这样的提法并不能消除实践中关于题材问题中的简单化倾向。文革期间更是将写重大题材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上。“写什么”是最重要的。“怎样写”“写得怎样”并不是太大问题。有人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提倡写重大题材导向的弊病：“应当指出，有一些文艺评论文章，也曾散播了或者助长了题材问题上的简单化倾向„„有的时候，一个作品仅仅因为写的是重大题材，就受到过分地赞誉，尽管作者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15]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之初同样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发表《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走向文学题材多样化的一个转折点。刘锡诚回顾说：“《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16]而从当时关于这篇小说的种种发言看，许多人的赞誉还是基于它的重大题材。给予《乔厂长上任记》以极高评价的批评家就这样来谈他对题材重要意义的看法：“题材决定论当然荒唐，但是，题材小看不得。”[17]他从题材的意义方面来称许蒋子龙的小说：“仅就工业题材的创作领域而言，我以为：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18]写了重大题材，这是《乔厂长上任记》受人关注的要点。虽然蒋子龙写作《乔厂长上任记》时，文革文学的种种原则比如“主题先行”“三突出”正在被批判和清理，但在实际创作时它依然保存了这种思维方式和创

作原则的明显印记。当然，仅仅是内容上的简单置换就使得它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当时对于它的评价实践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人们普遍认为它写得粗糙，但依然为它叫好。

工业文学的新页──《谈蒋子龙的创作》和金梅的《试论蒋子龙的小说艺术》，对蒋子龙的创作给予了热情地肯定，尤其是在题材的选择方面，他们赞许了蒋子龙选择重大题材，让自己的创作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的创作方向。“他面对的是酝酿着和发生着重大变化的工厂生活、工业战线的现状，从中挹取具有普遍的和重要的社会意义的题材”“蒋子龙着意于选择，并从正面切削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题材„„从总体上使他的小说富有了高屋建瓴、捭阖纵横的宏伟气势。”“从来的工人创作、工业文学，很少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身上„„蒋子龙开了新生面。”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干部身上，通过他们的行动，可以更好地来阐释政策。在社会变革中，普通劳动者的声音和命运的表现被搁置了，这使得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描绘欠缺了广度和深度。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我们所能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而实际生活中的众语喧哗、芜杂丛生的场景被过滤掉了。

二十年多来的文学史，在谈及《乔厂长上任记》时，人们不是众口一词重复八十年代初期的话语，就是选择了少说或不说。对这种选择重大题材而且以遵命和证明为使命的作品在其所遵之命、所证之理未丧失合法性的时代，人们还能说什么呢？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它在艺术方面的粗糙，但是依然有兴趣对“写什么”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把它作为唯一的关注点。其中的道理如刘纳所言，“当一个作家进入写作，他总要‘写什么’。对“写什么”的评论，从来是、始终是文学研究重要而合理的内容。”[19]文革结束前人们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人们还是这样。

三．依然突出英雄形象

文革文学将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作为创作的中心任务。“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保证了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超越常人的美好品性。在他们身上集中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想色彩。他们是抽象的时代方向的具体体现。乔光朴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被赋予了普通人的禀性，有着一般人的弱点。然而在领导时代的潮流方面，他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和先进性。他的这些品性在与反面人物的对立关系中体现出来。

“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反面人物永远是正面人物的的陪衬：在气势上，后者一定要压倒前者。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34[34]样板戏中塑造英雄人物的这种原则不仅在《机电局长的一天》和《机电局长》中，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乔光朴和冀申的关系就是整顿企业的英雄人物和反整顿企业的反面人物的关系，二者泾渭分明，前者德才兼备，后者自私无能。这样的人物关系存在于很多的改革小说中，例如《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陈咏明和田守诚、孙祥的对立。

在许多称赞者的眼中，乔光朴是一个新人。其实与之相似的形象早就出现过。与草明出版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里的那位宋紫峰厂长一样，乔光朴也是一个“只看重技术，忽视政治工作”，“炼钢内行，政治上很弱”的形象。与宋紫峰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宋厂长是个能人，有胆量有主意，把钢厂管理得立立整整，顺顺当当„„只是他呀，他只相信自己，别人的话他根本不听，另外他的心眼也很死：你别看他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可是他就是不敢得罪书上写的事，不敢得罪规程，不敢得罪他那把尺子。”而时代环境的变迁让宋紫峰身上的弱点成就了乔光朴的优点。在过去年代里需要进行教育的落后分子，在这个时代却成了“广大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当代英雄。”[20]过去的宋紫峰就是今天的乔光朴。作为当代英雄形象出现的乔光朴是对过去工业化路线的批判与反思。他的出现表现了他所处的时代对批判“无视自力更生的威力，迷信技术权威，看不见工人群众的力量智慧的”的旧有理念的努力。但同时，乔光朴这个形象的内核中又有着对文革时期文学中英雄人物品格的继承，比如《机电局长的一天》和《机电局长》中的霍大道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闯将精神就构成了乔光朴形象的重要方面。像乔光朴这样的企业领导者的形象，被推许他的人认为是“富有社会主义新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面貌。这种形象最为贴近生活。”“社会要前进，中国要抛掉落后帽子，迈入现代化的行列，就必须改变几十

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落后思想观念、革除极左思想所造成的种种时弊。”[21]这是重要的一段话，它对乔光朴面对的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作出了 “一个烂摊子”的判断，从而为建立改革的合法性而呐喊。《乔》依然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并不是两个概念，二者具有同一性。《乔》之所以歌颂乔光朴这样的领导者，是因为作者以他在政治转向的指导下，对于工厂现状的理解来竭力使人们相信，中国的工业、工厂、工人在往昔的发展道路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有着严重的创伤。他的参照物便是日本的效率。生产效率远远落后的焦虑感是乔光朴自荐的动因。乔光朴作为外来者，不证自明地具有先进的素质。他的思想和业务素养足可以让他的工厂焕发出活力、获得光明的前途。即便是在他遭到反对时，他对自己所代表的方向也没有任何的惶惑或反思，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他的设想推行开来，他代表着工业、工厂、工人前进发展的方向，而一切不合乎他改革理想的人都存在着道德的缺陷。蒋子龙没有向读者交待清楚，乔光朴何以有如此大的神通？他的自信缘于何处呢？小说中只是侧面写出了“从厂长的职责到现代化工厂的管理，乔光朴滔滔不绝，始终没有被问住。”这一点一开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强烈质疑。

突出乔光朴英雄形象的原因，在二十多年后有人做了有启发意义的探讨，以乔光朴为代表的“重返现实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当然的成为现实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时代英雄。”[22] “乔光朴作为一个理想化了的英雄形象，他是集体想象的结果。”[23]，因此可以判断，“从本质上来说，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现实，它经常是现实利益关系的反映。它必须反映占据文化领导地位的集团的利益，反映这一集团所理解的现实。”[24]

这种理解触及了乔光朴这个英雄人物被推崇的背后权力和利益转移的现实。在乔光朴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些通过“拨乱反正”重回中心的人们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理解。强调乔光朴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入考察，而是他们在自己掌握权力获取利益之后的承诺，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艰辛和苦难之后寄予他们的美好期待。所以在乔光朴这个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宣扬理想而不可避免地展示出的理想化的色彩。

对于改革者形象的探讨可以休矣！ 【参考文献】：

[1]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2]王尧：《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3]《革命样板戏评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 [4]蒋子龙：《时代、文学、作家》，《牡丹》，1981年第1期。 [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6]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459页。 [7]皮埃尔．布迪厄著， 刘晖译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8]阎纲：《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序》，《文坛倘佯录》（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2页。

[9]《题材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指针──学习华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文汇报》，1978年9月26日。 [10]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1页。 [11]阎纲：《文坛徜徉录》（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6页。 [12]阎纲：《又一个厂长上任了》，《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 [13]《天津日报》，1979年10 月10日。 [1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7页。 [15]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16]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红旗》1969年第12期。

[17]秦兆阳：《断丝碎缕录──学习1979年群众评选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札记》，《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18]赵俊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374页。

[19]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20]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0、361页。

[21]王昌定：《让争鸣的空气更浓一些──也谈〈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10月10日。

[22]金国华 郑朝晖：《清官意识：省察反思与批判──重论〈乔厂长上任记〉〈新星〉》， [23]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3、44页。 [24]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下卷），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