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翟理斯《罗刹海市》英译研究

目的论视角下翟理斯《罗刹海市》英译研究

作者：王沛

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25期

摘 要：《聊斋志异》被誉为中国文言小说的顶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一部，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译本最完整、最具特色，在西方风靡几十年。而目的论突破了传统等值观，为翻译实践和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本文在目的论视角下，通过其《罗刹海市》译文研究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

关键词：罗刹海市；目的论；翟理斯；英译本 一、目的论的基本内容

传统文学翻译标准是基于忠实原文的“对等”标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逐步打破了文本中心论，开始更多地面向译语文化，关注译文、译文读者以及译文的交际功能，自此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并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牌翻译理论中的重要成果，由弗米尔（Hans J.

Vermeer））提出，诺德（Christiane Nord）进行总结完善。1984年弗米尔与莱斯合著《翻译理论基础概述》，详细介绍目的论及其基本规则。目的论强调翻译目的（skopos），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 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的制约”[1]，在翻译时译者应主要考虑原文与译文的目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选择，译文好不好， 取决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目的原则（skopos rule）是目的论的首要原则，其次是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與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此外诺德阐释了如何在原文功能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并提出译者应该遵“功能加忠诚”的原则。 二、《聊斋志异》及其译者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被誉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2]。全书共短篇小说491篇，《罗刹海市》便是其中之一。自1842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译介《聊斋》以来，《聊斋》逐步进入西方世界。1880年出版的翟理思译本共收入164个故事，是众多英译本中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译本[3]。本文将在目的论视角下，通过分析翟理思最早发表的《罗刹海市》译本，研究翟理思《聊斋》翻译目标及其翻译策略抉择。 三、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一）翟理思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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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多地担任英国领事馆翻译、代领事、领事等职，后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1877年担任广州副领事一职时开始翻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1877年3月翟理斯在《华洋通闻》第一期发表了《罗刹海市》的翻译[4]，直至1880年翟理思完成翻译，将其命名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并选择由其私交好友的德拉律印刷厂（Thomas De La Rue & Co.）出版。自此可以看出翟理思的翻译并非是受到赞助者——出版商的委托而进行的翻译行为。这是翟理思自发性的翻译行为，他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initiator）。

实际上1867年，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来到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学习汉语。在初译本的序言中，翟理思称学习过程漫长枯燥，令人生厌。同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梅辉立（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在香港《中日释疑》杂志上出版了《酒友》篇，并对于蒲松龄的文笔称赞不已[5]。翟理思受到梅辉立的影响，开始阅读《聊斋》。 翟理思在初译本序言的第一部分“个人观点”中，翟理思称 “出于本书的有趣内涵”他开始着手翻译，希望“一方面能引起人们对中国事务更深层次的兴趣，另一方面纠正一些低能、狡猾之辈灌输的错误观点，西方读者轻易把这些错误观点当成了关于中国的事实......虽然有关中国的书目已出版了许多，但是极少有书是信息出于一手资料。换句话说，很少有书能让中国替自己发声。”[6] 翟理思认为中国的风俗习惯不断遭到西方的嘲笑和指责 ， 归根到底是因为西方媒介扭曲了中国的形象，因此翟理思希望借《聊斋》译本描绘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考虑到译入语读者，在序言最后一段，翟理思称为了让欧洲读者清楚明白地理解该书，在译本中添加了注释。

（二）翻译策略抉择

从词汇层面来看，《聊斋志异》翻译中最具挑战、最具争议的便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总的来说翟理思结合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但大多数情况下翟理思选择的还是归化策略。尤其是翻译中国朝廷官职名称时，翟理思为缩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选择归化：上卿（ministers of state），大夫（privy councilors），相国（Prime Minister），入郡庠

（graduated），对文化特色的词汇试图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对应词，但中国朝廷选拔等级制度与西方截然不同，这种译法虽然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实际上与原文有所偏差；或意译，使用省略法进行简化翻译：执戟郎（a man），龙君（king），召以旌节（sent a special summons）。在翻译富含中国文化含义的物品、概念时，翟理思也大多选择了归化策略：字（also known as），神人（spirits），征人（Ulysses），荡妇（Penelope）。有些译法出现了理解错误，如离宫（royal guest-pavilion）指在国都之外为皇帝修建的永久性居住的宫殿，而锦帕（embroidered handkerchief）指帕子的材质，与其是否绣花并无关系。当然，也有使用异化策略的情况：将中国传统度量单位“里”译为“li”，“姮娥”译为“Ch'ang-ngo”，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并用注释进行阐释。翟理斯重归化轻异化的策略虽利于目标读者接受，但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与翻译目标有点背道 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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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据法和篇章层面上看，翟理斯主要采用了増译、减译、注释、分译、合译、转换等翻译技巧，使译文连贯、流畅、自然，具有可读性。翻译时，使用大量口头语如you can possibly imagine，You see，使译文就像自然流畅的原版故事，消除翻译痕迹。同时合译、分译、转换等技巧的使用，调整译文语句、篇章，更加符合目的语习惯。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有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情况下目的指译文的交际目的，而翻译发起者往往决定译文交际目的。从上文分析中可得出翟理斯即是发起者，他的翻译目的是要引发英语读者对中国的深层次思考，纠正已有的错误观念。为实现其目的，他选择归化加异化、更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同时运用増译、减译、注释等技巧，在保证英语读者理解的基础上传递原语文化。

归化强调跨文化翻译的交际功能，使译文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使译文流畅自然。而异化忠实原语文化信息，为译语读者再现真实的译语文化。翟理斯的翻译策略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原语文化、信息的丢失，不利于其翻译目的的实現。但考虑到历史背景，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地位，西方传教士等描绘的都是扭曲篡改后的中国形象，根据目的论，决定翻译目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译文接受者，翻译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期待才能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因此，翟理斯在权衡时，总是受到可读性的影响，对自己意欲传播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取舍。此外，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正是《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绝大部分的西方译者流露出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意识，用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7]，因此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所难免。 四、结论

目的论用充分性（adequacy），即是否达到翻译目的的要求作为评价译文的标准。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目的论并不强调译文与原文对等，而强调译者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依据翻译目的，选择最佳翻译策略。翟理斯的选择是基于其翻译目的、目的与读者的选择，同时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其译本虽然被批判不尊重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文化，对原著进行删减和改写，但笔者认为翟理斯译本虽未忠实对应原著，译出原文本中所含的文化信息，但是，他的译本建构了不同于彼时欧洲眼中的中国形象，使得中国小说进人了西方世界，同时成为后世翻译《聊斋》及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参考译本，在此意义上来说，翟理斯实现了其翻译目的，他的翻译是成功的。 参考文献：

[1]Reiss， Katharina and Hans Vermeer. 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M].Tubingen： Niemeyer，1984.

[2]张南峰，陈德鸿.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3]李海军，熊云凤.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综述[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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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乔媛.重回历史现场——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翻译目的研究[J].池州学院学报.2015.

[5]王燕.“英国汉学家梅辉立《聊斋志异》译介刍议[J].蒲松龄研究.2011.

[6]Giles，Herbert A.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London： Thomas De La Rue & Co. 1880.

[7]李海军.传教目的下的跨文化操纵———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J].上海翻译，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