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列传》解读

《魏公子列传》解读

作者：包志祥

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5期

内容摘要:司马迁在写《魏公子列传》时,完全是以一个充满诗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身份出现的。他将心中渴望的、理想的君主形象寄托在信陵君身上。而至于写该篇传文,司马迁更近乎是出于发泄内心感受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写史。 关键词: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 文学 历史

如果说《史记》中的屈原形象是司马迁个人遭遇(屈原有才而遭嫉妒,爱国而无门路,穷困而恋国家,不屈而葬汨罗。司马迁本应像屈原那样壮烈地死去,但为了心中追求,必须隐忍苟活。)的寄托的话,那么信陵君则是他心目中理想君王(仁而下士,急于助困,从谏如流,知错就改。)的展现。

《魏公子列传》是《史记》中文学意味最浓、创作成分最高的一篇。对于这一点,许多评论家都指出过。明朝人茅坤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姚田说:“他传多本旧文而删润成篇,惟此别无粉本。故信陵君是史公意中极慕之人,此亦平生所最用意之笔也。”(《史记札记》)

为了把信陵君塑造成一个仁而下士的贵族公子形象,司马迁使用互见法,把他不敢收留魏齐避难这件自私懦怯、很不光彩的事放在《范雎蔡泽列传》中去写,而在本传里,集中写了信陵君对侯赢、朱亥、毛公、薛公等几个隐士再三礼敬的典型事例。

为要强调信陵君对于魏国的关键作用,在传文开头介绍完“公子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交之,不敢以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之后,司马迁接着便大书:“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在传文末尾讲道信陵君因为受到魏王的猜忌,“再以毁废”,“竟病酒而卒”以后,又写“秦闻公子卒,使蒙骜攻魏,拔十城,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总之,司马迁是把信陵君的废用与魏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突出了他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可是,如果把此传的说法和记载魏的历史的《魏世家》对照一下,便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郭嵩焘经过一番考证后指出:“所谓‘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是太史公极意描写之笔,无事实也。”(《史记菁华录》卷三)金代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中也指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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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己在《魏世家》论赞里就公开声明:“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破,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在写《魏公子列传》时,完全是以一个充满诗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身份出现的,无论写《魏世家》,还是写《魏公子列传》,作者都是在完全自觉、高度清醒的状态之下着笔的。

司马迁这样写的用意何在?

我们不难从《魏公子列传》中发现,司马迁对信陵君的礼贤下土、急人之难、善于纳言和知错就改的品质极为称赞,这也是“信陵君是史公意中极爱慕之人”的原因。对于像信陵君这样的人,天下人皆爱之,何以司马迁爱之至极,不惜重墨列传,尤加渲染?

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辩护,其初衷是为宽汉武帝的心,“效其款款之愚”,并“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曾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材,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他很感激汉武帝的恩宠,一心报答主上,因此他“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夜思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媚于主之上。”然而,最终却因一句忠言落得一个遭受腐刑的“奇耻大辱”(《报任安书》)。他怨愤,为自己没有遇到像信陵君这般开明的主上而悲哀,并将心中渴望的、理想的君主形象寄托在信陵君身上。但是,历史的事实,无法充分满足他表达内心感受的需要。于是,他不允许信陵君身上有半点瑕疵,而采用文学的手段进行美化,把他作为一个历史英雄来塑造。

写该篇传文,司马迁更近乎是出于发泄内心感受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写史。正如方苞所说:“信陵君列传,全然太史公意趣也。”(《方望溪评点史记》卷三)

可贵的是司马迁以自身的修养及其博大的胸怀,使他发愤并没有局限于发泄私愤。他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对现实进行了含蓄、客观的评价,而体现了一种进步的任人唯贤的人才观,并从侧面批判了汉武帝的任人唯亲,言路闭塞的偏狭。

包志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