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三题_杨保建

第3卷　第3期SHAANXI　RTVU　JOURNALVol.3　No.3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诗词鉴赏三题

杨保建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处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　我国古代许多哲人诗家对诗词鉴赏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本文拈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三题,结合诗词鉴赏的实际进行论述,指出:“知人论世”是诗词鉴赏的基础,“以意逆志”是诗词鉴赏的深入,“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则是诗词鉴赏的提高。

[关键词]　诗词鉴赏　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形象大于思想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49(2001)03-0036-04

　　艺术鉴赏与艺术创作是一种互为依从的关系。有人以化学中的“燃烧三角”(燃料、温度、氧气)为比,指出“艺术活动也和燃烧一样,它的构成也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不妨称之为`艺术三角',那就是作者、作品和读者。”[1]没有作者创作的作品,读者的鉴赏显然不会存在;反之,没有读者的鉴赏,作品的意义(或称内在生命)就无法实现,作者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诗词作为语言艺术(即文学)的形式之一,自然也不例外。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谈到“诗道”时,把诗人称为“工于诗者”,把读者称为“达于诗者”,指出“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权为用,而后诗道备矣。”[2]的确,对于“诗道”来讲,作者创作的“才”与读者鉴赏的“明”,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孔子在谈到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时,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强调:“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3]这里的“学”与“为”,可以理解为学习、鉴赏。可见孔子早就认识到了文学鉴赏的重要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许许多多哲人、诗家对诗词鉴赏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本文试拈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来然”三题进行论述。

一、“知人论世”

　　文学鉴赏必须从阅读开始,但一般的阅读并不等于鉴赏。鉴,原意为镜子,后引申仔细看、审察;赏,即欣赏。对于古典诗词,尤其需要通过仔细认真的感受、体验、鉴别,才能达到欣赏的目的。这方面,孟子在论述“尚友”之道时提出的“知人论世”的观点,得到了后世诗论文论家的普遍赞同。《孟子·万章下》载: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

孟子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善士),与当今天下有德望的人交朋友还不满足,便追论历史人物———吟诵他

[收稿日期]2001-06-14

[作者简介]杨保建(1962-　),山西省稷山县人,文学学士,副处长,副教授。兼任中华词学研究室学

术部部长。

36杨保建.诗词鉴赏三题[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们的诗作,拜读他们的著述。这样做,不了解他们的为人是不行的。所以要探讨他们的时代。

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颂诗读书,知人论世”的观点,显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我们知道,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现实生活又莫不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任何文艺作品都必然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再则,文学艺术又是通过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感受来表现的,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作家的经历、修养乃至个性等主观因素在创作中自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要进行文艺鉴赏,就必须“知人论世”———即将作品与作家、艺术家自身及其所处时代联系起来考察探究。

中国古代文人,有“摘句”论诗之习,许多诗话词话往往如此。“摘句”论诗,并非全无可取,但不顾全篇、不顾作者,只摘取所谓名句,再以自己的好尚加以发挥,则往往会失之偏颇。鲁迅有一组名为《“题未定”草》的文章,其中的“六———九”篇[5],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陶渊明的评价,一则指出“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然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二则指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而“忘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怪”;最后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所批评的对于陶渊明的割裂,正是由于不能“知人论世”造成的,而他指出的“顾及全篇”、“顾及全人”、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正是“知人论世”的直白而深刻的说明。

由于“知人论世”的观点,揭示了文艺鉴赏的普遍规律,所以为后人所重视。“汉人因袭`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而作《诗序》和《诗谱》;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采用此法`知人'而窥察作家风格,`论世'而阐发作品内容……”[6]今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有《迦陵论诗丛稿》一书,缪钺先生在其《题记》中概括“其特点,约有四端”,第一便是“知人论世”:“论述古代诗人,先治明其历史背景,思想性格,为人行事,以及撰述某诗篇之时、地及人事关系,然后因迹求心……”该书中有《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一篇,从论述“李、杜二家之足以并称千古者,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原来乃正在其充沛之生命与耀目之光彩的一线相同之处”入手,通过对李、杜交谊的分析,通过对七绝《赠李白》一诗“恰到好处”的“写作时间”及“遗貌取神”的写作特点的阐释,并结合李白的为人行事,对这首小诗进行了深透的赏论,真正达到了“一则以此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再则藉此以窥见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三则藉杜甫对太白的深知与深爱或者也可使我们对这位天才诗人有较深的了解”的目的。解析既透,引发又深,非“知人论世”无以做到。

“知人论世”对于古典诗词鉴赏,无疑是一条基本的原则。

二、“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对于真正的文艺鉴赏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知人论世”还只是外在的功夫。文艺鉴赏具有感情和理性兼而有之的特点。朱光潜曾说:“了解是欣赏的预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了解和欣赏是互相补充的”[7]。“知人论世”偏重于“了解”,偏重于理性,而“以意逆志”是就作品本身而言,偏重于“欣赏”,偏重于感情。当然,文艺鉴赏的具体过程中“感性认知和理性思维”“往往相互渗透相互包容”[8]。

“以意逆志”的提法也出自《孟子》,原文如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知,《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糜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9]

这段话出自《孟子·万章上》。孟子纠正了咸丘蒙对《诗经·小雅·北山》一诗中几句诗的错误理解,进而指出,解说诗的人不能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能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而应“以意逆志”,即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孟子举例说,如果拘泥于词句,那么《诗经·大雅·云汉》一诗中说:“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存留。”相信了这句话,就是周朝没有存留一个人了。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这的确道出了文学鉴赏的“三昧”,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观点,

37杨保建.诗词鉴赏三题[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故后世论诗者多所遵从。诗词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如果死扣文字,拘泥词句,势必影响对整篇作品的理解鉴赏,而从诗词的特点出发,以自己的真切情感(“意”)去体验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志”),才是作品鉴赏的正确途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本着“以意逆志”的原则,“披文以入情”,就能做到“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做到“世远莫见其面,搌文则见其心。”《文心雕龙》

[10]

中又讲:“循声而得貌”,“披文而见时”(《辩骚》);“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物色》)。总之,由表及里,从

形象到思想,见时,见貌、见情、见心。刘勰的鉴赏论,可以说是“以意逆志”说的具体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11]“览者会以意”,也正是“以意逆志”。

了解诗词的特点,从形象出发,通过深切的感受、体会,通过联想“以意逆志”,“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12],就能真正地鉴赏诗词作品。然而,诗词鉴赏的具体实践中,不能做到“以意逆志”的却为数不少。

袁行霈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指出古代违背“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的两种情况:一是附会政治,即从原则、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汉儒对《诗经》的解释,清人陈沆《诗比兴笺》用汉儒解《诗经》之法对两汉至唐代诗歌的笺释,以及清人张惠言《词选》以汉儒说诗之法说词,就常常出现这种问题。二是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理性的分析。杨慎《升庵诗话》说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段话似是而非。对此袁行霈指出:“`千里'本是想象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应红',即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13]沈括《梦溪笔谈》说杜甫《古柏行》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两句:“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14]杜诗以夸张之法极言古柏之高,沈括却以算术之法精确计算,自然违背了诗歌鉴赏的规律。这种“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情况,在古代诗话、词话中屡有出现。无疑,“以意逆志”是诗词鉴赏的一个基本规律,若违背了这一规律,就会出差错、闹笑话。

三、“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如果说“知人论世”是诗词鉴赏的基础,“以意逆志”是诗词鉴赏的深入,那么“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则是诗词鉴赏的提高。一般而言,鉴赏一篇作品,其主要目的在于欣赏原作所蕴涵的思想、情感,欣赏原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丰富思想,陶冶情操,得到审美享受。但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作,往往具有“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即作品的形象所包含的内容,超越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因此,面对中国古代诗词,既要“以意逆志”,历史地理解古人的作品,同时还可以从作品所包含的普遍意义触类旁通,引申出前人未必有的新意。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所说:“……旁通其情,触类以感,立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5],正是对诗词鉴赏中这种情况的概括。

其实,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对于诗经的鉴赏就已经存在超越原作思想,举一反三的情况。《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己矣。'”[16]子夏从《诗经》中有关绘事的诗句联想到“礼”,孔子称赞他是能启发自己的人,并说可以同子夏讨论《诗经》了。《论语·学而》记载孔子与子贡讨论“贫而乐,富而好礼”的问题,子贡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从诗经中关于器具雕琢的诗句,联想到道德学问,得到孔子“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样的称赞。

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宋人词句说人生境界,尤为人们所称道。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

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境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

[17]

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所引词句,分别出自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辛弃疾《青玉案》。从三家词中拈出三处词句,来概括人生三种境界,并非作者原意,但却形象而贴切。我以为非但不会为“诸公所不许”,而且,若诸公在天

38杨保建.诗词鉴赏三题[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有灵,也当感谢王国维这样的鉴赏家。

唐宋诗词中既写实情实景,又含普遍意义的名篇名句很多,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辛弃疾《菩萨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等等。这些诗句词句莫不含有超出作者创作意图之外的普遍意义。

当然,诗词作品一经被语言文字固定下来,就有了它的客观规定性,所以,“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并不是说鉴赏中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解释。西方文论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以此说明文学鉴赏中的“再创造”现象,但一千个读者的一千个哈姆莱特,也还是哈姆莱特,而不是唐吉诃德或别的人物形象,也就说明哈姆莱特形象有它的客观规定性。因此,真正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必须建立在“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基础上,既不能强加于作者,也不能脱离作品的客观规定性。[参考文献]

　　[1]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9.

[2](唐)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M].[3][16]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4][9]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5]鲁迅全集[M].

[6]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7]鉴赏文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文艺理论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文心雕龙[M].

[11][14]中国历代诗话选[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2][13]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中国近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张君宽)

我校校报编辑部被评为全省高校优秀校报编辑部

本刊讯　7月18日,在陕西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第16届学术年会上,《陕西电大报》编辑部

被评为全省高校优秀校报编辑部,总编张君宽被评为全省高校优秀校报工作者,张君宽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试论现代传播技术条件下纸质报刊的发展趋势》和王爱萍提交的《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校报的定位思考》论文分获优秀论文二等奖、三等奖。

(本刊记者　王二川)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