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进路与生成逻辑*
詹进伟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着国家属性,蕴含着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观。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在对“中华民族”理论演进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基本逻辑关系,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并通过对这一理念和实践的深入提炼,力争矫正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陈旧、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现实,力求学术话语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自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认同;民族理论;民族工作
【作者】詹进伟,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3-0010-005
一、对“中华民族”理论演进的反思
自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成为社会各界的热议话题和研究热点。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如何培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为前提。“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自1902年由梁启超初次使用以来,社会各界对此概念的论述和界定较多,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的问题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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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完全解决”。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定性如此困难,其背后反映着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两个事实:“西学东渐”的学术方法和立场在我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在场问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华民族。因此,如果脱离了“民族”这一概念的缘起、由来和内涵,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就无法对“中华民族”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合理的解释。
梳理学术前史,以“民族”指称特定的人类群体,始于欧洲中世纪后期,与欧洲国家形态的演进及民族主义的产生息息相关,并具有特定的内涵。欧洲民族的生成与罗马化之间关联紧密。自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罗马开始向海外扩张,到公元前一世纪,最终形成了一个环绕地中海的强大帝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欧洲原始的国家形态和族群逐渐被同化[2],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欧洲既没有“民族”这一概念,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家形态。但是,大量代表着地方主义的封建割据政权由于受到世界主义理念的影响,他们通过接受罗马教皇的统治,形成了一个由基督教把持的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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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联合体——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
到了中世纪末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欧洲的封建君主们依托市民的力量获得了独立主权,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王朝国家由此诞生。在王权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王朝国家依靠国家权力,以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家经济为依托,紧紧地与国内居民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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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在一起,促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有效整合;尔后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则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居民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了共同的心理和价值观念的生成,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文化整合。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合,国内居民渐趋表现为政治色彩鲜明和文化特质各异的人们共同体。时至十六至十七世纪,“民族”一词开始用来指称这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因此就有了“并不是民族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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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的论断。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各个以“民族”指称的市民阶层,其社会需求不断提高,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影响王朝政权的主要力量,于是便有了“国家民族”这种整合了国家与民族属性的新的国家形态。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加上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使得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在欧洲的政治体系内优势明显,从而被世界上其他国家接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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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成为近代以来全世界的主导性国家形态。由此,民族也就成为用以广泛描述和分析人们共同体的概念工具。
民族形成于西方王朝国家的基础之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就现实而言,传统民族的基本属性是文化属性,现代民族的基本属性是政治属性。但在多元化的世界里,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一个具有“多元一体”族群结构的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然存在着短暂的分裂时期,但在主流上中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时至清末,“中国的主导性国家形态不过是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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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朝,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名的国”,此时的中华民族,也仅仅只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民族国家一次次的强烈冲击,中国选择了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并于二十世纪初开始了民族国家的构建。缘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外敌的入侵,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一词则是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表达,并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增强和深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而成为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必要前提。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中国从此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
特别指出的是,自在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是自觉形成的基本前提。从清朝康乾时期业已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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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到近现代逐渐形成的自觉的中华民族观念,其实有着严格的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族群,其本质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之所以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其原因在于他们长期处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并在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过程走向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方向,且实际的社会政治进程又进一步增强了在“中华民族”下各民族的凝聚力。
二、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共同体是一个描述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它指人们从各自不同利益、不同范围出发,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宗旨而组成的人们团体。共性或共同意识是维系群体存续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共同发展基础、共同命运前途的民族实体,它包含了“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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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文化共同体精神价值,也体现了“国族”的政治共同体意蕴。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科学内涵,*做了深刻阐述:“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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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格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上来认识:一是要从世界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角度认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员;二是从国内层面把握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这既包括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征,也体现了民族的多元特征。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不具有凝聚力。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逐渐被各民族所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的体现;费孝通关于“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增强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关于“多元一体”内涵的论述,既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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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不管是从我国社会发展史的视角,还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偶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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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其本质是实现了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如果不能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实现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那么我国的各个民族就会受到外部示范效应所带来的压力,形成国家认同危机,使国家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为此,将中华民族建构成为一个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共同体,则是实现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的必要条件。
由此,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既不是语义上的重复,也不是“中华民族”与“共同体”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个明显的认知和内涵转变过程——即从自在到自觉的辩证逻辑过程。加上“共同体”一词,它突出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价值目标,凸显了中国各民族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强调的是“他者”出现的重要性。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自我重塑中,“中华民族”一词主要指称近代与西方列强对抗后加速形成的共同体,对应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自觉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则代表着从“自觉”向“更大的自觉”的思想实践,是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一种超越,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能够涵盖近代中国被殖民主义强迫“分家”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又一次创新。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生命力的概念,充分彰显各民族在共同体内的平等地位,既回避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逻辑冲突,又为二者的整合架起了桥梁。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
意识是指与物质相对立的活动的结果,如知识、思想、观念等,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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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认为“民族意识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时至今日,人们对“民族意识”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事实上,意识的形成和强化高度依赖情景,不同的社会情景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逻辑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历史是第一位的,而逻辑只是对历史的认识,……正因为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想真正认识现实,必须考察它的历史根源,研究它的发展全过程,才能认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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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的各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民族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在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文化的交流和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同一性表现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意识的一种类型也不例外,它有着一个孕育、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其生成逻辑上,它总是从一种不充分的、比较贫乏的认识向在深度、广度上都较为丰富的认识的过渡。
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认为:“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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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深厚的文化传承背景,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非常多。这些文化的主人到后来形成了中国众多的民族,是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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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绝大部分民族最早的祖先群体”。这说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在史前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开始孕育。
中国有史料可考的传统民族观起源于商周时期,即“天下观”“华夷观”等。《诗经》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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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王臣”虽有“华”和“夷”之分,但都是生存于同一个“天下”的民族共同体,所谓的“天下”不仅是“华夷”民族共同体生存的空间,也是最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空间。“华夷”民族观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正是“华”和“夷”在历史的过程中,推动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可以说,司马迁的“华夷共祖”思想,是“华夷”民族观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奠基之作,它反映了各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使中国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并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许多政权,事实上使得各民族联系更加紧密,“华夷皆正统”的思想在此时期成为主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仍在继续。隋唐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获得了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民族关系良好,于是在唐朝便有了“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元朝和清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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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之后,所提出的“蒙汉一体”“满汉一体”的民族观,都具有“华夷一家”的含义。
1840年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来侵略,“中华民族”的名称得以提出,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成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意识,这对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意义非凡。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语,他所言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反映出当时中国已经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变,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开始建构,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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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对应的“国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中国的“国族”,其中就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受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影响,始终认同我国民族构成的多样性。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多元一体”论述结构,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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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众多文献中就多次出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等表述。
同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也没有缺席。例如,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吴文藻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多元文化”与“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建设构想。虽然众多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对于抗日战争而言,具有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也有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能够凝聚全体国人的一个时代话语。因此,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边疆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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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日益严重,更多的是奉行一种淡化的族裔观念,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主义”。可见当时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推动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全体中国人拥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得以提升,这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新中国的国歌和国旗,则从国家的角度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此外,在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中,都把中国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所有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在国家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外力的消退,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重心放在了国内各个民族的识别、民族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方面,今天的56个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正因为“多元”受到更多的重视,“一体”则相对偏弱,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所弱化。此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政治路线的指导下,“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通过‘阶级斗争’这一工具进行梳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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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利益都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整合”,民族问题并不凸显,人们的族体身份和共同体意识往往被阶级意识所掩盖。
1978年,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国内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被搁置,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等问题已经反映到民族关系上。在全球范围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由于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冲击,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众多影响世界格局的事件,多民族国家遭遇了严峻挑战。基于国内国外的复杂因素,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必然会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在政策制定上,党和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学术上,费孝通基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国情,于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论断,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关系从而在理论上得以解决。该论断不仅把中华民族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且也成为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导引。由此,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浪潮得以展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泛播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到九十年代后激荡神州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里,我们都清楚地听到中华民族认同进程的历史回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志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把认同问题概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是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指南。在当今中国,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时代的使命和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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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这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20]82
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属性,蕴含着多民族中国的民族观。它既包括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也包括对它的认同,体现的是本体与意识的关系。在现有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中,往往把精神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混淆为物质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偏离了作为精神层面的“意识”。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并未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以及意识与本体的互动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过程,既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重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从“自觉”达到一种“更大的自觉”的逻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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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HEORETICALAPPROACHANDGENERATIVELOGICOFTHE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
ZhanJinwei
Abstract:The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highlightsthenationalattributeandcontainsthenationalviewofmulti-ethnicChina.Fromtheperspectiveofembryologyandontheba⁃sisofreflectingontheevolutionofthetheoryof\"theChinesenationhispaperprobesintothebasiclogicalrelationsamongthe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andanalysesitsgener⁃ativelogic.Throughthein-depthrefinementofthisconceptandpractice,itstrivestorectifytheoutmodedviewsanddiscoursesystem,thedisconnectionbetweentheoryandreality.Actually,weshouldstrivefortheconsciousnessofacademicdiscourseintheoryandpractice.
KeyWords:the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nationalidentity;nationaltheory;nationalwork
〔责任编辑:俸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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