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2010年7月JournalofShenzhen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

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周

静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纵观钱谦益一生，甲申之变前他是一位文坛领袖兼济世救国之士，甲申之后他成为卖国事清失节之人，清初他又转而为抗清复明志士。而综观钱氏文学作品，则知其为人出处之转变，根源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中钱氏生死观之转变。关键词：钱谦益；文学作品；生死观；转变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10）04-0110-06缨之族。他对自己家世历史悠久、文采风流深感自豪，对祖先的辉煌更是念念不忘，专门写了《牧斋家乘文》一卷，以周代钱铿为有姓之祖，源流极为弘长。其诗：“三世版图归脱屣，千年宗镜护传灯。”[2]（卷十三，《病榻消寒杂咏》）赞扬其祖钱鏐在唐五代时期建国吴越，占据江浙之地。[3]钱谦益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他于明代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数朝。钱谦益一生展现给世人的有三种形象，甲申之变前是一个拥有“四海宗盟五十年”[1](卷二，《八哀诗钱牧斋宗伯》)盛誉的·文坛领袖和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济世救国之志的端人正士，甲申后则成为覥颜事清、首鼠两端的失节之人，清初他又辞去官职，成为抗清复明的志士。钱氏形象之“三变”让时人费解、惋惜甚至痛骂。更被乾隆帝等人称为“反复无常”之小人，但我以为钱氏之行为的成因与明代经济文化的发展、诡谲的政治斗争和动荡残酷的明清鼎革之现实等诸种因素合力作用有密切关系。我们只有在这诸多因素的考虑中，仔细体察钱氏复杂的心态，尤其是他生死观的发展和转变，才能解释他所作所为的复杂多变。钱氏历史形象之“三变”的根源在于他所处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死观之“三变”，将这个大时代的历史现状、士人的境遇及钱氏的诗文结合起来观照，我们不难看到钱氏的复杂心迹及生死观的演变。钱谦益祖父钱顺时，进士出身，关心时事，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为钱氏家族留下了世代楷模。钱谦益在《请诰命事略》中赞其：“倜傥有大志，不屑为章句小儒”，“讲求天文、律历、河渠、兵、农诸家之学，提纲举，荟蕞成书，凡百余卷”，“为《通典》、《通考》之流”。并提到钱顺时于冬天奉诏向辽阳军送饷，面对隆冬绝塞，朔风袭骨，他慷慨而言：“吾一人寒，其忍十万人饥乎？”[4]（卷七十四，《请诰命事略》）后因心力交瘁，传染疫疠，竟以此病卒。其父钱世扬，长于经学，精于史学,且“好谈古忠节奇伟事，每称述杨忠愍、海忠介诸公，嚼齿奋臂，欲出其间”，[4]（卷七十四，《请诰命事略》）并与东林党人往来密切，试图救世济民。但以此奇才伟略、壮志雄心，竟然屡试不中，于是他全力栽培儿子钱谦益，寄予他光耀门庭、出仕报国之厚望，乃至临终嘱托儿子钱谦益“必报国恩，以三不朽自励，无以三不幸自狃。”[4]（卷七十四，《请诰命事略》）。儒家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思想一、钱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之儒家生死观的形成

（一）家学渊源钱谦益生活在江苏常熟一个家境富足的诗礼簪收稿日期：2009-12-20

周静（1979—），女，河南驻马店人，深圳大学教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者简介：

第4期周静：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111·

中，特别是“立德”，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钱谦益来说极为重要。立德乃立功、立言之基础。所以儒家文化虽然十分注重功名对人生的意义，但都特别倡导以“立德”为特征的人生不朽观。在钱谦益看来，在明末“世衰道微，廉耻灭息”之际，“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卖其友，弟子背其师”的行为，“皆失节也”，[4]（卷二十八，《取节录序》）也就是说在一个王朝的末世气节犹为重要，能保全自身气节之人，即为世人树立了道德的榜样；而失节之人则无以立德之本。所以他提出了以讲“气节”立德，生死节义之言时常现之于钱氏诗文。他在《顾孝廉请赠议》中称赞吴中三孝廉的忠孝两全：“为子必死孝，为臣必死忠，得志则沛然德教行于两间，不得志则浩然真气返乎大宅。”[4]（卷二十六，《顾孝廉请赠议》）在《吴中名贤表扬绩议》中更是大赞顾云鸿杀身取义：“以忠孝名节为己任，大丈夫杀身取义，当轰轰烈烈如疾雷闪电。”[4]（卷二十六，《吴中名贤表扬绩议》）他还对屈膝投降、偷生事敌者表示唾弃：“夫立乎人之本朝，蝇营狗苟，欺君而卖国者，谋人之军师国邑，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盖已澌然不可复识矣。”[4]（卷四十四，《重修维扬书院记》）钱谦益还在《琴述叙》中说：余读嵇叔夜琴赋，曰：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郄，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叔夜精于琴德，拟诸其形容，可谓至于斯极者矣。及其临刑东市，顾视日景，索琴而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就死，命也。其处死生之际，渊静放达，皆琴德也。[4]（卷三十三，《琴述叙》）在牧斋看来，在死亡面前，无畏无惧、大义凛然的气节，乃为“立德”之典范。牧斋的此种论死之道，与王夫之对于“死”的辨析有相似之处，王夫之所激赏的“死”之境界是“从容就义大雅之风裁”[5]（卷二十三）。他于“慷慨”、“从容蹈义”间不取“慷慨”，而取其人的持守、不“丧己”，取神情姿态之“怡然”，“端凝尊重”。这体现了明际士人对于“死”之语义丰富性的追求，对“死”之表达式的圆满性的追求。（二）从师东林东林党人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领袖的江南学者、官员组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命运多蹇，但他们都是一批饱读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己任之士。他们对于儒家文化倡导的政治与道德理想极为执著，身体力行、堪称表率。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亲自为书院撰写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显示出东林领袖身为儒士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万历二十四年（1596），钱谦益十五岁时，随父亲去无锡东林书院，拜谒削职在家的顾宪成。他谈起当时的情景说：“余年十五，从先夫子以见于端文（顾宪成），端文命二子与淳、与沐与之游。”[4]（卷三十，《顾端文公文集序》）又说：“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从先夫子省谒，凝尘敝席，药囊书签，错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於讲席，裒衣缓带，息深而视下，醇然有道者也。”钱谦益在文中称自己是顾宪成的学生，顾宪成向他传授东林学派的思想与学术真谛。顾宪成在《虞山书院记》里说：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寝之真精神焉，是必有独立不惧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真操概焉，是必有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真胸次焉，是必有夭寿不贰之真骨格焉，是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群蒙之真气魄焉。[6]（卷十）这样的“真精神”、“真操概”、“真气魄”，是对那些正直耿介之士精神追求的最好概括，这也是他们对抗奸邪、舍生取义的力量源泉。东林党人的主张，对钱谦益的思想和学术追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使他形成以天下为己任，具有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的同时，也为他儒家生死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东林学派于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关心国事民瘼，痛砭时弊，以救世济民为已任的历史责任感，亦深刻影响着钱谦益的心灵路程与文学创作的方向。二、钱氏由舍生取义到忧生畏死

之生死观的转变

关于生死的谈论自古以来便是士人的常课，而明人尤好论之，只因“生死患难”是他们的经常处境。此种处境使一些士人或忧生畏死、如履薄冰，或及时行乐、老死花间，或慷慨凛然、泰然处之。那么钱谦益又怎样呢？（一）仕宦生涯之苦痛钱谦益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步入仕途，到崇祯元年（1628）再次入朝，历时14年，却屡遭贬黜。他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月所作《重辑桑海遗录序》·11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

中就已写自己壮志难酬的怨恨，文中以文天祥、陆秀夫自比，指责“大臣犹用机械銡轧人，言官犹用毕牍抹杀人”，致使“一二劳臣志士有项不得伸，有唾不得吐，骈首缩舌，与社稷俱烬。”[4]（卷二十八，《重辑桑海遗录序》）表面上说文、陆，实际是说自己，但同时他又认为文、陆的壮烈牺牲，是“精忠入地，杀身无补。”[4](卷二十八，《重辑桑海遗录序》)这一思想是其生死转变之端倪，尤其当他最后一次效力崇祯时，本欲抖擞精神，为明朝献力，无奈崇祯失察，又让阉党余孽得势，钱谦益被诬革职，遭牢狱之灾，这些对他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钱谦益在明朝统治下，历尽了屈辱和坎坷，他心中不能不因屡遭贬斥而充满对明代统治者的不满。钱氏这个时期的诗作也明显地表露出这种情绪。天启年间罢官，他写道：“破帽青衫出禁城，主恩容易许归耕。”[4](卷三《天启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十首》之一)崇祯年间革职，他又大发牢骚：“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舞袖任他猜。”[4](卷六《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被下刑部狱，更是怨气冲天：“每借愁端支永夜，都凭噩梦返羁魂。”“睡起懵腾扶白首，可知罗网是君恩。”[4](卷七《饮酒七首》之五)郑方坤《东涧诗抄小传》中说他：“其生平所最抱恨者，尤在阁讼一节，每一纵谈及，辄盛气坌酒，语杂沓不可了”。[7](P220)读了这些充满抱怨与梦魇性的字句，可以看出钱谦益的心情极为复杂，在痛苦之中夹带着惋惜，于怨恨之中透露出眷恋。牧斋的此种“怨气”包涵了对帝王昏庸的怨，对小人当道的恨，对明王朝前途惨淡的悲，对自己时运不济的悯。钱氏从这时就已偏离了儒家“哀而不怨，怒而不伤”的情感要求，而且这种怀有不平之音的“怨气”不是钱氏一人一时所发，而是贯穿于整个大明朝始终的。明朝政治的暴虐是历史上罕见的，主要集中在“厂卫”、“廷杖”和“诏狱”上。据《明史》刑法志，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到正统时，“殿陛行杖”已“习为故事”。诏狱始于汉武帝，“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至正德、嘉靖时期“笞罚廷臣，动至数百”，人主对群臣的大批杖杀、逮系，足称古代中国政治史上的奇特一幕。王夫之说：“臣之于君，可贵、可贱、可生、可杀，而不可辱。”“至于辱，则君自处于非礼，君不可以为君；臣不愧而顺承之，臣不可以为臣也”。[8](卷二)可见，“廷杖”和“诏狱”给士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更是蒙受耻辱的标记，在这个蔑视生命的时代，士人的精神创伤是不待言的。钱谦益以其多次入狱的亲身经历和文人的敏感看到了此种政治对于士人心灵的戕害，他在《冯亮工六十序》中说：“杀者非他也，杀吾心而已矣，杀天地之心而已矣。杀一生，即自杀一心。杀两生，即自杀两心。杀百千万亿生，即自杀百千万亿心……”[2](卷二十二，《冯亮工六十序》)这种摧残士人的结果就是“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则君臣之情离矣，此‘否’之象也”。[9]继而引发的恶果就是明清鼎革中爆发的“民变”、“奴变”，戴名世《刘孔晖传》记刘氏守新郑，“县人皆走，孔晖大呼百姓巷战杀贼，莫有应者”[10](卷六)。由于明朝内部的险恶党争、政治腐败，使牧斋心灰意冷。他时常羡慕那些生于盛世、得遇明君、能够建立功业之人“东方朔生西汉全盛，事雄才大略之君，假诙谐倡辨以陈其说。人主用其一二，遂能鞭笞四夷”；他也常常为遭遇庸主、不能施展才华之士而悲叹“同父当宋南渡，光气分裂，以干庸主，穷老尽气，而不得一试，亦足悲矣！”钱谦益在对比东方朔与同父二人的境遇后，竟产生“吾愿生为东方生，不愿生为同父”[4]（卷二十六，《陆君陈字说》）的渴望，这种渴望表明他对朝政的腐败已经洞若观火，对君主的昏庸已无可奈何，明朝的灭亡已是他意料中事。《赠觉浪和尚序》所引觉浪和尚与梅长公的问答，可作为此种推测的佐证：长公常问和尚:“如此世界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教济，请明白提醒，勿以机锋见示。”和尚以手作圆相，曰：“国初之时，如一锭大元宝相似。”长公疾呼曰：“开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这一锭银十成足色，斩碎采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大好，乃过一炉火掺一分铜，是九成了也，九成银还好用，再过第二手又掺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掺到第四第五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长公曰：“然则，如何处之?”和尚曰：“如此，则天厌之，人亦厌之。必须一并付与大火炉烹炼一翻，铜铅锡铁都销尽了，然后还他国初十分本色也。”长公曰：“如此则造物亦须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则天地不仁，造物无功。而天地之心亦几乎息矣。”[2]（卷二十二，《赠觉浪和尚序》）上文所言“天地之心”，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明朝如此腐败不堪，气数已尽，自然会有新朝取而代之。所谓“毒手”，自然是指改朝换代之事。而“不下毒手，则天地不仁”更鲜明地点出明朝灭亡的必然性。（二）纵情纵欲之社会风尚明朝后期，江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4期周静：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113·

的萌芽，商品经济慢慢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流通逐步扩大，城市商业逐渐繁盛。袁宏道描述杭州西湖当时之繁华：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旁之草，艳冶极矣。[11]（袁宏道《西湖二首》）袁小修记当时南京之情形：登舟，穿文德桥。两岸画阁朱楼，流丹腾绿，姹草植于楹檐，文石罗于几席。翠初凌波，云鬟照水，青雀之舫，霞腾鸟逝。[11]（袁中道《东游记》）而在这个我国古代史上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晚明时期，政治却是极端黑暗。一些晚明士子由于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时世压抑的愤懑，逐渐丧失了对理想的积极追求，而往往通过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填补内心的不平。“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由于享乐主义的困扰而失衡，出现了士人个性自由思潮和享乐主义的合流。这种享乐观念对或朝或野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人格上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由于上述原因，一部分士大夫纵情声色，挥金如土。万历《余杭县志》记其之风俗：“俗渐奢侈，富者极宫室之盛，至于倾赀不少。服食器用，竞事华美；婚嫁装奁，多逾常度”。[11]（卷二，万历《松江县志》）一些士人阿谀逢迎，攀附权贵。风气既如此，一旦国难当头，在生死之间为苟全性命而临阵逃亡或投敌变节，也就不奇怪了。朝廷内部大多数文武百官一切以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出发点，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钱谦益也说：“今世士大夫全躯保妻子，精于自为，拔一毛以利其君亲，有所不为。”[4]（《雷孝子传》，卷七十）延续了晚明的所有弊病而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又有一个“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12](P860)的皇帝。这些都导致满清入关时，偌大中国其防线竟然形同虚设，清军所到之处，南明文武百官或变节投降，或临阵逃亡，能誓死抵抗者少之又少。查阅史书，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朝廷文武百官及军队大批降敌的惟有明朝。清军进攻南京时，仅仅江北降清的南明守军就远远超过了南下清军的总和，其中包括总兵23员，副将47员，马步兵共计237，300多人。更可悲的是率众降清者中不乏朱明朝廷曾倚为坚强柱石的重臣，如洪承畴、吴三桂等。钱谦益身处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下，无论是入朝为官，还是削职为民，他的生活都是较为优越的。钱家在常熟是一大家族，家资殷实，既是拥有两千多亩田产的地主，又是拥有店号和一支出海从事番货贸易的船队，获利巨万的商人。即使钱氏闲置在家期间也是不废吟咏，且依然置酒高会，虽诗中例有愁苦之句，日常生活却颇不寂寞。对钱谦益来说，琴棋书画、饮酒品茗，代表着物欲，纵情风月、沉溺声色，则代表着情欲，这不只是要求二者的满足，还是一种风度的代表，一种狂放不羁的名士风流的标志。他平日里享声乐，狎歌妓，买欢追笑，他自称“自倚白头还纵酒,偶携红袖为听歌”，[4]（卷十五，《十五夜》），沉浸于“荔枝酝熟鲈鱼美,醉依银筝续放歌”[14]（钱谦益《丁家水亭再别栎园》）的粉香脂浓里，钱谦益与柳如是之姻缘更是钱氏风流性格的彰显。对于钱谦益之娶柳如是，陈寅恪先生有这样一段评论：牧斋以匹嫡之礼待河东君，殊违反当时社会风习，招来多数士大夫之不满，乃必致之情势。此点牧斋岂有不知之理，但舍是不能求得河东君之同意。在他人如宋辕文陈卧子辈，早已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今牧斋则悍然不顾，作此破例之事。盖其平日之心理及行动，本有异于宋陈之徒。当日阉党仿水浒所撰之东林点将录指为“天巧星浪子”者，固由于此。名流推为“广大风流教主”者，亦由于此[15](P654)。钱氏正是出于风流本性兼受晚明异端思想之影响，使他形成了不遵礼法、纵情任性的性格，正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吾党之士，嘹嘹狂简。”[4]（卷三十五，《崇德令龚渊孟考满序》）他以狂简为傲，自命风雅，无论是物质享乐还是花间美人，都使钱谦益难以割舍，虽然钱谦益在面对这种主要由社会原因导致的集体人格缺失的现象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犀利的批判，但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所以当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生命为代价时，面对肉体与灵魂、生存本能与道德信守之间两难的生死抉择，钱谦益的个体生命意识里选择了生存。知道了这些似乎可以了解，钱谦益的享乐欲望对其生死观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三、儒家生死观的回归

（一）清廷的排挤与世人的责难弘光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进逼南京，时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与大学士王铎、守备赵之龙等，打开南京城门，捧着舆图册籍，出郊跪降。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士人精神的代表，钱谦益这一跪，便留·114·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

下了千古难濯的污名。钱谦益作为失节之人付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后，如果能在新朝有所作为，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但清朝是异族统治，对于汉族，尤其是降清明臣，疑心甚重，其政治原则是“以满制汉”。所以，并没有给予钱谦益梦寐以求的相位，给予他的只有新朝的排挤、轻视与不信。而钱谦益主盟文坛数十年，辈高望重，声名远扬，他丧节降清，不能不使社会舆论哗然，不能不遭到众人的唾骂。时人以一幅门联曰：“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代词臣”，[13]此联辛辣的嘲讽钱谦益身仕二姓。当钱谦益告病辞官抵达家乡的时候，常熟的生员们出来迎接时，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12](P848)在吴语中，“不觉老”即“不阁老”的谐音，暗指钱谦益即使仕清也终究进不了内阁。钱谦益回乡以后，一日对生员们谈起他的衣服样式说：“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有人嘲笑他说：“可谓两朝领袖矣。”陈寅恪先生以为：“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12](P848)随后诸如此类的讥讽纷至沓来，正如钱谦益自己所言：“吾邑物议大以不肖为射的，标榜士论者与挟持私怨者交口弹驳，体无完肤”。[16]（卷二十二，《与邑中乡绅书》）觍颜事清使他承受了严厉的道德谴责，人言可畏，足以使钱氏若芒刺在背，终日难宁。而且故国之民的责骂，使他在痛苦之余，也倍感孤独，失节成为其生活中一块抹不掉的阴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与孤独感结伴而至的是自责、悔恨。钱谦益80寿辰之日，其族弟钱君鸿拟征词祝寿时，他在《与族弟君鸿求免庆寿诗文书》中说：“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频死不死，偷生得生。”因请其族弟：“如不忍于骂我也，则如勿颂，如不恶于咒我也，则如勿祝”。[2]（卷三十九，《与族弟君鸿求免庆寿诗文书》）这说明，钱谦益深恐由此再招来咒骂，顾虑就在于其曾降清。钱谦益频死不死，偷生得生的自我批判，真实地评价自己苟且偷生，声名丧尽。虽然他说自己“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但又心有不甘的牧斋还是希望世人能够得知自己切骨的悔恨。（二）抗清复明，以诗名志钱谦益出城降清、身仕两朝已成为抹不去的事实，若要改变世人的看法，单靠几句悔过的诗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钱谦益辞去新朝的官职后，便积极投身于复明运动中。同时他采取以诗存史、借诗明志的方法，借创作来反映自己的抗清活动，传达出自己遗民兼志士的形象，希望能在道德上重塑自我，使其诗文成为后人重新评价他的依据。钱谦益所作之《投笔集》，陈寅恪先生亦以为“牧斋《投笔集》之命名，自是取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义”。[12](P1193)（卷下，《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投笔集》写于钱谦益晚年78岁至82岁之间，历时5载，共有诗108首，其中104首分为13叠，每叠8首，均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所收之诗，其时限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二年（1663），即从郑成功率水师千帆竞进，进攻南京起，至桂王朱由榔政权覆亡之后为止。郑成功兴师之时，钱谦益已达耄耋之年，为了实现其抗清复明之目的，他用手中之笔当武器，参加到抗清的行列中来。《后秋兴》十二叠之后，作者有《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透露出写作这组诗的动机与心境。其第二首云：不成悲泣不成歌，破碎还如墨盾磨。判以余生供漫兴，欲将秃笔扫群魔。途穷日暮聊为尔，发短心长可奈何！赋罢《无衣》方卒哭，百篇号踊未云多。[17]“不成悲泣不成歌”，表明作者悲痛到极点，对现实感到绝望。“判以余生供漫兴，欲将秃笔扫群魔”，正是此诗的旨意所在。可作以“投笔”名集的注脚。《无衣》是《诗经》中的一篇，其中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之句，表现士兵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作者借用这一典故，其含义不言自明。钱谦益在诗中还多次暗示自己有参与复明运动的行为。顺治四年（1647）七月，他托人给当时在桂林的弟子瞿式耜带去手书一封，为南明永历朝廷上陈战略决策，即“楸枰三局”。他以“全着”“要着”“急着”的隐语作棋枰三局，以此来挽救危亡的败局，表示对明朝的中兴之望。钱谦益此“楸枰三局”的核心在于进攻长江，并进一步夺取江南地区的控制权。而金华总兵马进宝，是江南地区的一个要害人物，但为人圆滑乖张，对战局采取观望态度，若郑成功克南京，则反清，不能则佐清。为了争取他，钱谦益于顺治七年（1650），不辞辛苦，三次前往松江，进行游说策反马进宝的行动，配合郑成功提师北上。钱氏此间所作诗集《庚寅夏五集》被陈寅恪称为：“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之专集”，[12](P1037)所作《高会堂诗集》：“其中绝大部分乃游说马进宝响应郑成功率舟师攻取南都有关之作”，且“牧斋留滞松江，实逾一月之久。其间策画布置，甚费时日，可以想见。”[12](P1182)陈寅恪先生注意到钱谦益不仅仅为了描述史第4期周静：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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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还要在风起云涌的反清运动中，安插上自己的身影，通过“立言”力图在传统道德观念上重建自己的人生理想，把明清易代之际个人命运的荣辱悲喜与山河易主、沧桑巨变的历史内容融合在一起，把内心的亡国之痛、降清之辱、明祚中兴展现给世人，希望得到世人的同情与宽恕。因而陈氏说：“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7]——钱谦益传[M].北京：东方出版[3]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社，2001.[4]钱谦益.钱牧斋全集·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王夫之.读通鉴论[M].上海：世界书局，1936.[6]顾宪成.泾皋藏稿[A].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P1)在钱氏的文学作品中，回荡着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辨白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死意识。父辈、师长的言传身教使儒家的纲常教义中，讲求忠孝节义，舍生取义的观念渗入钱谦益的骨血而成为他生活、思想、行动上的准则，成为他无可逃脱的精神锁链，一旦要背弃这些，他受不住自审自谴，良心上不得安宁。又怕“董狐之笔”使其骂名千载，所以他不停的给自己作出“频死不死，偷生得生”的宣判，他渴望在沉痛悲切的言辞中说服自我也说服世人，并回归于杀身成仁的儒家生死观，以垂暮之年，不顾生死，奔波于抗清复清的艰途中，以消解因背叛道德信守而在内心深处产生的沉重的负罪感。可以说，牧斋的诗文展现了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显现了作者自身生死观的发展演变。参考文献：[1]黄宗羲.南雷诗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钱谦益.钱牧斋全集·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7]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0]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1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13]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牧斋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裴世俊.钱谦益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16]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牧斋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7]钱谦益.钱牧斋全集·投笔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责任编辑：向博】

OnQianQianyi’sOutlookofLife

andDeathandHisLifePath

ZHOUJing

(SchoolofInternationalExchange,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518060)

Abstract:LookingbackonQianQianyi’swholelife,wecanfindthatbeforetheShenJiaReformhewasaliteraryleaderandapatriotwhotriedtoserveandsavethecountry.Yetafterthen,hebecameatraitorandwasdisloyaltohiscountry.IntheearlyQingDynasty,heturnedtobeamanwhowasagainstQingDynastyandadvocatedtherestorationoftheMingDynasty.ByexaminingQian’sliteraryworks,wecanunderstandthetransformationsthathadtakenplaceinhim,therootofwhichliesinthechangesofhisoutlookoflifeanddeathin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

Keywords:QianQianyi；Literaryworks；outlookoflifeanddeath；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