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数据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Ｄｅｃ． ２００４第１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Ｈ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４ Ｎｏ．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擅变及其原因李德山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嫂变，即从开始的怀柔与安抚转变到连续不断的征伐，都是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然。在对这种变化进行全面论述后，认为救助新罗，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是最主要的原因。唐朝对高句丽的征伐和消灭，积极的意义是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局面。关健词 唐朝高句丽东北亚政策转变作者李德山，１９６２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５２６８号，邮编１３００２４０ 隋唐两朝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朝最后灭亡了高句丽，对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历史以至于整个东北亚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擅变，便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择其大端略加阐述，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唐朝时期的高句丽，主要分布在今鸭绿江的右岸（辽东和吉林南部地区）和左岸（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都城在平壤。６１８年李渊建唐，高句丽和唐朝共存了５１年。在这５１年间，唐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早期的怀柔安抚擅变到连续的兴兵征伐，都是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然。唐王朝建立的那一年， 也恰好是高句丽第２７代王建武的即位之年。自此之后直到建武被杀的贞观十六年（６４２），２０多年间唐王朝与高句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冲突或战争，唐王朝对高句丽实行的是怀柔加安抚政策，这是双方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和平与安定的局面，主要在于以下一些原因。首先， 从作为中央王朝的唐朝来说：第一， 武德年间（６１８－６２６），唐王朝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及民族政权基本无暇顾及，不得不采取防御政策和低调姿态。在东北地区，唐王朝最为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忌惮的是臣属于强大的突厥、“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的契丹和奚”。①在没有腾出手来解决突厥以及契丹、奚的问题之前，唐王朝最希望东北地区两蕃之外皆保持当时的状况。因此，尽管武德初年契丹曾数次抄掠唐的东北边疆地区，但却难以见到唐朝的反击举措。一直到武德五年（６２２）十月，契丹乘唐平定刘黑阔之机再寇平州，仍不见唐朝予以追讨的记载。是年十二月， 高祖李渊赐书高句丽王建武，谓：“肤恭应宝命，君临率土，抵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刘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票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联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道，道路无雍，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难，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②以往的多数研究论著都相信了史书的记载，认为这是高祖李渊体恤隋末战士多陷于高句丽才赐书高建武的。但李蓉先生却有另外的一种认识，她说：“这封书信实与当时东北局势有关，是高祖处理东北问题的一种策略。此时，唐幽州兵忙于应付河北战事，已无逞外略，而契丹偏又于此时南下侵掠，从而使东北防线岌岌可危，高祖这封信一来希望高丽能谨守疆界，不要像契丹一样趁火打劫；二来明确表示唐无意于高丽之国土，而愿与高丽通好的想法。”③这样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还认为这也是唐王朝对高句丽态度的一次测试。据《旧唐书・高丽传》和《三国史记・高句丽・荣留王本纪》记载，建武在即位的第二年便遣使朝唐，正式向唐王朝表示臣服，并连年不断地遣使贡献。但除此之外，双方还没有进一步实质性的举措。如果建武响应此号召，就证明其对中央王朝的态度是真诚的；反之，唐王朝是要有所准备的。另外，这也应该是作为中央王朝的唐朝对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的一次真诚的安抚和委婉的忠告，提醒高句丽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要再蹈此前屡遭征伐的覆辙。由此可见， 高祖李渊这封信的用意是多方面的，字里行间表现得很充分。这说明，唐王朝在全面分析东北及东北亚局势后，对高句丽等的怀柔与安抚政策已形成。第二， 对高句丽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两政权，一般情况下不插手其内部的事务。《旧唐书・百济传》记载，自武德四年（６２１）起，百济王扶余璋就遣使朝贡，献果下马等土产，武德七年（６２４），“高祖嘉其诚款，遣使就册为带方郡王、百济王”。而对新罗，也于同年“遣使册拜金真平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④这样，就使百济和新罗正式成为唐王朝的藩属。还是在武德七年（６２４），高祖“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⑤唐朝对于东北三政权采取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显然是想保持当地的战略平衡。在国力尚不足以左右东北地区局势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在三国中既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某一方的做法。中央王朝给予名分但不区分其等级，就势必加剧三政权之间的争斗，兰政权陷人辽东和朝鲜半岛内部势力范围的争夺中，既牵制了高句丽的妄动和对辽西的凯觑，更使其不能与突厥互为呼应结盟。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的战略平衡，对于唐朝经营辽西、经营北方是大有好处的。这是①（Ｉ日唐书》卷１９９《契丹传》。②⑤《旧唐书》卷１９９（高丽传》。③李蓉：《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策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④《旧唐书》卷１９９《新罗传》。２４一 万方数据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擅变及其原因典型的“以夷制夷”政策，表明唐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形成后，使用起来也十分纯熟。第三， 唐朝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以后出现的一个统一的新朝代。高祖李渊及其先世，是汉族与鲜卑族融合的后代，其他的文臣武将也多数有边疆民族的血统。有了这样的背景，就使唐代具有了开放的民族观和一统观。武德七年（６２４），有感于高句丽遵奉臣职的优秀表现，高祖对群臣说了这样一段话：“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场帝，此何臣之有？联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可即为诏，述联此怀也。”①显然，高祖对自己亲自制定的政策收到了成效是相当满意的，高兴之余竟要取消与高句丽的君臣关系。在他看来，高句丽称臣更好，不称也罢，只要不危害国家的安全，中央王朝甚至不在意与边疆民族政权的名分和地位关系。幸亏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进言劝谏：“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冤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②高祖才打消了下诏的念头，同意高句丽继续称臣纳贡。 李世民即位后，更是主张对国内的各个民族一视同仁，采取民族平等的政策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联如父母。”③除非不得已，否则，作为中央王朝的唐朝是不会随便动武的。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的思想意识里，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其开放观和统一观是交叠在一起的，他们追求的是四海一家、华夷同风的壮观景象。所以，他们对高句丽的怀柔与安抚是真诚的，表明了他们希望和平而不希望战争的良好心愿。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在中央王朝的唐朝这边，初期在主观上没有征服高句丽的想法，当时的客观条件也根本不允许其如此作为。两种原因交互影响，使唐王朝选择了怀柔与安抚的政策去处理与高句丽的关系，但是却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性，并没有放纵而不顾。其次， 从作为地方民族政权的高句丽来说：第一， 高建武即位之初，首先面对的是其兄婴阳王留下的乱摊子，经过隋场帝的三次讨伐，战争造成高句丽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经济凋敝、国力衰落的严峻局面。原本３０万人左右的军队，已损失了三分之二。正如耿铁华先生所说：“无论从最终结局，还是军力、国力损耗的情况，高句丽的损失都是相当惨重的。”④所以，建武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使经济复苏，使国力增强，而不是其他。应该说， 高建武对这一点认识得比较深刻，在处理与中央王朝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主动的态度，即位第二年，即武德二年（６１９），便派遣使臣人唐朝贡。接着，就连年不断地向唐朝贡献方物，并应高祖李渊之请，送还流亡高句丽的汉族军士和百姓近万人，唐也让流亡内地的高句丽人返归故里。“和好关系确立，使双方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⑤可以这样说，高句丽有利地配合了唐朝怀柔与安抚政策的施行，并从中获利不少。据史书记载，短短的几年间，高句丽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发生了显著变化，“种田养蚕，略同中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①《旧唐书》卷１９９《高丽传》。②《旧唐书》卷６１（温彦博传》。③《资治通鉴》卷１９８，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④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６页。⑤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６页。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史记》、《汉书》、范哗《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①武德七年（ ６２４）二月，高句丽王派使臣人唐贡献，并请颁布历法。高祖因之遣沈叔安往高句丽，册封荣留王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再命道士携天尊法像及道家经典，为高句丽讲《老子》。高句丽国王及群臣百姓均前往听讲，盛况空前。作为中央王朝，唐朝接纳高句丽王族子弟人内地学习，同时派遣儒、佛、道三教大师人高句丽讲经说法，促进了双方思想文化交流。 高句丽对唐朝恭顺有加，接受唐朝调解其与百济、新罗的关系，协助掩埋、吊祭隋阵亡将士，每岁必遣使人唐朝贡。贞观二年（６２８），高句丽王建武遣使臣人唐祝贺，并奉献“封域图’，。②贞观五年（６３１），太宗又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座隋战亡将士骸骨，并毁掉高句丽所立“京观”。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建武“遣其太子桓权来朝，并贡方物。太宗优劳甚至’，。③再遣使陈大德前往高句丽，“人其国，厚响官守，悉得其纤曲”。④类似的举措，“使得高句丽与唐朝的关系达到了最为亲善的程度”。⑤高建武所做出的一系列决策， 既有利于高句丽各方面的发展，又增加了中央王朝对他的信任度。这应该是唐王朝对其比较坚定地执行怀柔与安抚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自荣留王即位到其被杀的２４年间， 高句丽诚心臣服于唐，岁岁遣使朝贡。尽管有时亦对唐朝心存恐惧，“发其国，举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⑥但却没有一次反叛之举。相反，在国力有所恢复后，却与百济和新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军事冲突。例如荣留王九年（６２６），“新罗、百济遣使于唐，上言：‘高句丽闭道，使不得朝，又屡相侵掠。”’⑦再如荣留王二十一年（６３８）冬十一月，高句丽“侵新罗北边七重城’，，⑧新罗将军率兵迎击，于七重城外打退了高句丽兵。统合前论可见， 唐朝前期对高句丽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无论就唐王朝本身来说，还是就高句丽来说，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怀柔与安抚政策的出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双方相互配合的结果。这一政策使双方都获益匪浅。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生产得到恢复，经济缓慢地发展，高句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了明显的增强。唐朝方面，辽东无事，便可以全力经营“两蕃”，经营突厥，解决其他地区的民族问题。 ５１年中的后２７年，唐朝对高句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怀柔与安抚，转变到了连续不断的征伐，这就是双方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贞观十六年（ ６４２）冬十月，高句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死高建武，立建武侄宝藏为王，而自为莫离支，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独断军政大权。唐太宗对盖苏文轼君专权颇感愤怒，曾说：“盖苏文狱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①②③⑥《旧唐书》卷１９９《高丽传》。④《新唐书》卷２２０《高丽传》。⑤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第２９１页。⑦⑧《三国史记》卷２０《高句丽本纪・建武》。２６ 一万方数据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擅变及其原因使契丹、鞋鞍扰之何如？”①长孙无忌阻之说：“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严设守备。陛下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②太宗此时显然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高句丽，因此听从了长孙无忌的劝谏，仍派遣使臣持节备礼册命，前往高句丽册封宝藏王，并下诏曰：“怀远之规，前王令典，继世之义，列代旧章。高句丽国王藏，器怀韶敏，识宇详正，早习礼教，德义有闻，肇承藩业，诚款失著，宜加爵命，允兹故实，可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王。”③这是唐王朝最后一次对高句丽政权施行怀柔与安抚政策，但双方关系已绝非从前那般亲密了。当时，就唐王朝而言，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而盖苏文轼君专权，仅是唐朝对高句丽政策发生改变，弃怀柔与安抚而改用征伐的一个导火索而已。关于唐王朝改变对高句丽政策，以及唐太宗的决意征伐， 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原因，例女口：其一， 为了收复辽东故土，拯救斯民。不错，高句丽所在的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早在周代，燕国就曾设置了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④到了汉代，武帝又置真番、临屯、乐浪、玄冤四郡。⑤对此，唐朝君臣是十分清楚的。裴矩、温彦博于武德七年劝谏高祖李渊的话，前已引述，而早在隋代，裴矩就以几乎同样意思的话告诉过场帝：“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貂之乡乎！”⑥司农５ －１Ａ相里玄奖在调解高句丽、百济、新罗争斗时亦明确告诉泉盖苏文：“今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句丽岂得必求故地？’，⑦唐太宗反复申明：“辽东故中国地，而莫离支贼杀其主，联将自行经略之。”⑧贞观十八年（６４４）在上林苑宴请雍州父老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说：“联剪除丧乱，海内刘安，百姓复业，联欲存其国而吊其人，所以将幸洛阳，有事经略，安复三韩之地。”⑨君臣一再强调要收回东北故地，就使后来的研究者相信，征伐高句丽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使天下归于大统，东北边疆得以稳固。但是， 事实却未必如此。高句丽是唐朝管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年年称臣纳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它所占有的土地，显然也是唐朝的领土，区别仅在于没有使其郡县化而已。并且，以高祖和太宗开放的民族观衡量，高句丽虽属“夷狄”，但关系已经明确，就应该“独爱之如一”了，况且当时的东北边疆还算稳定，没有必要劳师远征本已归属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因此，一定另有其他重要原因。其二， 为了讨伐贼逆，清算盖苏文轼君之罪。不错，太宗对盖苏文狱君专权确实十分恼火，曾经与臣下讨论过用契丹、鞋辐兵袭扰高句丽的计划，但听从长孙无忌的劝谏后放弃了此念头。不过在出征高句丽之前，太宗又重新提起旧话，反复强调：“盖苏文狱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不可以不讨。”⑩“莫离之贼就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轼君虐下，败之甚易也。”⑩这些话约①②③⑦《三国史记》卷２１《高句丽本纪・宝藏王上》。④《史记》卷１１０《匈奴列传》。⑤《史记》卷１１５《朝鲜列传》。⑥《资治通鉴》卷１８１，隋大业六年十二月条。⑧《新唐书》卷２２叹高丽传》。⑨《册府元龟》卷１１９《帝王郡・宴亨》。⑩《三国史记》卷２１《高句丽本纪・宝藏王上》。⑧《旧唐书》卷１９９《高丽传》。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等于战前动员令，所以人们便认为这是征讨高句丽的直接原因。前已有言， 盖苏文轼君专断，充其量仅是征讨的导火索而已。盖苏文只在其国内蛮横，而对中央王朝还是恭顺和惧怕的。当盖苏文得知唐朝欲讨其罪时，十分惊慌，一面调兵设防，一面遣使人朝献白金。太宗采纳了褚遂良的意见，没有接受贡献的白金。①在战前，盖苏文件逆中央的行动仅有一次，就是没有接受相里玄奖的调停建议，而继续与新罗、百济争斗。以太宗的性格和盖苏文的表现，不至于如此迅速地达到交火的状态，里面肯定还另有直接的原因。其三， 救助新罗，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我认为，这才是使唐朝对高句丽政策发生转变，使太宗义无反顾地征讨高句丽的原因。只可惜，前人的论述尚有不周之处。现在看， 唐朝开始积极介人辽东和朝鲜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自身的一些失误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朝鲜半岛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妨再从源头论起。贞观十六年（ ６４２），盖苏文发动政变，高句丽政权由亲唐派转到态度尚不十分明朗的另一派手中。这一不幸消息最早由营州都督张俭上报中央，令唐朝不得不心生警惕。十一月，毫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太宗却说：“因丧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②此事遂罢。唐朝君臣虽然不满意盖苏文的莱鹜不驯，但并不想直接出兵或马上教训他，前引述太宗与长孙无忌的谈话即可为证，打算先让他表演，之后根据程度再决定行动。贞观十七年（６４３）六月，太常承邓素奉命出使高句丽，回到中原后，请增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附近）戍兵以逼迫高句丽，太宗却回答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③所以，仍然一如旧例大度地册封了高藏。这就证明，唐太宗决非草率从事、穷兵默武之人。然而就在这极其微妙的时刻， 形势却急转直下了。朝鲜半岛上的三政权，高句丽是同百济联盟共同对付新罗的。但盖苏文政变后，迅速地与日本建立了联系。《日本书记・皇极天皇纪》记载：＂（６４３年）二月……壬辰（（６日），高丽使人泊难波津。丁未（２１日），遣诸大夫于难波郡，检高丽国所贡金银等，并其献物。使人贡献既讫，而咨云：去年（６４２年，贞观十六年）六月，弟王子亮，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须弥（泉盖苏文）轼大王，并杀伊梨渠世斯等百十余人，仍以弟王子儿为王。”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出使日本使者的身份很高，除了向日本通报了盖苏文掌权的有关情况，还贡献了大量的金银和方物。正如刘子敏先生所说：“关于百济同日本的往来，已有历史，不足为怪。但高句丽同日本的勾结，不能不说这是高句丽东北亚政策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它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并不是安定与和睦。”④高句丽的用意很清楚， 把日本势力引入朝鲜半岛，再加上百济，结成高句丽一百济一日本联盟，先消灭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的新罗，之后再图其他。这样，就使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民族政权与地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了国际化的背景。对高句丽的军事冒险，对日本的军事介人，对东北亚严峻的形势，唐朝及太宗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了。与此同时， 新罗遭到了高句丽、百济连续不断的侵凌，史载：“十六年，（百济）义慈兴兵伐新①参见《旧唐书》卷８０《褚遂良传》。②《资治通鉴》卷１９６，贞观十六年十一月条。③《资治通鉴》卷１９７，贞观十七年六月条。④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４９页。２８ 一万方数据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擅变及其原因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①本来有统一朝鲜半岛雄心的新罗，竟几乎被逼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于是，新罗便遣使急赴中央求援，极力鼓动太宗出兵讨伐高句丽，欲借中央王朝的力量，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见到太宗皇帝后，使臣哀求说：“谨遣陪臣，归命大国，愿乞偏师，以存救援。”②“臣王事穷计尽，唯告急大国，冀以全之。”③太宗除了表示慰问外，当时并没有贸然答应出兵，只是给新罗使出了三策：“我少发边兵，总契丹、鞋鞍直人辽东，尔国自解，可缓尔一年之围。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然四国俱扰，于尔未安。此为一策。我又能给尔数千朱袍丹帜，二国兵至，逮而陈之，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此为二策。百济国负海之险，不修兵械，男女分杂，好相宴聚。我以数十百船载以甲卒，衔枚泛海，直袭其地。（此为三策）。’，④不难看出，此时的太宗还在犹豫，恐怕师出无名，恐怕“四国俱扰”，恐怕生灵涂炭，从而追悔莫及。权衡之下，太宗决定还是先派出调停使相里玄奖。但此时的高句丽自恃有百济和日本的联盟，盖苏文拒绝了中央王朝的调停而继续围侵新罗，使“新罗数请援”。⑤鉴于高句丽的所作所为，为了解救新罗，打击日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永久解决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问题，唐太宗才最后下定决心，率军亲征高句丽，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联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⑥时间在贞观十八年（６４４）七月。 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救书中说：“肤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尔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凌，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⑦明确地说出了征伐高句丽的主要原因并非为了收复辽东故土，也不是讨伐逆贼、清算盖苏文的罪行，而是为了救助新罗，重新整合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将其纳人到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太宗卒而子高宗李治立，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６５５），至总章元年（６６８），高句丽终于被唐朝灭亡。这样， 经过太宗、高宗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同时日本向朝鲜半岛渗透和扩张的野心遭到重创，使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不敢再对朝鲜半岛心存幻想，贸然侵犯。唐朝对高句丽的征伐和消灭， 最终的结果是使东亚及东北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制衡，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和平、稳定局面，使中国、新罗、日本等所有的当事方都进人了兴旺发展的历史时期。由此而言，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无疑是成功的。〔本文责任编辑于逢春〕①《旧唐书》卷１９９《百济传》。②《旧唐书》卷１９９《新罗传》。‘③④《册府元龟》卷９９１《外臣部・备御》。⑤⑥《新唐书》卷２２０（高丽传》。⑦《三国史记》卷７《新罗本纪・真平王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