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思想研究综述

蔡元培思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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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纯

一、研究概况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戊戌时期同情维新派，倡导新学。20 世纪初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光复会，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最近20 多年来，对蔡元培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研究高潮，即1988 年蔡元培诞生120 周年前后和1998 年蔡元培诞生130 周年前后。

综观国内学术界的蔡元培思想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一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中华书局于1984 年出版了6卷本《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选了《蔡元培论著专集》，这套专集包括《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技出版社，1985）、《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科技出版社，1985）、《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进入90 年代后，对蔡元培思想资料的搜集、整理更为充分，1997 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8 卷本的《蔡元培全集》，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具有权威性的大型蔡氏文集。另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蔡氏文选及专业性著作集。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张汝伦编选的《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绿林书房辑校的《蔡元培学术论著》、沈善泱编选的《蔡元培选集》（上、下）、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桂勤编选的《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雷颐编选的《蔡元培语萃》、高平叔编注的《蔡元培书信集》（上、下）等等。二是出现了一批研

究专著、传记、年谱和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年谱方面有高平叔编写的《蔡元培年谱》和《蔡元培年谱长编》；传记方面主要有蔡尚思著《蔡元培》、崔志海著《蔡元培》、唐振常著《蔡元培传》、周天度著《蔡元培传》、赵庆元著《蔡元培传》、张乐天、檀传宝著《蔡元培传》、张晓唯著《国学大师丛书：蔡元培评传》、胡国枢著《蔡元培评传》、马征著《教育之梦—蔡元培传》等，代表性研究专著则有梁柱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王世儒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张晓唯著《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金林祥著《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孙世哲著《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聂振斌著《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等。至于研究论文则数量相当可观，仅论文集就已出版了5 部：《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蔡元培研究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蔡元培研究文集》(中华书局又，2001)。三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不断增强。学术界最集中关注的就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蔡氏的哲学、政治、文化、科学、学术等方面思想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视角也不断创新，对蔡氏思想的来源、性质、特色等进行深入探索，获取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教育思想

关于蔡氏的教育独立主张，雷克啸认为：该主张主要是用来反对封建科举教育制度的。[1]另一研究者黄建章也赞同这一看法，并指出：教育独立思想之精义在于超轶教会和专制的政治，反对封建科举制度。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欧阳哲生则认为，“教育独立”是蔡元培先生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主张，是其作为一个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家的特质所在，这一主张至今仍有建设性的意义。[3]

在教授治校思想方面，学术界对其起源有不同的看法。陈发美指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观念是蔡元培“教授治校”改革之“源”。[4]而宗盟却说：蔡氏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主要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5]夏蓉从5 个方面概括了蔡元培的女子教育思想：从胎教到母教；从转变“贤妻良母”型为事业型；从全面发展教育到独立完全人格培养；从培养自立意识到社会责任感；从开放“女禁”到男女共校等。[6]曾跃霞则指出：蔡元培主张仿效西方国家，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平等权利，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平等互助，以改变我国男女的不平等现象。[7]近年来，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匡尹俊指出，蔡元培的大学教育观念可概述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理想的价值取向，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民主、自由是大学理念的氛围，大学当以培养“健全人格”之人才为宗旨。[8]另有不少研究者着重探讨了蔡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建国认为：“兼容并包”并不是无所选择，而是“无所不容，有所不为”，它不是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而是要在旧文化的夹缝中兼容新文化，保护新文化的传播。[9]也有文章指出，这种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

(二) 哲学思想

蔡元培的哲学思想融合了中西文化，学术界在深讨其性质、特点、渊源时，意见有些分歧。关于其哲学思想的源起，蔡建国认为主要是由他早年接触日本文化而产生[10]；张晓唯却认为主要是由他早年学习中国旧学经典而滋生[11]。而陶侃则指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他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形成自己具有二元论色彩的世界观，但在方法论上却主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儒家哲学之本——中庸之道或者说是折衷主义。[12]关于蔡氏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问题，肖万源指出：在物质与精神两者关系的根本观点上，客观唯心主义始终是蔡元培的基本思想。但当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阐述自然的演进、说明人的认识、批评宗教神学时，却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13]黄书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他认为：蔡元培在哲学上接受康德的二元论，将统一的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两个方面。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相对的，受空间、时间的制约，属“经验”的范围；实体世界是绝对的，不受空间、时间的制约，全恃乎“直观”的体验。其中，作为意志的精神实体，则被他赋予世界本性的意义。[14]丁祖豪也同样指出：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蔡元培吸取了康德的思想，提出了世界分为现象与实体两个方面的观点。同时，他还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提出意志是世界之本性的观点。[15]有的研究者还更为细致地注意到：蔡元培对康德的观点也作了一些修正。他抛弃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去除这种障碍性的鸿沟呢？他认为，惟一的办法是教育。[15]

(三) 政治思想

80 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对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季甄馥认为，蔡元培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包括如下方面：第一，爱国主义与民主义思想相结合，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第二，提倡民权和女权是他的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解放资产阶级个性的特色；第三，在他的思想中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善于把革命活动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在他的民主革命实践过程中，曾一度受到政府主义的影响；第四，民主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迅速由一般的旧民主主义转变为争取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16]李华兴则概括性地指出：蔡元培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17]陈哲夫将蔡氏的政治理想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独立；第二，反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谋求中国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幸福。[18]兼收并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是蔡元培政治思想的一个特色。胡家玉研究指出，蔡元培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1．向往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尊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互助论。2．牵强附会地把中国儒家的大同学说和基督教的教义也混同于社

会主义。3．对科学社会主义持敬仰态度，称马克思为近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19]而另一位学者却认为蔡元培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四个特色：1．绝对平均主义思想；2．泛劳动主义；3．复古主义；4．反对马克思主义阶段斗争学说。蔡元培所鼓吹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6]张珊珍则撰文指出：蔡元培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从爱国主义上升至国际和平主义；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兼容并包。[20]

(四) 科学思想

蔡元培科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十多年来开辟的新的领域。有关文章主要是从蔡元培的科学观、他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关于科学体制化的论述等方面来展开探讨的。邵建红指出：蔡元培认为近代中国在科技方面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惟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认为现代文化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21]王骏则考察了蔡元培的科学救国思想，指出：蔡元培认为教育为一国立国之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现代文化是基于科学的。对于科学研究，蔡元培既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又重视纯粹科学的研究。[22]孙小礼分析了蔡元培科学观的内涵，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救国”或“力倡科学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是要通过兴办科学机构，开展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的应用，技术的发明，增进国家的科技实力；在精神方面，是要普及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以转换国民的思维方式，提高国民素质。[23]蔡元培关于科学方法的思想也有研究者进行了分析。刘宗棠指出，蔡元培不仅大力推行科学教育，积极鼓励科学研究，而且努力提倡科学方法。他把科学方法称为“点石成金”的指头，认为“科学的结论，决不如介绍科学的方法为重要。”他已认识到归纳和演绎都是科学方法，但又认为归纳法更为重要。[24]另外，龚镇雄还论及了蔡氏的“科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思想。他指出，蔡氏将“科学与艺术”

视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两翼，因而一贯提倡科学与艺术并举。蔡氏反复强调“智育与美育并举”，“科学与艺术并重”，“治科学兼美术”，“教育要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要进行人格教育”，“德、智、美、体缺一不可”等等[25]。还有学者探讨了蔡氏科学教育和科学体制化等方面思想，认为蔡氏不但是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开创者，而且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体制化的思想推动者，即“总设计师”。

(五) 文化思想

学术界对他的文化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罗家伦指出，蔡先生“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生，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26]胡愈之也称赞说，先生“一方面接受了固有文化的遗产，一方面又吸收了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新思想，加以发扬光大，这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的火炬。[26](102)蔡建国认为，蔡先生侧重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振兴中华和发展近代化的问题，其对待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守旧和盲从。[10]而刘惠文指出：蔡先生一方面要求以真正的国粹来唤起青年之精神，这种“真正的国粹”，是指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即优良的文化传统，这是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蔡先生又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先进文化。他还要求在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进一步，有新的发展，与“真正的国粹”相融会，创造出新文化来。因此，蔡先生提出了一个在吸收西方文化过程中如何走向“中国化”的问题。[28]傅长禄全面总结了蔡氏的中西文化思想，认为蔡氏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观，其内容包括：“当今世界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时代”；“不同文化的接触必能产生新的文化”；“中西文化结合是双向的”；“应积极将中国文化输入国外；“兼容欧化”的“文明消化论”。傅长禄进一步评论说，尽管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蔡先生的文化观摈弃了封建锁国主义，也同“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论”划清了界限，至今仍有借鉴意义。[29]

有学者考察了蔡氏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思想和历史贡献。肖朗、王鸣指出：蔡元培所开展的中外高等教育交流活动，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欧美各国的经验和模式，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和看法。如主张应兼采美、法等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认为既要地方自治，又要加强中央对全国教育事业的统一管理；要重视和强化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大学教育重在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30]另有研究者指出：蔡元培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出于对学习以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迫切认识，他深信通过成批学生赴欧勤工俭学，不仅可为中国造就大批专门人才，甚至可通过这些学生输入欧洲先进科技和教育。[31]还有一些论著分析了蔡元培关于中德、中日文化交流的思想主张，对他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六) 学术思想

蔡元培学术思想涉及到他的学术观、美学、心理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内容。汤广全概述了蔡氏学术观的基本立场：1．学术至上。这是蔡先生一贯坚持的文化立场，而且又是与“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连在一起的。蔡先生认为，“学术追求的是实体世界的事务，遵循思想自由原则，突出精神价值和‘意义’探索。”2．学术救国。蔡元培一生执着追求的学术自由是基于他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富强的执着信念。也就是说，他的学术自由观念深深地浸透在其救国思想中。他认为，“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因而号召青年要负起学术的责任。[32]蔡元培是近代美学的主要开拓者，近年来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蔡氏美学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西方尤其是康德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他的美学观点，高志广指出，他既注重超越形式的“纯粹美”，追求美的普遍性和超然性，同时又注重艺术的社会功利性。[33]张晓唯则认为：蔡元培高度关注美学的主要目的是致力于大众的感化——开展美育；他主要是转译西方美学理论著作，这使他的美学观点既不系统（缺乏思辨性），又在许多方面显得浮夸。而正是由于他理论上的薄弱，致使他实践中虽

极力提倡美育效果却不彰。[11]心理学方面，有关文章充分肯定了蔡元培在心理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杨鑫辉指出：蔡元培在留德期间，跟冯特学习实验心理学，奠定了专业基础；回国后扶持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和第一个研究所，奠定了国内心理学发展的组织基础；他关于心理学性质与方法的思想，为国内心理学的学术建设奠定了学科基础。他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推动学术界进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又主张西方心理学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对今天心理学的研究仍有指导意义。[34]傅荣则认为：蔡元培先生积极关心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热忱培植了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35]蔡元培在民族学方面的学术思想亦有论者涉及。段宝林指出：蔡元培先生是中国民俗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与保护人，他早年即进行了许多民俗调查研究和记述、翻译工作，多次留学欧洲时也以民俗学为主要学习内容，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大力提倡民俗研究，对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36]寥杨认为，蔡元培对中国民族学的建立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第一，确立民族学的名称和概念。在中国最先介绍民族学这个名称和概念的是蔡元培。第二，确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他提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现代民族，还要有古代民族；不但要有中国的民族，还要有世界的民族。第三，成立民族学的研究组织和学术阵地。1928 年3 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组成立，蔡元培亲任主任兼研究员。第四，延聘和培植民族学研究人才。[37]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其思想和活动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已有所涉及，而且不断有人发现新的研究视点。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与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蔡元培思想的分析仍缺乏阶段性和层次性，现有研究成果中涉及蔡元培思想流变的较少，论证分析的深刻性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比如蔡元培的新闻思想、史学思想还研究得很少，而对其科技思想、民族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也还是十分初步的。另外，在纪念蔡元培诞辰

1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蔡元培与中国近代化”的命题，这为以后的蔡元培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三是比较研究可以更为加强。蔡元培与同时代的人物关系，如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陈独秀、胡适、杨杏佛、蒋介石、宋庆龄等，至今还只有一些通俗性的介绍，尚缺乏全面、具体的研究和比较。另外，蔡元培与外国教育家及文化大师的对比研究更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崭新领域。总之，随着蔡元培有关资料的大量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研究视野的不断开拓，在广大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蔡元培研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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