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国风》的礼教”内涵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已经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乐秩序，作为礼乐文化的传播载体，《·国风》为乡人提供了温润如玉的君子人格，深情忠诚的爱情范本，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等富于礼教内涵的文本。

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进入自觉讲究礼仪的文明时代。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之后，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周礼已经具备了一种足以与古希腊精神相媲美的春秋气象。所以，当“礼崩乐坏”之后，孔子删定《诗三百》，在列国间奔走呼告，力图恢复西周盛大恢弘的礼乐制度。 最初的礼乐制度以“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形式出现，不论是天子招待外宾、燕飨内臣，还是与上层社会相平行的各种乡人典乐场合，《国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虽然汉儒对《诗经》的解读不乏义理之说，但《诗经》所担负的教化作用还是不可否定的，礼乐制度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是不可抹煞的。五四时期，为了扼杀复辟之梦，吴虞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的礼教》，从此“礼教”便背上了“吃人”的恶名，这不免矫枉过正有失客观。

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国风》的文本本身就包蕴了深刻的礼仪内涵，它与当时的典乐制度相结合，将统治阶级想要传达给大众的观念密密缝织在《诗经》里，又在乡礼中广泛传诵，以便起到教化作用。 1.温润如玉：君子人格的出现

“君子”一词最初只作为一种阶级的象征，指居住于城邑中的贵族，与作为下层庶民的“小人”对应。到春秋时代，君子才有了积极的含义，涉及到道德问题。在被乡人们热烈唱诵的《国风》中，“君子”频频出现，并已经开始具备道德内涵。

十五《国风》中，提到“君子”一词的诗篇一共有20篇，大部分的“君子”还是典型的贵族阶层，《魏风·伐檀》讽刺剥削阶级不劳而获：“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曹风·鸤鸠》也是讽刺统治阶级中没有好人的诗：“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这里的“君子”已经有了正面的意义，指有才德的人;《周南·樛木》、《周南·汝坟》、《召南·草虫》、《召南·殷其雷》、《邶风·雄雉》、《王风·君子于役》等一般都被认为是思妇之诗，写妻子思念远行的丈夫;《君子于役》更是点明“君子”是要去前线打仗，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这首诗里所赞美的是君子是两周之际的卫武公。《朱子语类》引文蔚说：“《淇奥》一篇，卫武公进德成

德之序可见。”据《国语·楚语》记载，卫武公是一个有贤德的人，年近耄耋，还自警修德。诗中切、磋、琢、磨，《尔雅·释器》曰：“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这里都比喻君子研究学问和陶冶情操的精益求精。

《秦风·小戎》是一个妇女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明确强调了“君子”的品质：“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远在先秦时期，尚玉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一种文化，古人认为玉可以祭神通神，消灾致福。所以玉既可以做礼器，也可以做礼物。又以玉喻人，以玉比德。君子已经具备了美玉般“温润”的人格美。

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不同于科学，与科学的冷静客观不同，在知识的空间里有主体意识的一席之地，“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君子人格”的出现，让这个正面意象在反复引用中转变成周人的信仰，加上孔子对“君子”的一再肯定，君子人格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们毕生求索的人格典范。 2.深情忠诚：爱情范本的树立

《毛诗序》中关于《周南·关雎》“后妃之德”之说一直饱受争议，诗歌确实是在写一个男子追求窈窕淑女，并为之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但它依然不露痕迹地包含了礼乐内涵。上博简《孔子诗论》认为：“《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婚姻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以色喻于礼”，“色”，指的就是君子倾慕窈窕淑女之事，有了意中人，怎么办呢?当“求之不得”时，就改变策略，不能唐突佳人，而是反入于礼，有礼有节地完成自己的愿望。

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普遍说法是用琴瑟去亲近她，再用钟鼓去迎娶她。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都是君子的想象，以琴瑟之悦比拟喜爱淑女的心愿，用钟鼓之乐比拟成婚的喜乐。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忽略一点：乐器本身的礼乐含义。周代的典乐制度不仅在用乐上要求严格，同时还有一套对应的“乐悬制度”，乐器的规格也是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等伦理政治地位的象征。钟鼓罄悬挂演奏乐器规格非常严格，不能僭越。钟鼓是非同寻常的乐器，天子、诸侯享金奏，卿大夫、士唯鼓而已，象征君臣节度。“金奏”便是钟奏，钟是主人尊贵地位的象征，鼓也不是普通人家随便就可以击打的乐器。在典乐政治大备的周代，乐器还具备了“器以藏礼”的文化精髓。《白虎通·礼乐篇》认为“瑟者，啬也，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瑟本身蕴含了美德与中正和平的思想。瑟正德，琴正心，琴瑟和合则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琴瑟蕴含着君臣有度的政治内涵。另一方面琴瑟合奏作为和美音乐的典范又被注入男女和乐婚配的喻意，比如《郑风·女曰鸡鸣》中的“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历来都是伉俪和谐的经典写照。

“君子”在当时一般都指贵族男子，而这个贵族男子在求偶时用的乐器也是贵族乐器，那么《关雎》关于“后妃之德”的说法也有一定合理性，它所传

达的是以道德情感来升华原欲，见女色之美，反纳其心于礼，故曰“改”，所以孔子认为它“乐而不淫”，由贵族阶层为劳动人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上以风化下”的典范。就算放在当下的环境中，《关雎》的文本包含的“礼”依然有它的普遍性：喜欢一个姑娘，就要以礼相待地尊重她，循序渐进地接近她。一波三折，一咏三叹之下，还包含着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专注，这样的诚挚感情放之四海都值得歌颂。 《国风》中能给人带来正面影响的爱歌还有很多。《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深情如斯，时光难耐。《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幽怨中折射出一往情深。《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表达了对爱情苦苦追索锲而不舍的专注。《郑风·出其东门》中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更是显示了男主人公对恋人坚贞不二的'忠诚。《郑风·将仲子》中的男主人公要翻越女孩家的院墙去和女孩相会，女孩理智地拒绝他的逾礼之举，不停地规劝：“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爱别人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尊自爱，不管是过去的“礼”还是现在的“礼”，姑娘的行为都无可挑剔。《唐风·葛生》中的悼亡同样深情：“冬至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你安眠于冬日的白昼直至夏天的傍晚，百年之后，我将与你同归一室，悲情不多，多的是找到归宿般的踏实。

《国风》中也描写有爱情悲剧的篇章，最为典型的便是《卫风·氓》和《邶风·谷雨》，《氓》中的姑娘和《将仲子》中的姑娘一样，既忠贞地爱着自己的心上人，“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又发乎情止乎礼，“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我之所以不答应你是因为你没有请媒人来提亲。《仪礼·士昏礼》记载说：“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齐风·南山》中也强调：“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不遵守礼节的结合不会被人认可，还会受到舆论的指责，称之为“淫奔”。但遇人不淑，仍然无法避免婚姻悲剧。而女主人公在婚姻失败后并没有歇斯底里，还保持着一种可贵的自省和冷静，“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收拾东西回娘家去，已经失去了爱人，就不再买一送一地搭售自尊。从头至尾，她的行为都令人尊敬。

《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就没有那么决绝，当初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最终还是被忘恩负义的丈夫无情抛弃，开篇便是“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渲染一种悲哀不舍的情绪，还记得恋人最初的誓言“及尔同死”，夫君要娶新人进门，她依然“行道迟迟，中心有违”地不愿离开。终篇弥漫的沉郁基调，彷徨无归的失落心情，虽然没有批判，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展示丑陋已经是一种无声的鞭笞。

《国风》呈现了一幅幅先民们的爱情画卷，诗歌的基调和立场已经非常鲜明，对深情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对逾礼薄幸行为的批判，就是对“礼”这一理念的感性表现。

3.温柔敦厚：民族性格的形成

一个族群，从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生存形态，决定着其认知自然、把握自然的方式。《国风》中传递出的“温柔敦厚”的情感气质，与中国先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习惯有着很大的联系，如果说海洋赋予了西方人冒险精神，那么土地就赋予了东方人温厚务实的性格特征。

作为重农主义的周民族文明历程缩影的史诗，《诗经》大量的农事诗和农业生产场面的描写，透射出浓厚的农业文化气息。最典型的便是《幽风·七月》，一共八章，以一首顶寻常十首的规模，将耕作、女功、蚕桑、田猎、授衣、营建、酿酒、祭祀等一年的劳作详细地陈列出来。有寒苦生活的描写：“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不仅穿不暖，也吃不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住宿环境也很简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但在这样的清苦生活中，也有一抹抹田园亮色：“春日载阳，有名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

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而农民们如此辛苦，遍身罗绮者，却不是养蚕人：“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言私其豵，献豣于公。”最后还要忙祭祀：“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整首诗里反复唱诵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如何，一日之、二之日如何，回环往复，呈现出一种天长日久的钝滞与安于天命的从容，有悲苦情绪，但更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

姚际恒认为《七月》里的小节分别像《月令》、《五行志》、《采桑图》、《田家乐园》、《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在尚无文字记事的早期社会，以歌记事，口耳相传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传播方式，与农事相关的知识被编成歌谣，传唱的过程中又被不同的人加工润色，是实现生产传承的具体手段。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遥也。”所以程俊英认为：“这样一篇规模宏大的农事诗，决不是哪一个天才所能成就。其中有古代的农谣，有幽地的民歌，应是集腋成裘的作品。而且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然有一个积年累月的流传过程。”

朱熹《诗集传》论及《七月》主题时引曰：“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

《七月》以自然时序为纲，以气候变化规律为准，将一年四季中的生产生活内容依时呈现出来。人事活动对应自然结构，吻合周人的“天人合一”理念。人们仰观头顶的星空，俯察脚下的土地，在年复一年的春耕秋收的轮回中，借助于田园和自然得以确认和显现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虽然贵族对农民存在着事实上的压迫，但这种概念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却是天经地义的。与抗争心理相比，妥协心理不是缺乏勇气，而是在安于天命的心理基础上，多了一

份温柔敦厚的悲悯。因此，农事诗中充满着对自然和田园的感恩心理，《七月》同样代表着西周、春秋时期整个华夏部族的文化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