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及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一， 全文综述

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的资料和古书中剥离他人对这一论题的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他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非士的原始意义。而“士即农夫”的说法，恐怕过于古远。在士的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的士之起源的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的转化的看法仍需补充。

而后，他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的起源的结论。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的记述，原本士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和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的地位趋于平等。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人的上升，士的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封建阶级制度的崩坏的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扩大。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的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的成立不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士的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他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的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因而“仕”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兴起。

在士的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的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他的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由古文记叙可以看出，古代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贵族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而士的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的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的同时，更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迎来百家争鸣，原本合一的道术被分裂，这一过程就是四大古代文明都曾经历的所谓“哲学的突破”。人们对人类的处境和基本意义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认识。中国的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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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也开始对传统的礼乐教化提出批判，或至少在王官之学外有其突破。以儒家而言，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最为温和，因为诸子百家新的教义往往具有“托古”的因素。余先生根据诸多古书中的记载和他人的论断综合得出结论，指出中国这种“哲学的突破”的特点。

在“道”的中国特征上，余先生首先在古代文字中找出“道统”观念的端倪，然后从诸子百家的文字中找出了关于“道统”的不同理解和阐释。仁义是儒家之道，孟子亦指出“道尊于势”，把坚持道作为一种尊严，而荀子又论“道”归之于“治”，主X用儒家之道垄断政治，但也保持了士当以道自任的看法。墨家的墨子对于道的认知则是“尚同”，着眼于道的实现。因而先秦诸子，最终都把道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用以安排人间的秩序，具有入世的性质特点。

此外，在君主礼贤上，余先生引用史料，分析事实，指出知识分子阶层的黄金时期中，他们敢议论批评国事，低位身价居高，甚至与统治者之间保持一种师友的关系；而后国君养贤的风气过去，但博士制度却被保留。在其后一段，余先生更引用多篇史料记载，研究了古代被养贤的“食客”的待遇与状况，其中很多是出身贫困、借做游士为机以图温饱，甚至仕宦。

总而言之，余先生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了士阶层的兴起渊源和发展变化，其中引用大量他人观点或记述，然后加以评论，或肯定而加以补充和论证，或否定而加以修正；在论证环节，引用大量史料和古籍，从中寻找与士阶层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或间接的端倪，把各类细节汇总，得出了一个对于士阶层状态的整体刻绘。余先生主要得出结论，首先，士阶层的诞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其渊源；然后，由于社会动乱，士阶层从低级贵族扩大并转为高级庶民，并且拥有了新的地位身份。以士民阶层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真正出现，他们脱离原有的阶层而属于一个新的特殊社会阶级；其中不乏以图温饱的贫民和追求官宦名位者，他们积极努力辅助统治者治国，并从而将道统等思想融合到政治中去，使道统充分发挥了其入世作用。

在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上，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统一在“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上，而他们的身份往往也具有俳优的成分，既在社会秩序之外，又能置身其内，以讽刺君主。余先生指出来，中国古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与俳优有一些关系，引用司马迁之言，可知当时的文史专家在帝王心目中也是可以加以戏弄的。知识分子借这种方式说真话、讽刺朝政，而不至于遭到报复毁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东方朔、枚皋、王琚等人以及各种演员为实例。但是作为俳优也难以完全免祸，有时知识分子甚至需要装疯卖傻，以狂自居，才能逃脱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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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有萁子等人为例子。但是总体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是庄严的。余先生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基本是脱离了中古XX的世俗人物，不遵守神学的权威；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继承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乐文化，有一定XX性成分，但最终走向了“人道”的领域。他们直面了政治权威，意图以道统改变政统，于是便在“道”和“势”之间出现了冲突关系。引用多篇古文记载，表明了但是知识分子对于君王贵族的身份——师友关系，称为“先生”，以“议论”言责为任务。他们更以保持“道”的实现为己任，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都不懈努力。余先生引用孔子关于“修身”的见解，“修己以安百姓”，即“修身”是实现“安百姓”的终极目的的必须条件，也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修身”的要求。荀子、朱子等儒学家也都重视修身的重要性。此外，这一概念还属墨子先提出，老子、管子等诸子也都提及了修身，可见当时诸子百家认为修身对于知识分子政治处境的意义重大。余先生分析孟子两篇《知言养气》和《尽心》中的文字得出结论，孟子强调养身，以个人修养维护“道”的尊严。但他又指出，随着养身成为认定士的标准，与俗利相关合流，就易流于虚伪，结果也证明如此，养身不再能作为保持“道”的保障。

在秦以后具体朝代中士阶层的不同表现和状态上，余先生首先提出一个流行的看法，即把文化划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两部分。在文中，他一定程度上也讨论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分化，且认为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应该重点讨论大传统的影响。其中“雅言”即标准国语即是大传统。而中国的这个大传统是比较平民化的；而小传统亦受到一定重视。在大小传统上有很多文化内容作为实例：如兴起与西汉的谶纬之学，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待谶纬之学的兴衰，考察其如何进入思想和学术的主流，又如何衰落而转入民间①，……《易纬》基本上属于孟、京《易》学派，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将《周易》的卦符比附于阴阳五行图式中的诸多观念，使之占测灾祥和历史兴亡的功能更为齐备。②……作为一种小传统为始的谶纬之学，最终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来自民间而又回归民间得以被保存，良好地演示了一种小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国人对于大、小传统之间的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早有自觉，例如孔子便认为大传统源自民间，又要最终回归民间得到保存。此外还有诸多古书记载的大、小传统互相沟通行为，表现出了中国古代大小传统不相隔绝而保持相互联络的特点。即使文化上的“春秋大一统”，也不能靠集权实现，而需要教化缓慢改变，故而保持了各地小传统的生存。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化史上有两种意义：一是由礼乐教化而移风易俗，一是限制大一统时代的皇权。而事实上，汉代的大小传统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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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沟通尤其活泼，文人对两种传统的文献都同样加以重视。汉代的大传统主要是儒教——汉代的儒教既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又发挥起“移风易俗”的作用，以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为任务。在古代礼制的废墟基础上，儒学创建，以“仁”“礼”为核心通义，并以“修齐治平”作为修为准则要求知识分子。在这种任务、责任和要求之下，中国的士阶层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修身、提高自我，最终的根本目的是达成维护“道”、治天下。汉代自史记中司马迁开始提出“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的概念。司马迁赞同这种循吏，批判那种与之相反的酷吏。教化型的循吏既遵循法令保证地方行政运作，又帮助君主宣传教化，促进文化一统，在政治、文化上都有自身意义。“循吏确实重视教化。但他们并未忽视法律的作用，‘富而教之’的种种举措非但不与法律相排斥，而且是他们维护法律制度的辅助手段；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决不能称之为‘法治’。……所谓‘富而教之’，主要是指两汉的循吏大多都比较关心百姓的疾苦，爱惜民力，注意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倡儒家的道德规范，兴办学校、移风易俗。”③他们的诞生与汉武帝的正式提倡儒学有关，但也并非完全汉廷政策的产品，也有其独立的文化传统，即士阶层的政统和道统。余先生从史料记载中找出多个循吏的实例，如韩延寿等人。循吏对人民实行仁义教化，“先富而后教”，其中有些人并转换为“师”的身份，从而进行文化的传播。在此过程中，也不强行以大传统取代小传统，而只是禁除小传统中极端有害的部分，对其他部分加以宽容。就在这样的缓慢过程中，循吏这类背负文化使命的人起到了移风易俗、传播文化的作用。

而东汉起，士族出现，不仅是人数增多、力量增强，更是士人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本质改变——从无根基的“游士”变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士大夫”宗族，开始具有更加强力的政治影响，甚至对于王莽篡汉的失败起到一定影响。余先生从史书中摘举出很多历史上的实例，以说明当时士族的存在和其势力之强大，甚至足以起兵自卫。

汉晋起，士大夫又开始具有新的共同自觉——“同志”一词开始普遍流行，同一认同集团里的士大夫对其领袖人物具有仰慕、推崇，大规模集会频繁可见。而士族与平民开始不相往来沟通形成阶级分化之外，更有地域分化、上层下层分化，分化成为士族之间关系的新转变。而士人个体之中，个体自觉高度发展，士人开始崇尚名节之风，充分发挥个性、表现独特，注重自我容貌，珍视自我生命和精神；但名实不符者也自所难免。而在思潮发展上，士族中出现向往老庄道家的思想，希望研究宇宙万物最高原理，从而崇尚玄虚，而对儒学构成了反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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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后来，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儒家和道家相互激荡，魏晋士风也发生重大演变。但在追求虚玄的同时，士族毕竟也未真正完全放下俗世政务的关注，修齐治平之理想仍在，俗世的名教崩坏的同时，入世的“道”也仍存。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学也受其影响，有其变化，如吸收了XX伦理中的大乘博爱思想。而时至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士族的政治文化又经历着改变和发展。从宋初儒学的复兴，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到熙宁变法，士大夫阶层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到转型期，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较熙宁变法时期开始发生变异，王安石变法也影响了诸多士大夫。

而至明清时期，士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关系更加复杂，由于学而仕的难度越来越大，“弃儒就贾”蔚成风气，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字取士，‘不务于德行’，完全成为‘利禄之途’；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大量的平民进入士人的行列，造成了士人队伍的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士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使滞留在士人阶层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经商——士人一向看不起的勾当，反而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④儒生和商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两个阵营的人开始可以互相流串，士商合流也导致了价值观的调整，士人亦开始为商人说话，商人背景的士人也成为一股重要势力。另外，新的价值观中，有“义利之辩”的“义利离”转化为“义利合”，甚至还有肯定奢侈的思想出现，这些也都不得不说和士人和商人阶层的新关系有关。而至清朝，士人如曾国藩又诞生了不再从容治学、经典考证，而要求改变现状的心态和观点，这些亦和当时国门开放、民族与社会逐渐陷入严重危机的政治时势不无关系。此外，他关注素质教育、人文“通识”，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的教育仍能有所启示。

二， 研究方法分析

余先生在这篇著作中，极多旁征博引。

首先，在提出一个观点之前，经常提出他人既有的观点或现今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一种看法，然后或是将其肯定、并加以详细论证和补充，或是加以否定、并说明原因和提出修正。如在谈论士族起源的问题上，先列出一种支持者众多的观点——“文士由武士蜕化而来”，而后指出这种观点论证过程的矛盾和不妥之处，如将这种转化归因为孔门弟子的心境“渐趋向于内心修养”是不成立的，从而对此观点加以驳斥。

而在自己提出和论证一个观点和看法时，余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记载中的实例，并从中找出直接或间接证据，对观点加以证明；综合多个被确证的细节，就能还原出一个较大的历史事实。如在论证“士是最低级贵族”的过程中，引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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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的孟子答问原文作为直接证据；而引用杜预注之言“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作为间接证据，证明了这一观点。

此外，余先生还引用了一些大的看法角度或研究方法，如提及了将文明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角度，并用这种角度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无论是引用他人的角度、具体观点还是史料，余先生的论证都大量依赖了他人的资料和结论，是在部分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分析。史料来源既有史记、左传等著名史书，又有各地地方史料旧志。旧志是指中华人民XX国建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旧志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史料，可以发掘出无穷尽的有价值的资料。

三，引文出处

①李学勤《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A].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C]

②翁频《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p1 章节二、《易纬》之发展 ③于振波《汉代的循吏与酷吏》p1 引言；p1 章节一、循吏与执法 ④郭丽涛《科举制与士商合流》p4

②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p1 章节一、旧志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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