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落后，和欧洲突然崛起一样，让人费解，人们做出了各种解释：
---------马克斯·韦伯相信，支配传统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缺乏清教伦理中的节俭与虔诚； ---------卡尔·魏特夫则说，治水传统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它限制了创新； ---------大卫·兰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励创新，更缺乏精确性；
---------黄仁宇则相信，中国社会一直未能从数字角度进行管理； ---------贾雷德·戴蒙德干脆从地理学上解释，中国的海岸线太平直，而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前者造成了中国的长期统一，而后者则孕育了不同的语言与文明，而前者长期的一致性压抑了创造力……
缺乏科学精神，是最经常被指责的一项。欧洲中心论者带着考察土著居民式的眼光打量中国，发现欧洲人“生来就就是具有智慧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尚未开化，他们不善于分析、怀疑、科学思维，中国社会则长期停滞，一直以来是黑暗的专制主义，它扼杀一切想象力。即使在那本极力将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的作品《吾土吾民》中，林语堂也说，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为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1942年来到中国时，他已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论调。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产生出的最佳人才，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与好奇心。1936年，因为一名叫鲁桂珍的年轻中国女科学家的出现，他对中国深感着迷，依靠自修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典籍，并取了这个中文名字。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国之行，是个饶有兴致的探究过程，充满了李约瑟一直渴望的新鲜的感受与一手经验。他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他的朋友发现，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叫“李约瑟”的用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国篮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记忆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艺术，上装上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一切都艰苦卓绝，然而中国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在嘉定，李约瑟发现科学家们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物理，在广西的山洞里，他又看到了大型发电厂，而工程师们争相同来自外部世界的技术专家交谈；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
洱海；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蒸馏塔和金属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轧钢厂是又打捞起来的沉没江轮上的发电机供电的，一流的鼓风炉则是上面的钢板改装的，当显微镜的盖板买不到时，他们就使用天然云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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