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从经济学家到“汉语拼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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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决策探索·上旬刊》 2013年第3期

文/朱桂英

早年生活：学识兼备的“五四新人”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是笔名，他常常以别人在文件档案上找不到“周有光”为乐，一提及此事就哈哈大笑。

他出身于常州的名门世家，曾祖父一边为官，一边筚路蓝缕创办手工工业，不幸遭遇时代厄运。太平天国的军队围攻常州城时，他以家产充官军军饷，城破后投水自尽，家业随之败落。周有光的一生，也遭到了时代的剧烈冲击，转机与厄运相伴而来。

古城常州的青果巷，承载了周有光的童年时光，瞿秋白、赵元任都曾在这小巷留下居住的痕迹。周有光家的房子始建于明朝，他至今仍会向来访的年轻人回忆自己年幼时，祖母在临河的房子里，教他念唐诗，皎洁的月光洒入大玻璃窗。他的父亲在常州女子中学当教员，后来自己办国学馆。有趣的是，家人没有送周有光进私塾，也没有逼迫周有光从小读很多书，理由是早读书对身体不好，且周有光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需要倾全家之力呵护。

6岁时，周有光进了一所新办的小学。课程有国语、英语、算术，分为四年初小和三年高小。10岁时，周有光随家移居到苏州，这一搬家可以说改变了周有光的命运。当时的常州人会说，读完中学就行了；苏州人说，一定要上大学；与苏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则盛行“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的观念。“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他日后感慨。

小学毕业后，周有光回到了常州，进入常州中学。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因为草创，学校教育制度十分多元化。常州中学不招收女生，实行寄宿制允许学生每周回家一天。上午是三节课，下午是自由的游艺课，可以选古文、书法、打拳、音乐。

年幼的周有光没有错过五四运动，他在茶馆里被人抱上桌子发表演讲。现在回忆五四经历时，周有光只记得两个概念：要用白话文，要反帝爱国。

经过严格、艰难的连续6天考试，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里，他不仅打下了学术基础，也切身体会到了欧美的先进制度。在走入校门前，他不会穿西装，拍报名照片时闹出了把领带、领结一起系上的笑话。西方大学注重通识教育，大学二年级才分文理科，他主要学国际贸易方向的经济学。周有光在友人、媒体、公众面前娓娓道来大学期间获得的种种方法论和经验时，令大家很难不产生惊讶、羡慕的表情。

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得很多参与其中的中国学生和老师为了表态而离开圣约翰大学，周有光也在其中。新办的光华大学收容了周有光，他在这里读了两年，毕业后去杭州教书，同时参加银行的工作。在杭州的岁月里，他参与了汉语拉丁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他和张允和的爱情开始发酵，水到渠成结婚。

他们在婚后就去日本，周有光想跟着左翼经济学家河上肇，但河上肇很快被捕，周有光失去了学业目标。后因妻子怀孕，他们在日本只住了两年就回到国内，时值中日战争阴云密布，难以预料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学识与眼光兼备的青年。

国运与个人命运：动荡岁月，死里逃生

1937年8月13日，被誉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爆发。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在大后方的陪都，他经历了物质的贫瘠，以及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反复轰炸。

周有光常常跟来访的人谈起他死里逃生的一件事。一颗从天而降的航空炸弹落在他身边，气浪将他掀到一条沟里。待他起身之后，发现自己毫发无损，而周围的人全部遇难。

在生命时时遭到危险的岁月里，他和众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同侪一样，虽然生活日益艰难、战局日益险恶，但他们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对光明的漫长等待中，他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医疗而去世；儿子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如何办银行。他将工作的业余时间用来读书，他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美国图书馆的服务之好。美国生活的经历不仅让他学到许多专业知识，也体会到了社会管理的很多细节。

内战即将结束，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但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还不如中国民国时期。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工作，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周有光至今经常会说，我跟周恩来及其秘书许涤新很熟。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受到苏联的倾力支持，原则方案是在海参崴开会通过。有了这段经历，政府很容易想到这位有经验者。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同时期在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别人一直说周有光命大，福星高照。

就这样，他进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一个业余研究语言者，变成了大陆的“汉语拼音之父”。他的上级领导是胡愈之，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3个人花了3年完成。

“文革”来了，周有光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一到这荒凉之地，大家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通过迅猛出版的有关苏联书籍，才明白了国家很多行为的根源何在。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了通俗易懂的文章。

在开放的时代：他的学习、思考与生命同步

周有光妻子张允和出身于合肥世家，张家四姐妹是当时的佳话，分别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美籍汉学家傅汉思。这四对让人羡慕的夫妇，是演绎文人轶事的丰富宝库。

1978年，傅汉思和一些教授组成访问团前来中国，团长是余英时。在中美蜜月期间，又时值外宾的到访，周有光的环境顺势被改善了很多。1984年，周有光终于有机会走出封闭已久的国门。他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分文不带就上了飞机，凭借海外关系顺利办事。他在回忆时很幽默，一句话带过之后的众多出国经历：“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解冻年代里，周有光身上的美式教育背景，为他创造了太多的便利和机会。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散布在世界各地，且多是行业内的翘楚，他们每两年开一次校友会，在新加坡租豪华游轮。当周有光因为年迈而行动不便时，同学们还会把录像带送给他。

经历了波折的生活，见证了时代的多次剧变，周有光在晚年开始思考专业外的政治、历史、文化问题。尤其是1988年12月，他离休了，且得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可以方便写作。当有了大把闲暇可以挥霍在读书写字上时，周有光发表了大量的杂文。

2008年，李怀宇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出版，把这位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百岁老人带到了普通读者面前。从此，多家出版社来找他出书，出一本火一本。老人的年岁是个奇迹，能在如此高年龄的时候还关注新闻、反思现实政治、倡导民主道路，闻听者很难不会拍案叫绝。他说自己老来读书最关注三个国家：俄罗斯、美国、中国。他将离休后的读书方向主要放在世界史和文化上。

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在周有光93岁时去世了。他俩曾经习惯于上午喝红茶、下午喝咖啡，并且学古人举案齐眉。这也是一段被人传诵的佳话。

今日，周有光会用锅盖收看电视，长期阅读《参考消息》和《炎黄春秋》，友人们会把值得一看的报刊文章、书籍捎给他。翻阅他堆积在案头的报刊，发现都用红笔密密麻麻画线标注了。从1984年到现在，他在后拐棒胡同的家里产出迄今被人熟知的作品、观点。直到今天，这位108岁的老人还在不断地思考许多宏观问题，他的学习、思考与生命同步。

人物简介：

周有光，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