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述评

刘胜枝

【摘 要】随着理论认识的变化,西方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大致经历了形象分析、文本分析、文化研究三个阶段。在形象分析阶段,研究者主要关注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认为媒体倾向于较少、较低、刻板化、类型化地呈现女性形象;在文本分析阶段,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文本中被编码的、深层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在文化研究阶段,研究者突破了文本的局限,把关注点投向了女性受众、日常生活、社会情境等现实层面上来探讨性别文化及其建构过程。%Feminist media studies had seen three stages： women＇s images studies,text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The first stage focused on the diminished and stereotyped women＇s images in the media;The second stage focused on the coded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the texts;The last stage focused on gende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 by casting eye on woman audience,everyday life,and social realities.

【期刊名称】《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6)004 【总页数】4页(P24-27)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形象分析;文本分析;文化研究 【作 者】刘胜枝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876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06

女性主义媒体研究是指从女性主义立场对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进行的学术研究,它是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在传媒领域中的延伸。今天,大众传媒已经日益侵入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因而对传媒的研究不仅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在中国也已经日渐兴盛起来。但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媒体研究在中国还很少,且多注重实践操作的层面,缺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的理论支持。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检索时,以女性或妇女和媒体或媒介为关键词检索,发现国外的图书有二百余种,而国内则不足十本,其中还包括半数翻译作品。性别与媒体的复杂关系,无论就其问题的突出性而言,还是就其重要性而言,都是极其值得研究的。

对性别与媒体的研究在国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现象,较为成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亚非拉的研究相对较少和滞后。随着对媒体与现实、受众、生产者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的变化,西方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大致经历了形象分析、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形象分析阶段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理论上的关键词是刻板形象。这一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有着极其相似的特征。其理论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即认为媒体应该如实反映现实社会的变迁,对受众负有正面的宣传和引导职责。这一阶段的研究者认为媒体倾向于较少、较低地呈现女性形象,且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类型化的特征。媒体中的新闻往往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特征:重要新闻中女性很少出现,即使出现往往也不是作为主角,而是作为陪衬或者受害者的角色。塔奇曼(T uchman)将这一现象称为媒体对女性的“象征性歼

灭”[1]3-38。研究者还发现媒体在呈现女性形象的时候往往有刻板化、类型化的倾向。卡罗琳·凯奇(Kitch Carolyn)研究了20世纪早期美国杂志封面女郎形象的变迁,分析了媒体将女性作为“被看对象”而呈现出的刻板形象的起源[2]。广告也是这一研究中的众矢之的。研究者认为广告主要表现了三类女性形象。第一类是家庭主妇。她们要么为做不好家务而烦恼、尴尬或者充满负疚感,要么就是为自己在家庭中的成就而满足和自豪,而这些都需要广告产品的帮助和男性的肯定。第二类是工作女性。她们往往从事较低级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延伸,而且即使在工作场合她们也只是高消费的现代花瓶。第三类是性对象的角色。在这一类形象中,她们是纯粹的装饰品,是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手段。研究者认为,这些形象一方面扭曲了女性的价值感,塑造了狭隘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则会诱导女性观众对外貌的重视和消费欲望,从而忽视了女性其他的潜力。

研究者发现,在报纸、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体中都普遍存在着类似倾向,即较少、较低地呈现女性形象。这些批评共同的理论基点是认为媒体扭曲了现实中的女性形象,维护了传统的价值观,没有反映出现实中女性角色的变迁。她们批评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些扭曲的、落后的女性形象会对受众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媒体和受众的关系中采用的是传播学中的传递模式,认为受众只能消极地接受媒体内容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媒体会塑造出这些扭曲的、落后的女性形象呢?研究者认为,这根源于媒体生产者的价值观。她们认为,在传媒界,男性在主导着媒体内容的生产,所以媒体产品必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倾向和利益需要。因而,研究者认为,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媒体的生产:一方面,她们倡导建立媒体监测机构,对媒体内容进行监测,收集有说服力的数据,对媒体实践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她们提出要增加传媒生产界的女性工作者的数量,认为她们的积极参与必然会反映出更为真实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经验。

女性形象的批评是传媒研究早期阶段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简化和过于乐观

的倾向。首先,媒体功能的镜子理论将现实看做独立存在的客体,认为媒体应该映照出现实的变迁。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客体,所谓的现实也仍然是人主观认识中的现实,也仍然是建构出来的。其次,在媒体对受众的影响上也作了简单化的理解,把受众看做消极的个体,没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最后,这种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有些过于乐观。虽然这种解决办法非常便于操作,但效果却值得怀疑。媒体监测机构固然可以向一些媒体施加压力,使其减少公然带有性别歧视的内容,但目前的情况是性别歧视正以微妙曲折的方式呈现着。而增加女性传媒工作者的方法则高估了传媒者个人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事实上,媒体生产更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是一种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在女性主义媒体研究中就是落后的和不需要的,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研究虽然具有表面性的特点,但其有说服力的结论和监测方法的可操作性是对媒体进行现实干预的有效途径。 二、文本分析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关注重点从对女性形象出现频率及其角色类型的分析转移到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上,理论关键词是意识形态。促成这一转移的一个原因是形象分析研究难以继续深入下去。形象分析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定量的内容分析,这种方法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容易得出较科学、较一致的结论。所以形象分析的研究结果在各个国家、各种媒体中都极其相似。而且这种分析方法一般不应用到浪漫小说、妇女杂志、肥皂剧等以女性为主要接受对象的文类中。这种分析方法容易停留在语词和形象的表面,无法深入读出其背后的意义。另一方面,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发了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结构主义根本的优点就是能够深入到文本的深层探寻其意义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主要采用语义学分析方法。在语义学中,任何事物都能被看做是一个符号。在文本的建构中,不同的符号表达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文本倾向于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服务,倾向于把自己建构为封闭的文本。因此,文本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

揭示被文本编码的、深层的主导意识形态。

这一阶段研究者开始对以女性为接受对象的媒体或节目类型进行研究,但基本是以批评为主,研究的落脚点常常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揭露。这些研究者不再期望文本应该反映真实的女性生活,她们开始认识到文本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企图,需要批评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被扭曲的女性形象,而是整个文本中蕴藏着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麦克罗比(McRobbie)对英国流行的少女杂志《杰基》所作的分析非常著名[3]。她深受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把《杰基》看做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符号系统,即为少女们日后的妻子和母亲角色进行定位。麦克罗比运用语义学方法详细地分析了构成女性青少年意识形态的四种主要代码,即浪漫代码、个人生活代码、时尚和美丽代码、音乐代码。这四种代码倾向于把文本建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以灌输主导意识形态的企图。尽管麦克罗比提出主导意识形态不会完全按照它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有可能遭到读者的破坏和新的解释,但显然,麦克罗比的分析表明,主导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大是不容置疑和不可颠覆的。

另外,在广告研究中也有了新的进展。其实,由于定量的研究方法的局限,学术界对广告分析逐渐失去了兴趣。但由于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出现,这种兴趣重新回升。广告作为一种极其浓缩的传播形式,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激发起受众内心深处的欲望,所以必须要借助于符号的内涵力量,因而其在动作、色彩、场景、人物、道具等各种符号中都蕴含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从而使整个广告成为一个有着统一指向的文本。而语义学的分析方法为对广告进行深入的性别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研究者从广告的具体组成符号中读解出了蕴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内涵,这种分析显得很有说服力,但缺点是常常会得出类似的分析结论。

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对媒体与现实、受众等关系的认识与前一阶段不同。研究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认识之外的客观现实,因此媒体不是反映现实,而是为背后的权力关系所左右。研究者不再单纯地希望媒体反映正面的、积极的女性形象,承

担引导女性进步的使命,而是认识到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毕竟媒体代表了特定群体的利益,不仅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利益,而且也有商业资本的利益。研究者不是把关注点放在特定的女性形象上,而是放在整个文本上,通过运用结构主义语义学的方法对文本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颇有技巧性的分析,而且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主流媒体的文本被构建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基本上反映了主导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份进行限制和定位的意图。研究者的使命则是通过对媒体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企图进行揭露,从而对女性受众进行启蒙,防止她们上当受骗。另外,还有部分研究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具有女性意识的替代性媒体,从而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抗衡。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替代性的女性主义媒体在与主流媒体自动分裂的过程中却往往使自己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这一阶段的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文本充满意识形态的企图,那么如何解释我们的女性受众依然如此热衷于消费这些文化产品呢?甚至这些女性精英们的启蒙努力并没有赢得普通女性读者们的欢迎。文本分析中对文本的过度依赖、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使研究者们开始转向对女性读者接受的关注,开始关注更宏观的文化层面。 三、文化研究阶段

与前一阶段研究者们所面临的挑战相呼应,这一阶段的关注点最先转移到了女性读者身上。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者开始反省自己的精英态度,从而试图放弃居高临下的研究立场,而开始对女性受众进行人类学的经验式的研究。

昂(Ang)通过研究发现,肥皂剧的吸引力在于同时允许批评和投入两种观看方式,这使得观众能在分析的胜任感和感情的投入两方面得到满足。在观众的接受态度上,她打破了霍尔(Hall)主张的主流式、抗拒式、协商式三种解读方式的限制,认为观众往往具有混合立场:一方面,观众在感情上非常投入地观看,甚至用肥皂剧的情节来思考和评论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多数观众都承认肥皂剧的建构性质,能采取多少有点疏离的批评性态度[4]。

另外,女性受众对特定文化样式的消费也得到了积极的、正面的评价。布朗(Brown)在研究中声称,肥皂剧是女性文化的集中表现,它体现了女性熟知的主题、风格和自己的价值观。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和其他节目中的女性相比表现得更积极、更有力量,往往能够起到破坏传统的价值观和父权制结构的作用。而在肥皂剧中,男性的权力永远是不完整的,会受到女性不断的反抗和破坏[5]。在研究中,研究者还认识到家庭的性别权力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投射到观看电视的行为中。遥控器作为一种凝缩了权力关系的象征物一般掌握在男性手中,所以女性便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陪同丈夫或孩子观看他们喜欢的节目。而女性常常在没有家人的时间里投入地观看属于自己的节目,并和喜欢同类节目的女性朋友形成一个或松散或紧密的群体[5]。 这一阶段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正在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他们将文化的概念与生活方式相关联,文化被界定为“意义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之中被建构与构连的情境与形式”[6]267-306。因此,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关键词。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解构观念和话语理论也推动了女性主义媒体的文化研究。这样,研究者就突破了文本的局限,把关注点投向了日常生活、社会情境等现实层面上来,探讨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

首先,研究者对性别的本质主义提出了挑战。性别(包括男性)不再被看做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属性,而是被看做一个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的场所,被看做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性别只是主体身份构成中的一个因素,而且生理的性别对主体性的构成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是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产生打破了人们原来固定的性别身份。其次,与主体的性别建构一样,文本的生产、传播、接受都成了一个动态的、受到各种力量左右的过程。接受者本身生活在各种关系中,因而对媒体的接受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而是取决于影响接受者的现实生活,甚至和具体的接受情境相联。文本的生产、传播也同样受到多种不同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处于不断地相互协商过程中。现实本身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种碎片组成,不断地组合和分裂,从而

媒体与现实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从这种观点出发,媒体文本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各个阶段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充满着相互协商的各种力量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争夺媒体话语权的过程。埃斯(d’Acci)对女性主义警察剧《凯格妮和蕾丝》(Cagney&Lacey)的生产和播出过程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电视剧的生产和播出以及接受是包括商业组织、女性主义团体以及读者在内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不断协商与斗争的过程[7]。

和早期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的接受分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把被边缘化、被贬低了的女性观看经验从不可知、不可见中拯救了出来,对妇女偏爱的媒介类型如肥皂剧、妇女杂志等进行了经验性研究,从而赋予女性受众的文化消费行为以积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明显减少了激进的政治批评色彩,而是对媒体的生产、传播和接受采取了更为平和的理解态度,把它们作为动态的受到各种力量左右的过程来进行分析,不仅使研究者更切近更全面地深入到研究对象中,而且其研究结果更有利于对媒体的现实干预提供方向和方法。

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从性别角度出发,不断对媒体进行解构和对女性主体进行赋权的过程。其实,不只是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制约,男性也同样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制约,所以西方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对男性的学术研究,目的也是在于解构男性气质神话对男性的压抑和束缚。相应地,女性主义研究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引入了“性别研究”的概念,从而将对男性的研究也囊括进来。因为任何一种性别的解放都需要另一个性别的理解和配合,就像马克思说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两性间的关系无疑是各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将两种性别割裂开来进行的研究无疑是不全面的。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有研究者怀疑:在走出了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之后,是否又会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呢?在抛弃女性总体化的概念后,那么性别作为无法独立存在的纬度如何支持女性主义本身的存在呢?其实,完全的解构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权力永远黏附在现实各种相

互交错的复杂关系中,只有永不懈怠的解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这些权力的形成和加固。女性主义研究最终所追求的目的正是自身的消亡,当“女性”一词不再具有任何权力的内涵,当每一个女性个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女性主义研究便达到了它的目的。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TUCHMAN.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2]凯奇.杂志封面女郎:美国大众媒介中视觉刻板形象的起源[M].曾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MCROBBIE J.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M].London:Croom Helm,1982. [4]ANG I.melodramatic identifications:television and women's fantasy[M].London:Sage,1990.

[5]BROWN M E.Television and Women's Culture:the Politics of the Popular[M].London:Sage,1990.

[6]CORNER J.M eaning,genre and context:the problematics of Public Knowledge'in the new audience studies[M].London:Edward Arnold,1990.

[7]D'ACCI J.T he case of Cagney and Lacey[M].London:Pandora,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