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
人物堂吉诃德的现代意义研究
诞生于17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已经走过4个世纪的历史时空,生气勃勃地进入现代世界,并且他的生命力不见衰弱,反而更富有活力,其精神愈加光辉,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其所具备的现代意义更是深远重大。笔者综合分析前人对堂吉诃德价值意义和后世影响的研究,以便于进一步探究其现时意义。
孕育堂吉诃德的社会背景使其人物的个性和精神得以张扬,并随着历史长河,走出西班牙,跨入整个环宇。今天看,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形象,反反复复出现在绘画、舞蹈、音乐、影视、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对现今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不仅仅知道他,熟悉他,而且呼唤他,赞美他。
堂吉诃德形象之所以不朽,是由于他的高贵的美好的精神。他,单枪匹马坚持不懈、勇敢顽强地反对一切“妖魔鬼怪”与不合理的东西,并坚决同它们斗争;他至死在为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而与假丑恶进行拼搏,尽管他以他的愚狂而失败,但却是一种勇士的失败。杨绛在其所译的《堂吉诃德》中提到,正如同高尔基在《鹰之歌》中所赞扬的:“你固然死了······可是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我们歌颂勇士的奋起!”译本中,在堂吉诃德看来,“这年头,懒惰压倒了轻快,闲散压倒了工作,罪恶压倒了美德,傲慢压倒了勇敢”。[1]其实斗巨人、荡城堡并不难,“难的是面对此时此地的所有不幸,并同各色人等及其丑恶、愤怒与傲慢作不懈的斗争。因为,唯有这些恶行与恶习才是真正的、强大的敌人”。[2]这也正是现实社会一些弊端的反映而那时的堂吉诃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给予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很大的启示。
堂吉诃德以济贫救困、扶弱锄强为己任,肩负着扫除暴行、伸雪冤屈、改革弊端的义务,这就是他当游侠骑士的动机与目的。并且,他不光有思想,还以一腔热情的愚勇去行动。哈利·哈文在《堂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中写到:首次出马,他解救了一个被财主鞭打的牧童。见一伙人护送一辆马车,内坐一位妇女,堂吉诃德以为是一伙强盗抢了一位公主,立即上前拦截,他说:“你们这些妖魔的族类,马上放了‘高贵的公主’,否则要对你们的‘横行霸道,予以处罚’。途中,他遇见一队被押送去服苦役的犯人,听了他们的陈述后说道:“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旅行我扶弱锄强的誓
愿。”[3]之后他解救了所有的苦役犯。当神圣友爱团为此要逮捕堂吉诃德时,他义正严词地讲到:“让带锁链的重获自由,释放囚犯,救苦、扶危、济困,你们把这个叫做拦路打劫吗?”[4]前人认为虽然每一次侠举给他带来的是失败、伤痛,可他的追求是执着的,真诚的,无论其精神与行为,都是为着社会之公理,民众之甘苦。笔者以为,诚然堂吉诃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言行一致,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正需要这种精神,但是不应该分不清状况盲目愚勇地去行动,把好的愿望变成了坏的结果。
在堂吉诃德看来,“骑士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护正义的胳膊”。[5]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一名真正的骑士,他须得“受晒、受冻,风里雨里、日日夜夜、或步行货骑马,一脚一个印地踏遍世界”。[6]堂吉诃德十分强调骑士个人的修养,认为骑士“应该温文有礼,和气勤谨,不骄横,不傲慢,不背后议论人,最要紧的是宅心仁厚”。[7]笔者认为被前人所赞扬的堂吉诃德所具备的骑士道精神放到如今也许已经很难真正地实现,但是这些好的品质无论在哪个背景或年代都应该被继承和发扬,现代社会中应该要有更多的“英雄”站出来,才得以慢慢改变社会的现状。
堂吉诃德第一次出游,途中碰到一群牧羊人,他们一起共餐后,他高兴地说道:“古人所谓的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你的’和‘我的’之分。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茁壮的橡树上,甜熟的果实累累满树······那时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真诚还没有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道还有它自己的领域······”[8]这是一种古朴的理想主义,曾是西方几代先贤哲人憧憬的社会景象,是他们对私有制、尔虞我诈、邪恶横行等现象的厌恶谴责的表现。自然,昔日那种原始“共产”观念与简朴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永远过去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复活”。但是“黄金时代”中的大公、和平、真诚、开诚布公等,却是人类应有的美好品性,也是千百年来许多西方有识之士宣扬、歌颂、追求、奋斗的东西,至今这些东西并未过时,并没有失去诱人的光彩。
堂吉诃德之所以要解救苦役犯,正如他向押送人讲明的:“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9]显然,他的行为并不是莽撞的、胡闹的。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应受到尊重,这也正是现代人类社会在不断倡导、越来越重视的一个观念。当桑丘上任海岛总督前堂吉诃德对他的一番告诫十分精彩。其中说道:“桑丘,你不妨夸说你的贫贱出身;你说自己世世代代是庄稼人,不会低了身份。人家瞧你不引以为耻,就不会来侮辱你。你宁可夸耀自己是贫贱的好人,不是富贵的坏人。贫穷出身升做教皇或大皇帝的
不知多少······”[10]他还说:“首先得畏惧上帝,‘畏惧上帝,智慧自生’。有智慧就不会做错事。第二,你得观察自己,求自知之明,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为荣;千万防止‘随意判决案件’,富人许愿送礼也罢,穷人的哭求哀告也罢,你总得尽力查明真相;审判案件,自己别动感情,弄得是非不明。”[11]这不仅在当时是很可贵的思想,放在当今,也是难能可贵的。在现在这个利欲熏心,虚伪做作的现实社会中,能真的做到认清自我,本分踏实,追求美德,真心诚意的人实在少之又少。堂吉诃德还要桑丘处理案件时,“不能只听富人的声音,还该眼看穷人的涕泪”。[12]社会如果要真正地和谐,要更好更全面地发展下去,就像堂吉诃德所说的一样,当权者应对不同阶级的人采取公正合理的政策。
在爱情婚姻和男女关系方面,堂吉诃德本人是规矩和严肃的,他忠诚于自己理想中的“情人”杜尔西内娅。无论是客店女佣的错遇,还是公爵府中的阿尔迪西多拉的主动“求爱”,我们这位骑士绝不动心。正如他所唱:“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已经占领了我的心,她的倩影磨灭不了······就为品德可贵,始终不渝,一片坚贞。”[13]堂吉诃德对封建社会里被侮辱的和玩弄的妇女表示了同情和尊重。他对待女性的真诚,平等态度,正是他追求理想社会的一种表现。[14]这是后人值得学习的。
堂吉诃德一片至诚为人们造福,但不为人所理解,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不但是当时社会之悲哀,也是现时社会之悲哀。鲁迅先生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因为当时的西班牙却又不平存在,“错误是在他的打法”。[15]堂吉诃德所做的事情只凭自己内心的一时冲动,往往都是好心办坏事。笔者认为,无论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美好的愿望和现实的不争是并存的,想要改变现状,就要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深刻的理解,当然也不可缺少那一点血性和勇气。
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借镜,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16]但现在的社会缺少英雄,缺少堂吉诃德这样的精神,而这种英雄气度和精神恰恰可以影响沉溺于游戏的年轻人或者说所谓受过教育的“野蛮人”等等。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忘却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就像黑格尔说的:“法定秩序日臻完备而且成为最高权威,骑士的那种个人的冒险的独立自足性就不能存在了,如果有人还想顽强地坚持它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以骑士的身份去打抱不平,去救援受压迫者,那就造成滑稽,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堂吉诃德那样。”[17]又如周作人所说:“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世俗之冲突也。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堂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
[18]我们需要对英雄的呼唤。正如杨正润在其文章《如果没有堂吉诃德》的结尾处所说:“我想,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们的一种共同愿望:在一个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视的时代,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的世界,让年轻人也分得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吧。如果没有了‘堂吉诃德’,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19]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堂吉诃德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他的伟大在于把一切思维的不可能变作为行为的一以贯之,他是那种在思想的边界上徘徊游荡的人,他的哪怕是片言只语都展示着思想的限度——用福柯的话来讲,他以我们的思想不能思考的方式去思维,时时刻刻显示着我们思想的限度。[20]现在我们存在于世上的人更应该说年轻的一代,应该努力充实自己,使思维能力达到一定广度或深度,或开辟出新的思维方式,再用实践去证明对错。
通过前人的研究发现,堂吉诃德追求美好世界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理想主义违背了现实的法则。就现代社会而言,人们应当在认清现实的情况下努力合理地去改变一些法律法规所无法触及的丑恶现象,我们需要多一点拥有堂吉诃德精神的“英雄”出现。 注释:
[1][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西班牙]赫罗尼莫·萨拉斯·德·巴尔巴迪略.准点骑士.1614
[3][美国]哈利·列文.堂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载于《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杨绛.重读《堂吉诃德》.选自《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5][西班牙]塞万提斯.外国名作家谈写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6]童燕萍.写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堂吉诃德》的模仿真实.载于《外国文学评论》.1998.(3)
[7]周宁.幻想中的英雄——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版).1996.(1)
[8][俄国]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张捷(译).载于《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阿根廷]博尔赫斯.论《堂吉诃德》.赵德明(译).见《摆脱孤独——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天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0]陈凯先.塞万提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1]邱紫华.《堂吉诃德》的喜剧美学特征.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2][西班牙]劳尔·巴尔加斯.西班牙文学的新堂·吉诃德.申宝楼(译).载于《译林》.2005.(1)
[13]税海模.《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跨文明比较.载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
[14]李德恩.唐吉珂德:伟大与渺小——兼论《唐吉珂德》中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2).41-45
[15]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7][德国]黑格尔.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50 [18]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19]杨正润.如果没有堂吉诃德.文汇读书学报.2009
[20][法国]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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