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

论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

摘 要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曹操、孙权和刘备皆乱世之英雄。他们三人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人格，在他们的这种人格魅力的影响之下、三方均吸引了独霸一方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依靠这些智能之士纷纷脱颖而出。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但是相比之下，孙、刘依靠各自的实力都不足以与统一北方的曹操相抗衡，于是孙刘联合，北抗曹操，赢得了赤壁大捷，从而奠定了了三方鼎足之基。三方在这些智能人士的协助之下都建立起自己的割据势力，并且进行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改革。改革不仅壮大了各自的实力，也为三方鼎立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最终在必要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构成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关键词 个体人格 经济改革 基本国策 吴蜀联盟 人才集团 地理环境

An Analysis of the Form of the Coexistence of Three Kingdoms

Abstact In the later stage of DongHan Dynasty, revolts arised everywhere and many heros wang to get the imperial crown .Cao Cao Sun Quan and Liu Bei are all the heros in the troublous age, Each of them has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a lot of talents crownded under their flags attracted by their personality ang loftness .With the great help of those talents ,they were slown up soon amony all the heros. However depending on their own strength, either Sun or Liu can flight with Cao cao who had already unified the north . So Sun and Liu flight with Cao Cao together and they have won the batter of red cliff, which has made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existence of three kingdoms. Then they founded their own kingdoms and made reformation in polotics and economics which has strengthen their economy and made a foundation to the arise of conexistence of three kingdoms. At last in the necessary circumstance of geographical,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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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hexistence of three kingdoms character economic reformation basic national policy he alliance of wu and sun the group of trained person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亦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最后称帝，国号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关于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学术界有一定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这一些有争议的内容。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和不成熟的认识。

一、 曹、刘、孙的个体人格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董卓之乱，更是雪上加霜。这就导致了天下的分崩离析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此后，中原逐鹿，曹操首先脱颖而出。

从谋诛宦官、反对董卓时，曹操就已经名震天下。众所周知，他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戎马生涯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1](P912)，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与此同时，他抑制豪强、移风易俗、澄清吏治和革除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在用人上，曹操大胆革新。他不重视名节，主张“唯才是举”[2](P32)；他认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2](P32)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他指出，无论“被褐怀玉”、“还是盗嫂受金”[2](P32)者，只要能“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2](P32)。她三次下令求贤,“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非偏短”[2](P32)，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但有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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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之术的人进行重用。史载：他“拔于禁、乐进于行进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3]。由此可见，人才集团的聚合是曹操成就霸业的基础。

同一时代的另一著名英雄刘备，起身微贱，其才干不及曹操，也不如孙权，全凭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籍乱世而成为英雄。在个体人格方面，刘备弘毅宽厚，仁德持重，加之他是帝室之胄的身份，标榜正统、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故被时人视为正统和正义的化身。它不但得到所到之处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赢得来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战将和糜竺、孙乾等文臣的以死相报。但在诸葛亮出山辅佐之前，刘备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智囊团体，在逐鹿中原的斗争中，他只好寄人篱下，徒然悲叹“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3]正是不断的失败让刘备逐渐清醒，开始四处寻访贤才，他礼贤下士，谦恭待人，利用刘氏正统的旗帜相号召，逐渐得到了荆襄人士和部分北方流亡士族的支持。在寻求贤士时，刘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三顾茅庐、恳请隐居隆重的诸葛亮出仕相助。至此，刘备的政治命运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可见，刘备的个体人格也为自己奠定了建立蜀汉政权的基础。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尊礼英贤，扶纳豪右。他少年时就行为出众，性格开朗，度量宏大，仁义而有决断，好养侠士。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临死前嘱咐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4](P1109)。这说明孙策对于其弟的性格、才能和品行是非常了解的。那时，孙权才十八岁，时值天下纷争，许多江东英豪和北方寄寓之人，“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5](P1126)，他们对孙权缺乏了解，不知道年轻的孙权能否成就霸业。因此，很多人在徘徊观望，一些人欲投奔新主，另一些人又蠢蠢欲动，局势非常严峻。孙权在以文著称的张昭和以武著称的周瑜扶助下，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人格魅力。他采取果断措施，巡视军队以稳定军心，安抚百姓以稳定民心。他还广揽贤才，礼聘名士，不但取得了江东名士的支持，而且也吸纳了从北方流寓于此的鲁肃、诸葛瑾等名士，从而稳定了他在江东的统治，并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善于谋划的智士和能征善战的勇将。在此后的创业过程中，孙权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对属下将吏，他颇为尽心竭力，卑躬屈膝，体恤备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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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与凌统之孤”[3]，赢得全军将士为之舍身效命。他对臣下谋士也能推诚相处，信而不疑。例如：有人说诸葛瑾是蜀汉的奸细，他就绝不相信，并且说：“孤与子瑜（诸葛瑾字子瑜），可谓神交，非言所闻”[3]。陆逊坐镇荆州时，孙权全权委任他负责东吴与蜀汉交往的事宜。正所谓:“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3]。

有此可见，孙权个人的智谋才能，成就了他占据江东的霸业，正是由于他这种超乎常人的智谋和以诚待人的品格，使孙权在三国鼎立的过程中，能集中一大批智士和猛将为他所用，从而为三分天下有其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在汉末群雄争霸中，依靠自身的品格的影响力，在身边聚集了三国鼎立时所需的大批人才。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二、 三国鼎立的经济原因

众所周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安邦定国必须强兵足食。因此，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他们在发展各自的势力过程中，都采取了一些新的经济措施，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曹魏方面：汉末群雄逐鹿中原，北方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大量人口死于战乱之中`，幸免于难的人被迫逃亡，劳动力也大量流失。史载：关中一地于建安初年因避战祸而逃入荆州的有“十余万家”[6](P784)。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当曹操基本打败袁氏集团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7](P262)。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曹魏时，中原一带仍“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8](P636)。遭到破坏的北方，千里赤烟，民生凋敝，生产力和社会经济都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经济，曹操在各州、各郡设置田官，全面实行屯田。曹魏的屯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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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屯为主、军屯为辅。在曹操有效的管理之下，民屯顺利进行，军屯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对于解决严重的粮荒问题，恢复中原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

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发布了“收田租令”，也就是户调制。内容是“其收田租亩四升，产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其他不得擅自兴发。郡国首相明检查之，无令强民有所藏而弱民兼赋也”[9]，即按资产多少定出户等，根据户等高下负担多少不等的绢、绵之法。这对抑制豪强兼并土地，稳定自耕农，恢复和发展中原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屯田和户调这两项改革措施，恢复了残破的中原经济，为曹魏统一北方及与吴蜀对峙，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

蜀汉方面：巴蜀是汉末遭受战乱较少之地，其经济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且其地位于“天府之国”，发展经济的基础也优于曹魏。但是其豪强“专权自恣”这就或多或少影响其经济的稳定与进一步发展。为了发展经济，诸葛亮制定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9]的方针政策，主要有以下两项措施：

1、先理强，后理弱

理强的主要政策是“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这不仅是针对巴蜀豪强，而且也包括跟随刘备和诸葛亮入川的外地将领权贵。如：鼓羕有功劳，但也因为有过失而被诸葛亮流放；杨洪“忠清宽亮，忧公如家”[10](P1014)，被擢升为蜀郡太守。这个政策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基本上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1](P930)的社会局面。理强的另一项政策是恢复盐铁官营。盐铁早在秦汉时期就是巴蜀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后逐渐为当地的豪强所垄断，这严重地影响了蜀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鉴于此，刘备和诸葛亮入川后，便恢复盐铁官营，设司金中郎将专管盐铁生产，严禁私家开采煮铸，后来“利入甚多，有裨国用”[10](P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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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弱的具体政策是“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9]。如：诸葛亮注意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对于“国之所资”的都江堰工程，征发一千两百名壮丁进行维护，以保证当地的农田灌溉。

2、实行屯田制

针对地域狭小的蜀汉来说，最大限度的发挥劳动力的作用，非常重要。诸葛亮因地制宜，除在巴蜀以北的汉中地区实行兵农合一的屯田外，还在关中的部分地区屯田，“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1](P925)。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蜀汉的经济问题。

以上两项经济措施的实行，使巴蜀、汉中出现了一派“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

[1](P930)的繁荣景象。因此，蜀汉便具备了与东吴、曹魏相抗衡的经济实力。

东吴方面：其统治者采取农商并举的经济政策。

相比曹魏来说，东吴遭受的战乱破环较轻，经济也没有受到较大破坏，且因躲避战祸北方大量的人口南迁，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如：孙权推广的两牛一犁的“耦耕法”改变了东吴不少地区采用的原始“火耕水耨法”，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有的地方亩产水稻有三斛之多。

东吴也广行屯田，有民屯、军屯两种形式，孙权在政策上也明确规定屯田士卒“不服他役，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则其死效”[11](P1407)。他的这些政策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发展了生产。

东吴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也扩大了海外交往和域外贸易。如：赤乌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大将卫温和诸葛直率兵1万，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夷州（今台湾省）,开始了古代大陆与台湾进行经贸交流的先河。东吴的使臣还远至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诸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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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往范围辽阔”，“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两三万里”[12](P738)。由此可见，东吴针对自己的经济特点和地理环境，实行的经济措施不仅发展了自身的经济实力，而且具备了与曹魏、蜀汉三足鼎立的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无论曹魏和蜀汉，还是东吴，三方都立足于各自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当地的经济，而且形成了经济均衡发展的三大区域，成为三方形成鼎立的经济基础。这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原因。

三、 魏、蜀、吴的立国方针政策

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鼎立的形成与各自的最高统治者制定的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在其立国方针中都含有“鼎立”的内容，特别是东吴和蜀汉更为明显。

蜀汉方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地为刘备制定了鼎足而立的立国方针他说：“今曹操已拥兵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所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汉高祖因之而成帝

[1](P912)。业，……若跨有荆益，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南抚夷越，北抗曹操，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答对，使刘备茅塞顿开。后来，刘备在执行中虽然有小插曲，但是蜀汉建国方略基本上是依此而展开的。

东吴方面，对东吴的立国基本国策阐述最全面最完整的是鲁肃。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鲁肃向孙权分析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13](P1268)的天下态势，提出了“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13](P1268)。的基本国策。鲁肃的这一基本国策被孙权所采纳。孙权之所以接受之一基本国策，笔者认为这应渊源于其辖区内强大的豪强势力和严重的山越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鲁肃向孙权建议，东吴近期目标是“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据而有之”

[13](P1268)。远期目标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13](P1268)。此后，东吴的建立和发展大体上照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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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进行。

曹魏方面：虽然没有像东吴和蜀汉那样公开打出谋求鼎立的旗号，但在《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较多的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表露。如：曹操谋臣程昱在赤壁之战前，就在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对曹操说，孙权和刘备一则有谋略，一则有英明，而刘备手下的大将关羽和张飞都是万人之敌。如果曹操挥军南下，其结局将是“（如）备资（孙权）以成，难解势分”[14](P428)。也就是说，孙权和刘备两方将会联合作战、共抗曹操，其结果应会出现南北对峙或者三足鼎立的复杂局面。所以，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天下维持着对峙或者鼎立这两种局面。事后（指赤壁之战后），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反复申明自己没有做统一君主的想法。他说：“（吾）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15]。并且强调：“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15]从他后来的行为上看，曹操在遭遇到东吴的几次反击之后，他便坐守中原，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后代子孙将来擅权取代名而实亡的东汉王朝而从事内部的准备。

综上所述，蜀汉的诸葛亮和东吴的鲁肃，都积极鼓吹鼎立，并且都被各自的主人采纳，可见“鼎足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正如唐朝时的宰相裴度所说：“天赞一武侯，即鼎足之势也”，裴度又云：“诸葛亮一言以定三分机势”[15]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却表明了三国鼎立的一定原因。

四、 吴蜀结盟北拒曹魏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统大军南下兵临长江，孙权与麾下诸将商议是投降还是抵抗的问题。多数人都劝孙权降曹，只有鲁肃和周瑜反对孙权降曹，周瑜认为：曹军处于弱势、必将失败，其原因是“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则，用兵之患也，而曹（操）皆冒行之……”[13](P1261)。于是孙权决定抗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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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刘备的军队已在当阳的长坂坡失败，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处。而此时鲁肃认为：江东之众不足以单独抗衡曹操，力主孙刘联合、共抗曹操。于是，刘备便派诸葛亮过江与孙权结盟。

诸葛亮过江后，与孙权共同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孙权便修正了他原先全据长江的策略，决定与刘备结盟，结果孙刘联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赢得赤壁大捷，从而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形势。虽然孙刘联盟在夷陵之战后遭到破坏，但不久蜀吴两国又重新联合，共同抗曹。孙刘联盟的建立对三国鼎立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孙刘结盟使蜀、吴集两国之力与曹魏对抗，既增强了抗曹魏的力量，也为蜀吴两国各自内修政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孙刘联盟还迫使曹魏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对蜀汉来说，联盟为其北伐解除了“东顾之忧”，使曹魏不能无南顾之忧。对东吴来说，既无两顾之忧，又使曹魏河南之众不得尽南。如：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十二月，吴魏交兵，诸葛亮趁机率兵数万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围陈仓（今宝鸡市东），从西面进攻曹魏。还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口，进攻曹魏。四月至郿，在五丈原扎营，与魏军对抗。当年的五月，孙权率十万人由巢湖进攻曹魏的合肥新城。可见，蜀吴互相配合，迫使曹魏两线奔波、疲于应付。

五、人才资源与三国鼎立

东汉末年，在群雄混战中，各种势力的代表都感到“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因此，每攻占一地，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使当地的人才为他们自己所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人才争夺战；到了三国鼎立时，实际上也就是魏蜀吴三方人才的鼎立—即当时的天下人才基本上三分，曹魏、蜀汉、东吴当时各占天下人才的三分之一。

曹魏方面：曹操总揽了许多英雄，仅帐下参决谋议的智囊团就有八十余人。公元196年，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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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迎汉献帝建都与许（今河南省许昌市），实现了上文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标，在政治上占据了制高点，这便有利于他广泛收罗人才。曹魏的人才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自荐或他荐，以荀彧、郭嘉为代表。如：“（荀）彧又王佐之才，董卓之乱，弃官归隐冀州，袁绍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度(袁)绍终不能成大事”[16] (P308)。（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第二、自辟僚属。如荀攸、程昱等。荀攸，海内名士，汉末避乱荆州，曹操“征(荀)攸为汝南太守,”[16](P322)入为“尚书”军师。第三，广泛吸收各种军垒人才，如：许攸、韩嵩、郑义、贾诩等。许攸，“初平中随（袁）绍在冀州，官渡之战前往投奔太祖（指曹操）”

总之，曹操通过各种形式吸引了大批人才，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了曹魏的人才集团。为其统一北方及后来曹魏的建立并与东吴、蜀汉的三国鼎立奠定了人才基础。

蜀汉方面：主要就是竭成接纳广求贤才。蜀汉在发展过程中，也特别重视人才，与曹魏和东吴不同，蜀汉在建立其国家时，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人才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加突出。蜀汉的人才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诚。刘备待关羽、张飞“恩若兄弟”，与赵云深深结纳，与诸葛亮如同鱼水。其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一是荆襄地区。汉末战乱，天下人才避地荆襄者不可胜数，其中大部分被刘备所得，刘备南溃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17](P882)便是例证。其中以诸葛亮（伏龙）和庞统（凤雏）最为有名。由于有了这些人才的扶助，刘备最终改变了他十几年来“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17](P882)的局面。可见荆襄人士是刘备决策集团的的核心力量，在蜀汉统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益州（即巴蜀地区）。益州是东汉末年天下战乱的重要避难场所，曾流入了许多人才，刘备夺取益州后基本上把他们全盘接受下来，“以法正为谋主，……董和、黄权、李严等本(刘）璋之所受用也；吴壹、费观等又（刘）璋之婚亲也；彭恙又刘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刘备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所能”[17](P882)。

由此可见，蜀汉就是在这些智能人士的协助下，才建立起来的，成为三国鼎立中的重要一员。

东吴方面，孙权在其父（孙坚）兄（孙策)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招纳人才。他说：“能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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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9]。其人才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继续重用孙策时期就已吸纳的许多避乱江东的人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昭、周瑜和吕蒙等。他们是孙吴创业初期的主要谋臣和武将。其中的周瑜与孙策独相友善，孙策死后，周瑜“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14](P1260)。二是广泛吸收江东当地的士族。顾、陆、朱、张便是江东地区主要代表。孙权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采取政治联姻的方法，把孙策二女分别嫁给顾邵和陆逊。由此以来，孙权既获得了江东士族的的有力支持，又得到了许多超逸之才，陆逊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三是“招延俊秀，礼聘名士”。鲁肃和诸葛瑾是这类人才的代表。通过上述三种招纳人才的途径，当时的东吴便出现了“异才辐辏，猛士如林”[9]，“忠臣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的局面”[9]，成为三国鼎立的又一重要成员。

六、 地理环境与三国鼎立

三国时期，曹魏与蜀汉之间的边界线，大体上是：东边沿着秦岭山脉一线、中间沿着祁山山脉一线、西边沿着祁连山脉一线，秦岭—祁山—祁连山一线以南的部分是蜀汉，以北的部分是曹魏；蜀汉与东吴之间的边界线，大体上是：开始时沿着湘水一线、后来是沿着巫山和三峡地区一线，湘水或者巫山和三峡以东的部分是东吴、以西的部分是蜀汉；曹魏与东吴之间的边界线，大体上是：开始时是沿着淮水与汉水一线、后来是沿着长江中下游与汉水一线，淮水与汉水或者长江中下游与汉水一线以南的部分是东吴、以北的部分是曹魏。

地理环境对军事战争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对三国鼎立的影响也是较为明显的，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固然是东汉末年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的不断较量和分化组合等使然，但也与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所在的地理环境有着相当的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这一地区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三峡险阻，西有横断山脉，南有云贵高原，其中的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有“天府之国之称。蜀汉以魏蜀吴三方最弱之实力，能与曹魏相抗衡，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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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祁山与曹魏进行六次战争，蜀汉在西南维持四十多年，等等这些都与汉中、巴蜀“四塞险固”的得天独厚的地形地势不无关系。这正如两晋时的名士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王与秦同城，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山极峻、独守之国也”[19]。

曹魏势力起于华北，这一地带大部分地区，平原广阔，地势平坦。适于中国古代的骑兵进行奔袭歼灭战与大规模的兵团会战。加之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当时的全国经济重心区和人口密度最大区，且黄淮平原是一个地域整体，这便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军事舞台和兵员条件。因而曹操经过官渡之战消灭袁绍主力后，就能很快统一北方。

东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且东吴军队习于水战，曹操集团在赤壁之战中遭到惨败。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发生地处古云梦泽湖沼地带，战争一开始，曹操不习水战的弱点就暴露无疑。诚如上文所说“曹（操）舍鞍马，仗舟楫，劫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败无疑，曹操败后只好逃回北方。而东吴定都建康（今南京）,军事上占领着重要的地理位置；一是凭借长江天险，北御曹魏；重兵驻扎在三峡东口以拒蜀汉；二是孙吴据有荆、扬二州，几乎以江南中国大部分为广裹后方。

蜀汉、东吴两国依仗天险，即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防守型的割据势力，同时两国又依靠联盟来夹攻曹魏，这又成为三国鼎立的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总之，在三国鼎立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和孙权各自施展自己的政治手腕和人格魅力、总揽英雄，招纳人才，形成了各自的人才集团和割据势力，同时又进行了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便为三国鼎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外，这种均衡与地理、军事力量上的均势，结合成了一种历史的合力，最终使三国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参考文献：

[1] 三国志·卷三十五[M].

12

[2] 三国志·卷一[M].

[3] 余世明.个体人格与人才聚合—论三国鼎立的决定性因素[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4] 三国志·卷四十六[M].

[5] 三国志·卷四十七[M].

[6]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M].

[7] 三国志·卷八[M].

[8] 三国志·卷二十二[M].

[9] 顾奎相, 陈涴. 三国鼎立成因新论[J].江海学刊,1994,(4).

[10] 三国志·卷四十一[M].

[11] 三国志·卷六十一[M].

[12] 梁书·卷三十五[M].

[13] 三国志·卷五十四[M].

[14] 三国志·卷十四[M].

13

[15] 尚志迈.也谈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问题[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6,(2).

[16] 三国志·卷十[M].

[17] 三国志·卷三十二[M].

[18] 马强.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EB/OL].http//www.xici.net/city/b6384712/d3983403.

[19] L S Stavrianon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M].(7th edtion).Person Education Publishing Prentice Hall,2004.

[20] Patricia Buckley.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ated History of China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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