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边塞诗

财经学院会计四班

沈文韬、蒋成龙、严月、张梦云、骆海礼、米姝丽、刘洋、李松

摘要：盛唐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中唐以李益为中心，分别形成了边塞诗两次创作高峰同一边塞题材，前后两个时期的风格却是大不一样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它们之间审美的变化：一是社会和时代的差异奠定了变化的基础，二是意志和感情的薄弱决定了变化的根本。三是艺术和创意的选择开拓了变化的格局。可见从盛唐边塞诗的“建功立业”一转为中唐边塞诗的“伤感迷茫”，他们之间的转换是必然的。

关键词：唐代 边塞诗 诗风 变化

论唐代的边塞诗的历史发展，两座高峰，一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派，主体风格变现为威武雄奇、明朗张扬，一是以李益为中心的中唐边塞诗创作群体，基本格调为婉转徘徊、伤感盼望。比较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边塞题材的创作，其实后一时期正是前一时期的延续与转变。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在唐诗众题材中首推“征戍”即边塞之作，并指出其感动引发人的力量，这说明能反映唐人一代精神风貌与审美风范的，当属边塞之作无疑[1]。同一题材，跨越两个时期，呈现的风格却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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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变、社会转型和时代精神的差异，是中唐边塞诗风审美变化的基础。 一、盛唐时期

盛唐边塞题材的衍盛，孕育于开元、天宝期间的全面繁荣，促成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普遍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身处盛中唐交叉点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杜甫是以留念的心情来描绘开元之盛：“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其二）这种局面所形成的经济的殷实和社会的稳定，滋长了普通士大夫爽朗的胸怀及有所作为的心理[2]。

一部分士大夫由应举成功步入仕途，一部分士大夫由漫游形成声誉而终获赏识，另一部分则是不辞辛苦、远涉边陲，投笔从戎，在边疆塞漠寻找自己的人生理想，边塞成为最令士大夫注目之所，边塞之作也成为士大夫表达功业与决心的最好的载体[3]。如：“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士大夫要立功边庭、报国赴难，时代的最强音在此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士大夫建立功业的个性在诗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4]。

盛唐人在边塞诗作中追求意气激荡、抒发功业精神之时，同样表现了边疆将士及诗人思乡的情思，如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铁衣远戍辛勤久，玉著应啼别离后。少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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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写英勇的战士与不公平的待遇，同情广大士卒的痛苦和牺牲。

二、中唐时期

诗至中唐，边塞题材在唐人创作中一变而为对社会现实的忧郁。虽然诗人也留恋前辈的慷慨和历史的辉煌，在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从边塞战功的轻描淡写中很难寻找中唐诗人的功业追求与理想希望。755年安史之乱起，洛阳遭殃，长安沦陷，唐王朝陷入深重的灾难。“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杜甫《忆昔》其二）经济凋敝，秩序混乱，前景黯淡，中唐士大夫沉迷于丧乱的回溯，扶今追昔，不胜伤感之至[5]。代宗朝后，各种矛盾演变愈烈，藩镇割据接踵而来。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王朝对藩镇战争的连年不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日渐尖锐，这反而为中唐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部分士大夫或居深宅或处军旅，都以边塞生活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这形成了盛唐之后边塞诗的再一次繁盛[6]。但本时期士大夫都在伤乱过程中未能建立起像盛唐士大夫的那种时代自豪感，中唐边塞诗作中极少流露出豪迈慷慨的风格。如柳淡《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刘长卿《从军行》其五：“倚剑白日暮,望乡登戍楼。 北风吹羌笛,此夜关山愁。 回首不无意,滹河空自流。”年年征戍不定士卒征人困于塞外，字里行间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怨意。时代的机遇，致使同一题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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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的内涵却是不一样，这大概是盛唐中唐边塞诗风差异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将之归纳为：盛唐边塞诗人身处盛世，热衷于言志抒怀，，故作品多建功立业的激扬之歌；中唐边塞诗人身处乱世，侧重于感事写意，故作品多忧郁现实的责怨之音[7]。 三、晚唐时期

晚唐边塞诗作为盛唐、中唐边塞诗的返照和余响，其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是明显不能和盛、中唐相提并论的。但作为边塞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能以忽略不计而简单待之。我们正可以分析它衰落的原因而总览唐代边塞诗完整的发展轨迹，以消除人们觉得它有始无终的困惑。

边塞诗在晚唐的衰落首先是江河日下的时代环境使然。唐王朝自从“安史之乱”遭受致命打击以后，在贞元、元和时期还保持过一段较长的“中兴”势头，这自然还能勾起中唐士人从军报国的边塞情结，引起边塞诗创作热情的高涨。如李益，清人沈德潜说：“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明人故应麟也说：“李君虞益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坷世故。所作之诗，悲壮怨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颂之，令人凄断” [8]。

晚唐前期，统治者还能倾全力对付内乱，如文宗谋诛宦官的“甘露之变”、武宗时期武力征讨昭义镇等，但后期却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整个时局任凭宦官、军阀为所欲为，呈现出一派王朝末分崩离析、摇摇欲坠的景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子再难焕发从军塞外、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如苏雪林《唐诗概论》里说的：“边塞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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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随着晚唐王朝对外征伐的无力，边塞诗也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现实土壤。正因为如此，才使晚唐边塞诗显得零散而不成规模，一些比较集中之作均产生于宣宗大中年间和懿宗成通年间国势尚未完全糜烂之时。唐末光化年间的曹松凭他的边游经历写过一些边塞诗，如《塞上行》、《塞上》、《边上送友人归宁》、《己亥岁》等，虽成就较高，但毕竟难与盛唐高岑、中唐李益相比肩，只能成为绝唱而为唐代边塞诗作最后的加冕[9]。

再次，晚唐边塞诗的衰落也是由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造成的。由于王朝日渐土崩瓦解，唐代士人心中的希望之火逐渐泯灭，整个诗坛的主流风尚由盛唐时期的抒情志、中唐时期的感事写意，回落到晚唐时期的体物缘情，着力追求形式的柔美纤丽和格调的婉媚怪诞。温李之风盛行，一改盛、中唐风骨兴寄、昂扬壮大的传统。“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温庭筠“五、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余”；贾岛受到推祟，李洞呼之为仙，孙晟画像朝拜„„整个诗坛几乎没有给忧国忧民的边塞诗留下任何空间，这就使它只能在爱情、怀古、咏史、咏物等题材的夹缝中作为盛、中唐的余音而存在，在崇尚朦胧软媚、艰涩怪诞的审美氛围中日渐隐去它最后的余晖[10]。

参考文献：

[1]郑家治.古代诗歌史论.巴蜀书社

[2] [7] [8]李咏梅.边塞诗歌盛世壮丽.四川大学学报.20卷.2010.8 [3]杨林昕.唐代边塞诗源流小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2 [4]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6]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M].北京.1965

[9] [10]余恕诚.唐诗风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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