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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海伦

2023-07-09 来源:个人技术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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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海伦

作者:谭海学

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2年第01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名列八个革命样板戏之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曾经风靡全国,享誉全世界。但是无人知道,《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黑龙江省海伦市。

《红灯记》的由来

《红灯记》的原作者是沈默君,改编者是阿甲。

沈默君受《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梗概,于1962年5月开始从事剧本创作,历时9个月的精雕细琢,创作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个剧本,就是《红灯记》的原稿。

作品完成后,先取名《红灯记》,经考证与越剧《红灯记》撞车,改为《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为进一步增强剧本的现实感和历史厚重性,沈默君于1962年秋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战士座谈,读剧本给他们听,征求意见。沈默君边补充材料,边听意见,边修改,很快形成了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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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稿以迟雨、罗静的署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文学》1962年第9期发表。剧本发表后,沈默君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致要求李铁梅不死。沈默君认为李铁梅“刑场入学、高举红灯自投烈火、在她巨幅不屈的头像中叠印抗联骑兵踏过河水冲向镜头”,这是广义的后来人,但是通不过审查。又经过两次大的修改,将结尾改成“李铁梅携密码、闯关突围”,第四稿送文化部审查通过。之后,在拍摄筹备期间又作了第五次修改。历时9个月,五易其稿,《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才最后完成。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隆重上映,马上引起轰动效应,观众热血沸腾,情绪高昂,此片对人民的影响一时成为佳话。

同年,哈尔滨市京剧院把电影改编成京剧,并恢复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史玉良担任导演。哈尔滨京剧院紧锣密鼓昼夜加班,赶排出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在黑龙江连续公演了100多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由凌大可、夏剑青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现代沪剧《红灯记》,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

1964年7月,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期间,江青说“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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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撞车”,封杀了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中国京剧院一团按照江青的意图,马上进行修改,调整剧情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1965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197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京剧《红灯记》在全国上演,从此,浩亮演的李玉和,高玉倩演的李奶奶,刘长瑜演的李铁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1936年到1938年,北满地区的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连续举行了四次西征。西征的起因是为了粉碎日寇把北满抗联部队围困并消灭在乌苏里江、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三江地区的战略企图。为了保存抗联部队的有生力量,把北满省委和北满抗联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到海伦地区,依托小兴安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以海伦为中心的北满抗日根据地。

1936年3月,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司令部保安团、少年连和第五、第六两个团,共300余人,从汤旺河后方根据地向木兰、巴彦、东兴、庆城、铁力、海伦西征。日寇对第三军的西征极为震惊,从哈尔滨等地抽调重兵集结在滨北线,妄图一举消灭西征中的第三军。赵尚志改变作战计划,留下第六团在木兰、巴彦地区坚持抗日活动,率领主力部队返回汤旺河根据地,这是第一次西征。

1936年11月,在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率领的先遣队到达铁力后,赵尚志就率领500多人的骑兵队,从汤原出发,12月份到达铁力,与李熙山率领的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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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坚持海伦地区游击战争的张光迪第六师会师。在海伦北部地区举行了以少胜多的冰趟子战斗,打死打伤日本鬼子300多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冰趟子战斗后,张光迪的第六师留在海伦地区继续开展抗联根据地建设,赵尚志率领主力北征德都、五大连池地区。张光迪率领第六师在海伦东山里南北河、八道林子建立了密营、被服厂、后方医院和储粮仓库,储存粮食近五万斤。张光迪以八道林子基地为后方,在通北、绥棱、庆城、铁力地区开展了五年多时间的游击战争。1937年春,赵尚志率领主力回师海伦八道林子,然后率部返回汤原,这是第二次西征。

1937年7月,抗联第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领第六军第三、第四师和第三军第九师由汤原出发,向海伦西征。于8月到达第三军后方基地海伦东山里,在八道林子与六军先遣队和第三军第六师张光迪部会师。部队研究决定,张光迪率领第三军六师攻打侯家围子(今海伦市东林乡东林村),戴鸿宾率领第六军四师攻打叶家窝棚(今红光农场)。第六师攻下了侯家围子,第四师攻打叶家窝棚失利,撤出战斗。戴鸿宾部次日与日寇讨伐队遭遇,进行了李钢烧锅(今双录乡双生村)防御战,在张光迪部接应下摆脱了日寇追击,两支部队遂分开活动。1937年9月,戴鸿宾率领主力部队回师汤原。1937年11月初,第三军第九师到达海伦东山里八道林子与第六师会和,共同开展游击战争。这是第三次西征。

第四次西征是北满抗联主力部队四个军全部参加,分三批举行。1938年5、6月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连续召开了两次常委会,会议决定组织北满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的主力部队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西征部队由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统一指挥,共计800多人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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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西征部队:1938年6月,由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领第九军第二师共百余人部队,从依东地区开始西征。苇子沟遭遇战后,魏长魁负伤掉队自刎殉国,常有钧、郭铁坚继续率部前进。6月底,庆城九道岗遭遇战中“常郭”被打散,不久常有钧被叛徒杀害。11月,郭铁坚率领着不足20人瘦弱不堪的队伍抵达海伦八道林子,完成西征。

第二批西征部队有两支:一支是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第二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第二师共200余人。1938年8月上旬,冯治纲、张传福率部从萝北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在海林东部的一次遭遇战中,突围时张传福牺牲。另一支是由第六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的第三军第三师、第六军第三师部队。8月中旬金策、王明贵率队从富锦、宝清过松花江在萝北集结,9月6日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共300余人,从老等山出发,10月8日王明贵率部抵达海伦,路过绥棱县白马石,与第六军西征部队会师。

第三批远征部队:由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景荫率领的第六军教导队、第十一军第一师共100多人。1938年10月21日,部队在王把头密营集结出发。1938年12月末,疲惫不堪的部队到达海伦与绥棱交界的白马石,与王明贵的接应部队会师。至此,抗日联军第三、六、九、十一军在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西征任务,粉碎了敌人妄图将北满抗联部队“围歼”在伪三江省的阴谋,保存了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北满省委和北满抗联指挥部之所以把海伦作为西征的落脚点和目的地,其原因:一是海伦地区与三江地区相比,日伪统治相对薄弱,白色恐怖程度轻一些。二是海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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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容易补充兵员给养。绥化以南地区,有群众基础,有一支抗日游击队。选择海伦,这就如同中央红军长征选择到陕北落脚的道理一样,这里有一个家。西征为《红灯记》的创作提供了历史背景,也为故事发生在海伦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故事发生在海伦的依据

第一,海伦作为北满抗联部队西征的目的地,是《红灯记》的历史背景。沈默君曾经说过,《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历史背景就是北满抗联的西征。1938年初,北满省委开始组织抗联主力部队西征,到1938年底,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都先后到达海伦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艰苦卓绝的西征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部队战斗故事,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支援抗联的故事,也有交通员的故事。《红灯记》所描写的就是发生在西征期间,抗联地下党、游击队和交通员的英雄故事。海伦作为抗联西征的目的地,是敌我双方激烈斗争的漩涡,英雄事迹层出不穷。

第二,《红灯记》剧本提供了最大的证据。剧本第一场一开始,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就说:“这个跳车人是共产党北满机关的交通员,在他身上带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密电码……这份密电码是北满共产党机关派人送给北山游击队的。游击队就等着这份密电码发生联系!如果密电码落到这个拥有几千人的游击队手里,那就如同老虎长了翅膀,对我们帝国大大的不利!……哈尔滨司令部要我们截住这本密电码……”李玉和的唱段:“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 等车就在这一班。”由于交通员没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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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接头,李玉和与王连举在车站焦急地等候,担心交通员可能“在哈尔滨给卡住了。” 1963年第九期《电影文学》发表的《自有后来人》剧本时,有个注释:“影片是描写东北铁路工人抗日斗争的故事。李奶奶、李玉和与李铁梅——本来不同姓的三代人,为了保卫党的重要文件,在狱中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红灯记》的故事梗概是1938年深秋,北满省委派交通员给抗联部队送密电码,由于秘密暴露,交通员提前跳车逃走,日寇和叛徒不择手段抓捕交通员,李玉和一家人千方百计寻找交通员,交通员三番五次急于接头,在种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李玉和一家人舍生忘死保卫党的文件,最后在游击队的大力支援下,消灭了日寇,把密电码送到了根据地。

第三、密电码是送给抗联三军六师张光迪部的。抗联的交通联络,主要是交通员、信件和电台,内容多、篇幅长的要写成指示信和汇报信,由交通员传送到指定地点。高级的和紧急的战斗命令,主要靠电台发送接收。1936年北满抗联在小兴安岭密营成立了军政学校、电信学校,培养了一批电报员。抗联部队的军级单位以及担负重要战斗任务的师级单位,配备有电台,以保证与上级的通讯联络。一旦在战斗中密码被毁,就会耽误大事。现在,人们疑虑的是,密电码究竟是送给谁的?毫无疑问,密电码是北满省委送给抗联部队。

从《红灯记》的剧情看,北山游击队有着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有地下党的大力支持,有比较完整的地下交通联络网络。这三点对于在人地两生并且激烈战斗中的西征部队来说,是不具备的。而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只有张光迪率领的第三军第六师。1937年3月,冰趟子战斗后,张光迪率领第六师留在海伦地区继续开展根据地建设,在海伦东山里的南北河与八道林子建立了密营、被服厂、后方医院和储粮仓库,储存粮食五万斤。并且以八道林子基地为后方,在海伦、通北、绥棱、庆城、铁力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四支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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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都是在第六师的接应下,胜利到达海伦地区的。海伦县委虽然在1937年的4月和10月两次遭到日伪破坏,但是仍然有没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在坚持斗争。小学党支部和车站党支部的地下斗争一直坚持到1942年,车站党支部的王大车1942年从海伦撤出后,参加了武装斗争,辽沈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营长。海伦地下党与上级的交通联络,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没有中断过。这三点都符合《红灯记》的剧情要求,可以断定:密电码是北满省委派人送给张光迪的第六师的。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这份密电码不是三军六师和省委联络用的,而是用来联络四支西征部队的。因为四支部队都是1938年秋季出发的,急需张光迪部接应,接应的必要条件是和西征部队联络上。四支西征部队均带着电台,和省委及总部都能联络上,但是和新的后方基地、和接应部队没有联系,所以省委派人给张光迪部送密电码。这份密电码关系到西征的胜利和部队的存亡,自然十分重要,所以敌我双方不惜一切代价激烈争夺。

第四,《红灯记》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在龙镇。一是1938年秋季,抗联部队正在向海伦西征,向黑嫩地区的远征尚未开始,龙镇一带没有抗联部队。1938年11月末,冯治纲、王钧率领的抗联才到达龙镇一带,《红灯记》的故事此时已经落下帷幕了。二是龙镇一带,包括整个黑河地区在1945年8月15日祖国光复以前,是没有地下党组织的。龙镇车站没有共产党员,更没有鸠山所哀叹的“比钢铁还要硬”的共产党人李玉和。三是龙镇车站没有地下交通员,在哈尔滨与黑河之间跑交通的,都是北满省委的交通员。四是冯治纲、王钧率领的抗联在龙镇一带活动时,北满省委和抗联总部在海伦,和战斗部队距离不远,可以直接指挥。即使是需要送密电码,也不用绕道哈尔滨,并且坐火车去冒险。

第五“龙潭”不是地名。龙潭是成语龙潭虎穴的一半,龙潭虎穴的意思是藏龙深潭,卧虎洞穴,喻极其危险的处所。任何一处险恶之地,都可以称作龙潭虎穴,试想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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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特别是宪兵队严格控制下的海伦火车站,能不是龙潭虎穴吗?

剧中人物原型在海伦

《红灯记》故事以1938年北满抗联部队西征为背景。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

剧中人物都各有原型,剧中李玉和的原型是海伦车站党支部书记胡起。胡起(1906-1967),原名胡荣庆,曾用名胡忱冰,北京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胡起与妻子程远(中共党员)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哈尔滨,考入哈尔滨中长铁路官员传习所,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结业后,胡起任松浦火车站和石人城火车站站长,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呼海铁路特别党支部,任特支书记。1931年12月,胡起在海伦车站发展了5名党员,建立了海伦车站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1934年6月18日,因为叛徒出卖,遭到大批日寇围捕,胡起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决心为国捐躯,毅然奔向铁路,想与迎面疾驰而来的列车相撞,由于列车紧急刹车,胡起被撞成重伤,昏死过去。日寇把他送进医院,一周后才苏醒过来。在狱中,日寇对胡起施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日寇无奈,只好以反满抗日罪判他十年徒刑,关押在哈尔滨道外监狱。为了反抗日寇对犯人的虐待,胡起领导难友绝食七天七夜,迫使日寇接受了难友的要求,改善了对政治犯的待遇。1941年,胡起出狱,马上寻找党组织,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来。1945年10月,胡起任阿城县长,率领县大队进行剿匪清霸,为巩固新政权而战斗。从1950年起,胡起历任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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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局长、牡丹江铁路局长、大连铁道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67年5月14日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又从六楼扔下来,残害致死。1978年,中共中央为铁道线上的钢铁战士胡起平反昭雪。

李奶奶原型是海伦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张玉秀。张玉秀是海伦地下党县委组织部长顾旭东的爱人。顾旭东毁家纾难,全家二十多口人冒着生命危险,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并且英烈满门。张玉秀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深明大义,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是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顾旭东被捕时,张玉秀机智地把藏在香烟盒里的地下党文件安全转移。顾旭东被捕后,张玉秀顶着巨大的压力,四处奔波积极营救,由于无暇照顾家庭,致使得了肺炎的儿子没有及时治疗,病重而死。张玉秀强忍悲痛,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斗志,一直没有告诉顾旭东。实在没有办法时,张玉秀借个孩子照了一张侧身照片,带给狱中的顾旭东,说孩子聪明伶俐身体健康,让他安心放心。张玉秀一边照顾狱中的丈夫,一边维持家中生活,同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作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李铁梅原型是海伦县妇女救国会主任兼县委机要员高洁。她当时是海伦县妇女救国会主任兼县委机要员,为了开展抗日工作,她与县委书记夏尚志假扮夫妻,在海伦城南四道街柴火市东头比较偏僻的地方,开了一间杂货铺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海伦县委以海伦西南街韩相国(满洲省委交通员)家为内部接待站,以南牌楼北侧路西的宋家麻花铺为秘密联络站。高洁组建了海伦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日伪残暴统治,筹集物资支援抗日游击队,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10月,海伦地下党遭到日寇破坏,高洁与夏尚志转移到长春农村坚持斗争,后来结为真夫妻。198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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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洁曾陪夏尚志回海伦考察。

鸠山的原型是日寇驻海伦的宪兵队长栗原鹰林,军衔是中佐,此人极其奸诈狡猾,并且是个中国通。《红灯记》中把鹰林改为鸠山,令人一目了然。

王连举的原型是海伦车站的路警巡长王文举。他不是共产党员,当然也不是叛徒。王文举是海伦城西人,地主家庭出身,当过教员,鸦片烟瘾很大(伪满设有“鸦片专卖公署”,公开贩卖鸦片),1947年土地改革时,因为私藏枪支被贫农团枪毙。伪满时,有一次王文举发现了“反日会”的宣传册子,就对铁路工人进行恐吓,“这东西来的地方我明白,这是宣传员干的,他们每月有三四十元薪水,他们专门想法子来勾结铁路上工人……这种事情是铁路上特别禁止的,抓住了犯枪毙抄家的罪。如果被路局发现了,路警是有责任的,所幸咱们都是中国人,又都是知己的朋友,谁也不能卖谁,如果我要坏,拿这种事情请功,你看好不?以后他们宣传员再来时,就对他说铁路上的人都有这份心,不用他们来宣传了。有那一天时,自然都会变过来。铁路上的密探很多,你晓得谁个坏?叫他们不要来了。”真正的叛徒是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1937年4月15日,傅景勋叛变,出卖了哈尔滨特委党组织的机密,隶属于哈尔滨特委的海伦县委也遭到破坏,有46人被捕入狱。

跳车人的原型是韩相国,他是满洲省委交通员、海伦县委委员,他在海伦城里西南街的家,就是一处秘密联络站。韩相国机智勇敢,奔波于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奉天、哈尔滨、满洲里、黑河之间,多次完成秘密交通和护送领导干部的任务。

磨刀人的原型是曲万山,他是海伦县委领导下游击队的交通员,长期以货郎为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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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为党组织跑交通,1937年3月牺牲。《红灯记》中为了歌颂劳动人民,把货郎改成了磨刀人。

接头地点的粥棚是海伦城内的宋家麻花铺。麻花铺位于海伦城内南牌楼北侧路西,是海伦县委的秘密联络站,在《红灯记》中为了表现伪满时期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把麻花铺改为粥棚。

文艺作品不是现实生活的原样照搬、复制还原,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进行深加工,再创造。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海伦。

(作者单位:海伦市老干部局老年大学)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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