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哲学意蕴探析

作者：张航 易显飞 张彬 来源：《创新》2017年第05期

[摘 要] “人”属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在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人为本”的解读既存在一定的共性，也表现出诠释的差异性。时空差异、哲学前提、理论框架及价值取向的异质性是不同哲学流派对“以人为本”给出不同答案的成因。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是对以往相关理论的“扬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内在的对接与统一。

[关键词] “以人为本”； 哲学流派； 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7）05-0077-06

“以人为本”本质上属于价值哲学范畴的问题。这里的“人”，既包括作为“类”的人，也包括作为“群体”的人，还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不同的哲学流派，基于不同的哲学前提、理论框架及价值取向，对“以人为本”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一、西方哲学中的“以人为本”

西方哲学中的“人本思想”出现较早，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古希腊时期对哲学的研究就从不可捉摸的大自然转移到了现实的“人”。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把“人”作为衡量和感觉万事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从此由虚无缥缈的天上转移为现实的人。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经近代人本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之间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西方人本主义发展达到顶峰。

在普罗泰戈拉看来，宇宙万物无不以人作为尺度，人既是证明存在者存在着的尺度，也是证明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关键 [1 ]。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苏格拉底则进一步提出“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意义、人的目的、世界的奥秘与真理都必须要从人自身去寻求。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他认为人的心灵本身就是认识神圣事物的源泉；世间万物的本质偶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想要认清事物的本质，人就必须发觉自己的内心，将本质的东西提炼至思维意识当中 [2 ]。柏拉图认为研究人本身就是要从意识的角度深度挖掘人的内在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性是思维的思维，“只有在思维里面，才有客观与主观的相符，那就是我” [3 ]，人通过思维来思考的这个理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通过思维思考自己是客观的，作为思维本身而言又是主观的。可见，在古希腊智者们过着哲学家该有的生活，他们充分肯定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那个时代不以“神”为中心，“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哲学思想被宗教神学所统治，在封建教会势力的影响下，宗教神学成为权威显学，居于其他学科之上，并奴役了一切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上帝的权威凌驾一切，相对应的人的价值被贬得一无是处，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4 ]。中世纪残酷的宗教统治极大地冲击了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有学者认为中世纪西方世界唯神而论，非唯人而论，亦就是认为“神学”散发着光辉，“人学”落寞于一旁。但我们却不能盲目认为人本主义遭到了彻底毁灭。毫无疑问，历史与现实都告诫我们：人本主义价值中心地位不是宗教神学能够撼动的，所谓宗教神学背离人本主义也不过只是一种跳跃式的运动，无论跳得多高，最终还是要重重地落在人本主义的大地上，而且跃得越远，落下的力量也就越强 [5 ]，而这一点恰恰在后来的人文主义复兴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近代西方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最早兴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又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补充与发展，在人文思想的碰撞中，随着历史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在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可所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篇华章。文艺复兴所代表的思想，使得人成为世俗世界的中心。人们坚持尊严的力量巨大无比，这种力量被压制只是一时的，一旦重新提出，必将摧毁一切禁锢 [6 ]。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里德国古典哲学可谓是居功至伟，尤其是康德三大批判的提出更是推动了哲学的巨大发展。康德明确提出：“自然法则的创立必须来自于人的内心之中。” [6 ]换句话说，我们从自然的懵懂中成长为人，并非是通过经验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法律来规制我们自己的行为；相反，我们通过经验去探索自然界，结合自然界本身的客观法则，在我们自身的感性与理性的影响之下不断走向成熟 [7 ]。这就是著名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如此一来，对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精神，康德运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将人本主义发扬光大，其认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我意识为核心，而其理论高度也就达到了将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世界观。在这一过程之中，人本主义所提倡的人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当时不同学派的哲学家用自己的理论对其加以解释补充，最终得以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从一种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体系严密的哲学理论，并开始占据核心地位。

总体上，古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義思想具有朴实性特征，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宗教神学所淹没，但依旧对文艺复兴后的人本理论研究影响深远。文艺复兴后，“以人为本”思想在西方哲学体系中迎来新的转折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萌发与兴起之后，且逐渐形成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形态与核心价值，可谓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中国传统哲学或文化思想中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以人为本”的苗头，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民本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基础的君民关系历来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首先要处理的问题，这种思想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尚书·皋陶谟》中记载着“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慎厥身，修思永”“亦行有九德” [8 ]，皋陶的言语中其实就已经折射出了早期民本思想的影子。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具备的“九德”，还将“知人、安民”作为治理国家的目的。“以人为本”的

思想几千年来始终贯穿着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始见于《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里的“以人为本”一词的内涵与我们现在讲的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里它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争霸称王的一种手段。 民本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把“仁”作为最高要求与终极目标，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中将“民”列为首位。他主张“为政以德”，即统治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德行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孔子眼中，君主应行仁政，以德治国，君主只有达到这种要求，才会民心所向，像北极星那样被众星所拱卫 [9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把土地、百姓和政务并列为君主要维护统治的三个决定因素。“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在他的思想中，民是最重要的，君主的地位应排在百姓的后边，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10 ]。荀子更是生动形象地指出君主就像水中航行的船，百姓则像船下边的水，水能够托着船，也能够将船打翻，君主如果能常常想起这些，那么民变的危机就远离了。这一著名的君舟民水之喻影响深远，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有些君主更是将其作为座右铭相伴一生，这体现着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其著名的横渠四句更是为后代儒者所推崇，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真实写照。南宋的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国以民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注重民生、轻徭薄役、休养生息等理念成了历代贤明君主们的基本治国方针 [11 ]。当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诞生的这种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往往是统治阶级将其当作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在统治阶级看来，治国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统治稳定、追求功业财富，为达到这一目的，民本便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英烈雄主，也不缺萧何、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能臣干吏，在他们的治理下古代中国可谓是长期居于世界之巅。他们的治国理念中存在着大量的民本思想，但其目的也不过是安一家之天下，不会真正地为百姓考虑。

总之，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理念，建构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根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理念的实施主体，在根本上是与人民群众对立的，其实施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地位，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在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后，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在根本上就与其他学派的人本主义思想存在巨大差距，那就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正如马克思强调一个重要思想：人的奋斗要追求尽其所能地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而不是仅仅看到眼前自己的利益，为自己而活 [12 ]。他写道：我们对职业的选择，要衡量其是否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有利，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选择了这种职业，那么我们将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任何困难都不能将我们打垮，因为这就是最高尚的职业；达到了这样的境

界，我们将享受到崇高的、无限的、无私的乐趣，而不是一茶一饭的小民之乐，我们的快乐将属于整个人类，我们的功业也将代代传颂，为历史所铭记。可见马克思许身革命的决心，要为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去奋斗终生。

就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而言，其意义与贡献是西方其他流派所远不能及的。品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本身就蕴涵着大量的人本思想，“现实的个人”是它的前提，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则是从事劳动生产实践的人。马克思曾特别指出，他是运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察方法，而作为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关键就在于人，而且一定是现实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人。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设定为“现实的个人”，也就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出发点，这也促成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说过，人作为实践主体，按照其利益从事实践活动，从而创造了历史 [13 ]。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历史是由现实劳动的人所创造的。人们在追求历史过程中，由于其趋利性，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来从事社会实践，并由此创造人类历史。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利益直接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的发展是由人决定的，顺从人的要求与取向 [13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一生中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东西，脱离了利益作为主导的思想，便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思想，由于利益在最初出现时，往往会在人们的思维中被无意识的夸大，远远超出人们的实际需求，因此，个人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时常会发生混淆，产生错觉。傅里叶所认为的各个不同时代的特色便是由此而来。在这里，马克思表明了社会发展以人的利益为方向的观点。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中，包涵着人与世界、人与人自身的双重统一性。这种同一内在本身就要求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必须把实实在在的人看作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要将人的力量定义为决定社会历史进步的最强大推力，因而从事社会劳动实践要以人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实现人的价值诉求为目标，树立一切都需要依靠人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 [14 ]。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是对先在相关理论批判性继承的产物，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大家族中的相关学说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就被马克思合理借鉴，继而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以人为本”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共同观点：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全面发展是人的追求目标，批判和改造具有剥削与压迫属性的旧社会，消除私有制成为主要手段。再如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及其后的人文主义等，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人”早已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人本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抛弃或完全接受，而是“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走出了“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 [15 ]。可见，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是对已有相关理论的“扬弃”，相关学说贯穿于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

民本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把“仁”作为最高要求与终极目标，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中将“民”列为首位。他主张“为政以德”，即统治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德行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孔子眼中，君主应行仁政，以德治国，君主只有达到这种要求，才会民心所向，像北极星那样被众星所拱卫 [9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把土地、百姓和政务并列为君主要维护统治的三个决定因素。“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在他的思想中，民是最重要的，君主的地位应排在百姓的后边，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10 ]。荀子更是生动形象地指出君主就像水中航行的船，百姓则像船下边的水，水能够托着船，也能够将船打翻，君主如果能常常想起这些，那么民变的危机就远离了。这一著名的君舟民水之喻影响深远，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有些君主更是将其作为座右铭相伴一生，这体现着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其著名的横渠四句更是为后代儒者所推崇，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真实写照。南宋的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注重民生、轻徭薄役、休养生息等理念成了历代贤明君主们的基本治国方针 [11 ]。当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诞生的这种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往往是统治阶级将其当作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在统治阶级看来，治国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统治稳定、追求功业财富，为达到这一目的，民本便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英烈雄主，也不缺萧何、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能臣干吏，在他们的治理下古代中国可谓是长期居于世界之巅。他们的治国理念中存在着大量的民本思想，但其目的也不过是安一家之天下，不会真正地为百姓考虑。

总之，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理念，建构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根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理念的实施主体，在根本上是与人民群众对立的，其实施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地位，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在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后，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在根本上就与其他学派的人本主义思想存在巨大差距，那就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正如马克思强调一个重要思想：人的奋斗要追求尽其所能地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而不是仅仅看到眼前自己的利益，为自己而活 [12 ]。他写道：我们对职业的选择，要衡量其是否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有利，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选择了这种职业，那么我们将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任何困难都不能将我们打垮，因为这就是最高尚的职业；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我们将享受到崇高的、无限的、无私的乐趣，而不是一茶一饭的小民之乐，我们的快乐将属于整个人类，我们的功业也将代代传颂，为历史所铭记。可见马克思许身革命的决心，要为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去奋斗终生。

就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而言，其意义与贡献是西方其他流派所远不能及的。品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本身就蕴涵着大量的人本思想，“现实的个人”是它的前提，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则是从事劳动生产实践的人。马克思曾特别指出，他是运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察方法，而作为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关键就在于人，而且一定是现实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人。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设定为“现实的个人”，也就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出发点，这也促成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说过，人作为实践主体，按照其利益从事实践活动，从而创造了历史 [13 ]。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历史是由现实劳动的人所创造的。人们在追求历史过程中，由于其趋利性，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来从事社会实践，并由此创造人类历史。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利益直接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的发展是由人决定的，顺从人的要求与取向 [13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一生中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东西，脱离了利益作为主导的思想，便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思想，由于利益在最初出现时，往往会在人们的思维中被无意识的夸大，远远超出人们的实际需求，因此，个人的利益與群众的利益时常会发生混淆，产生错觉。傅里叶所认为的各个不同时代的特色便是由此而来。在这里，马克思表明了社会发展以人的利益为方向的观点。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中，包涵着人与世界、人与人自身的双重统一性。这种同一内在本身就要求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必须把实实在在的人看作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要将人的力量定义为决定社会历史进步的最强大推力，因而从事社会劳动实践要以人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实现人的价值诉求为目标，树立一切都需要依靠人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 [14 ]。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是对先在相关理论批判性继承的产物，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大家族中的相关学说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就被马克思合理借鉴，继而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以人为本”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共同观点：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全面发展是人的追求目标，批判和改造具有剥削与压迫属性的旧社会，消除私有制成为主要手段。再如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及其后的人文主义等，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人”早已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人本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抛弃或完全接受，而是“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走出了“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 [15 ]。可见，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是对已有相关理论的“扬弃”，相关学说贯穿于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