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书会把我们带回遥远的年代，让人重温我们民族骨子里共有的淳朴，让我们以儒者的宁静面对芜杂的世界，以平和的心境去迎接突如其来的风雨。
前些年，我结识了一位实业家，和他成为朋友的原因是，他同时是一位藏书10万册的藏书家。我经常在他的一排排书架前一待就是半天。这朋友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看书，但他有一天告诉我，他知道这些书在这里，就好像知道有那么多智者在身边，心里就踏实多了。他时常回乡下老屋住住，也是为了去陪陪那些书。朋友的话让我思忖良久，在这个什么都讲实用的时代，与书为邻，实为幸事。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被谆谆教导读有用的书，有时候我看看《史记》或其他典籍，也会被人善意地提醒，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些无用的书上。于是书就被人们分成了有用的和无用的两种。有用的书就如同日常饮食，饿的时候需要它，解决的亦是眼前问题。而所谓无用的书，它的用处不在当下，却能培元固本，是可以让一个人从根本上好起来的东西。
有位作家讲过一个故事：在秘鲁的一座小城，那里的警察脾气暴躁，市民意见很大，市长想了一个办法，给警察每人放三天假，要求他们在这三天里读三部文学作品。后来，警察们的脾气有了改观，市民们的怨气也小了很多。无法考证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警察们又读了什么书，但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告诉大家，书，尤其是“无用”的书，可以让人先安静下来，然后哪怕只获得一点点熏陶或唤起心底一点点善意，人与人的态度就起了一点点变化。这样的阅读，或许就是阅读的“无用之用”。
时下，不少人每天都在朋友圈里寻找“有用”的人，或者寻找一切机会结交有权有势的所谓有用的人。若真的读了那些“无用”的书，就可以用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这样一个纷繁的世界。打开《诗经》，“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意象会让许多渐渐远去的日子又回到眼前;翻开《围炉夜话》，很容易读到这样几句：“习读书之业，便当知读书之乐;存为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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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必邀为善之名。”就是这样一些无用的书，把我们带回遥远的年代，重温我们民族骨子里共有的淳朴，让我们以儒者的宁静面对芜杂的世界，以平和的心境去迎接突来的风雨。
交十个所谓有用的人，不如读一本所谓无用的书，因为那十个人只会让人知道什么是功利，而一本无用的书教给我们的往往正是与功利无关的崇高，这才是立身之本。母亲常常对我说一句话，“我没用了，什么都帮不到你们。”可是母亲就是一本书，就跟藏书家朋友说的那样，知道她在那儿，儿子心里就会踏踏实实。对于我们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有用的人有用的书，而是母亲倚在老屋门框上送我们的目光，还有父亲转身回屋那弯曲的背影。
将老人送进养老机构，支付一段时间的费用之后，就不管不问了，这样的子女有一个共同的称呼——“甩老族”。前段时间，各地一些养老机构发生多起“甩老”事件，老人家属无一例外都是欠费玩失踪，养老机构又不能把老人赶出去，只能贴钱照顾。像这样的“甩老族”在郑州也有，而一些民营养老机构本身运营就困难，在遭遇这些违背诚信的“甩老”行为之后，不仅维权困难，经营更是雪上加霜。
“甩老族”的出现，让人心寒，尤其是在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老年人口还在剧增的中国，各地频发“甩老”事件，应该对此引起重视。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让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家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主流，子孝孙贤，是能让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因素。“甩老”事件频发，则让人担忧老年人的养老处境。这些“甩老”事件，很多都发生在养老院，子女在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后，就不管不问，不再支付费用，而养老院出于人道等各方面考虑，又不可能把这些遭受遗弃而且往往还是病重、羸弱的老人赶出养老院，养老机构为此承担了本应是老人子女承担的费用。而很多养老机构都是民营，这样就给养老院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和人力负担。
这样的“甩老”事件越来越多，需要养老机构更为重视对老人家庭条件的调查，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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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是为了“甩掉包袱”还是真心为了让老人能更好地安享晚年。当然，这样的措施也无法阻挡那些恶意遗弃老人的不孝儿女。这就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如立法实行老人财产托管制度，让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养老机构可申请变更老人的监护权，对老人财产实行托管，用以支付养老费用。同时，也要加大对遗弃老人的不孝子女的追责力度，不能让这些不孝子女遗弃了老人，还能逍遥法外。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基层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和写作频频出现。比如今年以来，陕西神木县街头文明宣传标语出现地名“穿越”的情况，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宣传标语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
该报道还称，安徽省委巡视组上半年在一个县巡视时，发现县里一些领导干部发言材料雷同。巡视组将25份发言材料通过“关键字”在互联网上逐一搜索，结果有20份能在网上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都超过90%。其中，有多名干部抄袭了同一份材料，甚至还有干部将别人已经发表的文章拿来，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说，各层级的公文写作，因为体例和规范性的要求，出现似曾相识的情况实属正常，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署名文章东抄西抄，多人同抄一份材料，侵犯原作者权利不论，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当然，一些基层干部也许会感到委屈。例如报道中某位省级机关秘书处负责人说：“我一年来要撰写的文件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有一份”，并且“有些材料要得着急，当天布置当天要，有的要连夜完成，根本没有精力认真组织内容，涉及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至少70%是‘照葫芦画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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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抄袭之风和文山会海，很难说到底是哪个造成了哪个。文山会海、形式主义之风的确助长了抄袭成风，但是抄袭成风，又何尝不是降低了讲话成本、材料质量以及会议门槛，使得文山会海得以轻松实现，形式主义之风愈演愈烈。
说白了，抄袭成风和文山会海，不仅相互推波助澜，而且都是形式主义的一种。文山会海，是会议形式上的形式主义，而抄袭成风，大话空话套话连篇，则是会议内容上的形式主义。所以，要破除基层抄袭成风的弊端，需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在把会议数量减下来的同时，把会议质量提上去。
要把会议质量提上去，就必须让与会者和组织者深入思考、细致调查，不人云亦云。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领导干部带头树立以说大话套话空话为耻的风气;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少开会、开有质量的会，多调研、多思考，养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风气;需要领导干部解放思想，营造宽松的氛围，让下属不怕讲错话，而耻于不讲真话、不讲实话、不讲自己的话。
抄袭成风不仅助长形式主义，也影响着治理能力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也影响和塑造着思想的形成。抄袭成风，造成部分基层话语体系封闭、话语资源匮乏，随之而来的，就是思想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下降。而像“神木爱长沙”这样的依靠粘贴复制而来的低级错误，就是表征之一。只有力戒抄袭，树立起说自己的话、说真诚的话、说有质量的话的风气，基层遍地“文抄公”的尴尬才能有机会得以消除，类似“神木爱长沙”的笑话才会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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