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记忆、历史书写与理想“城格”的建构——论葛亮《朱雀》中的南京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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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记忆、历史书写与理想“城格”的建构

——论葛亮《朱雀》中的南京叙事

陈佳冀 熊瑶结

内容提要：葛亮《朱雀》以南京的历史风云为背景，借助对个体在时代中无法逃避的生存苦难与困境的书写，以期实现对“家城”南京的想象与重建，窥探在特定环境下的人性和伦理。在葛亮的笔下，传奇与史实、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等重要题旨紧密连缀在一起并贯穿全文，通过城市中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观念的变化，触摸南京的时代脉搏、遥望传统的理想人格，在想象中构建理想的南京。虽然其间流露、渗透出较为浓重的宿命意味和传奇色彩，但却赋予南京一种特殊的城市魅力，一种最为真实的民间、砥实的城市状态，葛亮的创作无疑将南京的都市书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关键词：葛亮 《朱雀》 “家城” 南京叙事

“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　

——葛亮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虽然在香港定居已足足二十年有余，但在青年作家葛亮的思想意识深处，显然南京依旧是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滋养其灵魂的“家城”。一直以来，葛亮笔耕不辍地纵情于书写这个城市里不断演绎着的各式人生状貌，持续关注着他们的命运遭际，也在这样的执着与守望中，折射出南京这座古城所特有的韵味与气度。“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

加之于都市生活的双重建构”a，因此，在葛亮文本中呈现的南京，有其生长在南京的现实体验；有其作为历史的不在场者，借助想象对南京进行的历史书写；有其在香港充满现代感的当下经验。在长篇代表作《朱雀》中，葛亮借助许廷迈的他者视角，提供了一种融通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将古老的南京城曾经的沧桑历程、风土人情与丰厚历史文化积淀和盘托出，甚至人物的命运走向总是与许多他者联系在一起，这给阐释南京、探知葛亮的城市心理体验提供了无限张力。葛亮一方面凭借自己的南京经验和“格物”的实证工作深入南京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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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代女子的宿命传奇以及程云和等人在时代动荡中的遭遇来突出南京的变与常，在变与常中将记忆中的南京构筑成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实现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记忆的南京的民间化书写。

葛亮笔下的南京，是其对南京“学院派”的个人想象，具备极为鲜明的个性风格标识与独特叙事风味，王德威甚至断言：“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b正是这样“隐然成形”的书写风格，令其笔下的“城市叙事”与张恨水、张爱玲、叶兆言、魏微等作家的书写样貌皆有不同。作为典型的70后学院派作家，葛亮集文学研究和创作于一身，思想敏锐而细腻，有宏大的叙事企图。葛亮立足于历史经验，将城市的面貌变迁、饮食的流转承袭、南京小市民的跌宕起伏以及传统的没落消失勾连在一起，展现出其对南京宏大的叙事构架，又以日常为城市的根基，自觉追求语言的美学特质，于微观日常与生活细微处的诗性关照中彰显传奇质素，最终达成传奇与日常的相互映衬。

笔下，并不局限于将城市作为模糊的场域、故事发生的背景，他的南京书写是一种真正以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叙事。葛亮在进行这样一种尝试性的写作，努力为其笔下的南京寻找出如同老舍笔下的北京、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西安、陆文夫笔下的苏州一样无法复制的文化品性与精神命脉。当然，显而易见，在对南京这座城市进行变与常的体认过程中激发出了葛亮对南京“家城”的认同。

基于长期的城市生活经验与叙事积累，葛亮的小说多以城市作为叙述题材，他在记忆、体验和想象中把握城市的精髓与命脉，或是对香港的现实体验与欲望传奇的书写，或是对南京生活的追忆、历史想象和日常书写，其小说在众多城市题材小说中显露头角。“关于城市的研究也逐渐从地理的、历史的角度向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个体，个体与城市的关系扩展，城与人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c《朱雀》中人的宿命既是个体的，也是整座城的，这种宿命不仅仅是混沌难解的历史造成的，它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人的苦难还是由城市的现代化和传统帝都文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等南京儿女的命运和遭遇，伤痛与快乐皆是城市的一砖一瓦，终究构成了城市的肌理，形成古都不变的底色和历史沉淀。正如葛亮所言，《朱雀》《北鸢》的创作初衷正是基于对历史记忆的补充，更为关注“在规整的时代长卷之下，隐埋着许多断裂与缝隙，或明或暗，若即若离”d。

时间的履痕总是不断地向前滑动，昔日风光显赫、文脉“好与丰厚”的古都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文革”等的摧残和洗礼后，王气黯然。葛亮通过徐廷迈这个局外人的视野揭开了历史的尘封，展开对“家城”南京的个人化叙事。“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对话”。e一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城市的空间所在，展示南京这座城，

一、时空转换中的南京：不变“生活之常”

的书写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已成为人最主要的生活空间，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在科技文明、物欲文化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的城市渐渐遗失其原有的城市风味与文化特质，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虽然当代城市书写越来越展现出异彩纷呈、蔚为壮观的创作态势，但其叙事指向和价值规约并未真正彰显城市自身的精神命脉，很多作家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对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与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景观书写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城市文化内涵与独特品性的发掘与探寻上。葛亮则以一种极具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性抒情笔调适时出现，其兼具古典与现代的叙事风韵在城市书写的整体格局中别具一格。在葛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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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展现的是城市的外观，它们是南京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时间见证，是反衬南京人宿命的现实背景，更是人的欲望和内在人性的展示。《朱雀》有自己特异的时空呈现，时空作为葛亮叙事的场景，在讲述南京的宿命传奇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葛亮在古今穿梭、时空交叉的叙事中，借助物的变化来展现空间的变化，以空间作为南京最直接、最醒目的投射和载体，在空间中表现古典与现代的交汇与碰撞，以及空间背后弥漫的颓废、堕落的氛围。在徐廷迈的穿梭游弋之间，南京的过去与现在展现在眼前。

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几经翻修的老字号“魁光阁”，已成为旅游区处处簇新、对游客透着股媚劲儿的茶馆；墙上刷着革命标语的旧红楼成了房地产开发的目标；昔日提供精神安放的天主教堂成为了供人吃喝的小学食堂。地域空间上具有古老文明意蕴的南京虽尚沉积既往时代传统的留痕，但现代世俗生活的样貌早已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一种涵括急迫、空泛与功利化的情感意识油然而生。在新旧碰撞之中，具有南京风韵的空间历史感及历史价值正在不断地被抹除，葛亮在为这曾具有丰富内涵的古都的气派与风范的消逝而愕然惋惜时，也注意到这座充满回忆的“家城”能与他进行心灵感应，给他灵魂触动的所在越来越少。在全球化迅速弥漫的今天，南京的个性、气质与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凭时空如何转换，历经沧桑岁月的南京城依然不变的恰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底色。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f这不变的生活之常——基于琐细民间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成为葛亮笔下“南京叙事”最具特色的部分。葛亮一直尝试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镜像，寻求心灵安放之所，展现南京这座“家

城”的生命律动。

从“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南京人不识宝，一口米饭一口草”等民谚可见，南京的市井烟水气绵延在人的日常饮食之中，流露出一种安稳和永恒的气息。事实上，葛亮勾勒的世俗生活张弛有致，与社会动荡局势若即若离，并在疏离之间将记忆、理解与想象中的南京内化为饮食审美上的精致和讲究。洗尽铅华后的程云和在乱世生活粗砺中增添了主妇持家的聪慧与周到，困难时期物品供应紧张，云和在端午时还是细细拿出自己的收藏来包粽子，“赤小豆，花生，栗子，火腿丝，甚至还有一小包金丝蜜枣”g，尽管油不够用，可还是讲究老家用油将蜜枣的鲜甜味调出来的方法，为了省油，更是用绑了棉花球的筷子在油瓶口码一下，在热锅里走上一圈的方法；冬至时为克杀阴气，还是讲究吃“金气”的豆腐和化繁为简的打上两只牛和一只羊状的九层糕。

此外，楚楚像个主妇为一纬添置房间，会用红枣、山药和糯米在新买的小暖炉上慢火煮粥，甚至在千禧年之际的程囡，在寄人篱下时对浅白如水的日常主妇生活也乐此不疲。程云和、程忆楚、程囡三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虽然她们都受到了时代环境的牵制，但她们散漫的态度，以及被人称作“岸上观景的逍遥派”作风，使她们跳脱历史、时代的束缚，拥有一种相同的恒久安稳过日子的生活常态。这种常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时空之变所造成的“断点”，活跃了原本沉闷的宏大叙事空间，而且对人物的宿命传奇起到了一种缓冲调和的作用。

视觉意义上，葛亮笔下对当代南京书写进行了最为直观的感知：用钢筋水泥建起的大厦，挤掉老字号的麦当劳，小巷里巨大的垃圾场，灯红酒绿的各式酒吧……无不彰显这座城市特有的现代化景观与同质化气息。这些在现代化视域中早已司空见惯的景观元素在葛亮的笔下信手拈来，同时不难窥见，葛亮并不否认或排斥城市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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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意识到古老的南京在现代进化语境下推陈出新时免不了会破坏历史的积淀，因此，在找寻对本土“老南京”的认同感时并未停留在直观的视觉层面上，他从嗅觉维度予以感知最地道的“老南京”的品格、性情和气度。在感官层面所领悟到的南京城市气息是极具个性化与烟火气息的，鸭血粉丝汤、鸭油酥烧、五香豆、糖藕粥等各类名小吃成为南京城市特有的招牌，横贯与凝结了这座城市的既往与现今，更熔铸进这座城市特有的灵魂与韵味。葛亮游走于南京与香港，他既能以本土南京人的姿态看到南京的变化，又能以他者的身份反观和审视南京，看到一些因习以为常而容易被忽视的特质。

在全球化逐渐波及到南京这座具有包容心的城市时，很多外来者如日本商人芥川、俄国妓女娜塔莎、马来西亚华侨陆一纬等都参与到其南京书写与城市想象当中，成为构建南京苦难的一份子。葛亮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很清晰，人物的命运走向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

詹姆逊强调:“如果我们要保持小说是‘历史的’，仿佛我们必须回到对主体/客体的选择，必然不由自主地选择历史上某个有日期的著名时间”j《朱雀》的故事始于一九三六年战争前夕的一次相遇，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相爱并在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蹂躏惨死，留下的女婴程忆楚辗转被妓女程云和收养。然而，“最好的事情是根本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是早点去死”k，随着程忆楚的诞生，过去被承继了下来，在线性行进的时间中苦难犹如那枚朱雀的流转继续铺开了它的网，历史所造成的生存苦难和人生孤独一直在程忆楚、程囡甚至程囡的孩子身上延续下来。“一切不幸的根源，都包藏在血管中，东奔西突的液体里，衍生、流传。”l尽管战争的年代已经远去，程忆楚的苦难还在继续，与被划为右派的初恋陆一纬生离，“文革”时无奈下嫁，母亲程云和自杀，后守寡，怀上初恋陆一纬的孩子后却发现自己只是被他利用，在身心痛苦的折磨下孤苦一生。人的处境是绝望的，磨难在程忆楚身上并没有结束，悲剧依旧在上演。千禧年之际，程忆楚的女儿程囡十八岁时爱上了美国人泰勒，后与徐廷迈恋爱时又与雅可难舍难分，在雅可死后却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她们的爱情悲剧是时代履痕中一种特殊的历史印记，她们的苦难亦成为凝聚城市集体记忆的一种宿命性存在。叶毓芝与芥川的开始无疑是一场意外，也是一种命中注定。叶毓芝的母亲在文本中一直是不在场的状态，父亲叶楚生的精力多放在生意上，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为女儿的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她渴望爱，却又不懂如何去爱，所以，当芥川对她百般呵护时，她完全没有

二、历史视阈中的城与人：命运的

“身不由己”与可选择性

葛亮笔下的南京叙事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承续了都市文学中的浪漫抒情传统，但在人物塑造、故事构造以及城市书写上更具传奇色彩，《迷鸦》中因一只乌鸦而陷入宿命悲剧的夫妻，《猴子》中因一只猴子离奇出逃牵扯出来的人的本相，《龙舟》中男子不同寻常之死与充斥其间的宿命气息。《朱雀》同样如此，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葛亮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整座城以及生活在这城中人的命运，在这种叙述当中，没有刻意去构造各种悬念迭出的情节，只是在人身不由己，明知求不得的现实下本能去追求爱的过程中揭示人性。加缪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h葛亮让读者了解南京这座城市的方式，正是通过对内蕴其中的城市女性形象如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等的精彩塑造得以实现。在具体的叙事进程的构建中，葛亮将她们的命运与外来者缠绕在一起，在全球化视野下展现这座城性情中的从容与异质。“葛亮想要表现的南京，是在和各种外来者之间的碰撞、磨砺、磨合中日趋成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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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架之力，本能般沉溺其中。可是，“可惜，他是个日本人”m，一句话语简单地道出了叶毓芝一个女人，在家国存亡之际，在失去生命、家庭、亲人的人数不胜数的情况下，失去爱情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文革”前后，政治话语画出了分野，为了不让楚楚受右派的影响，“不能由着她，到头害了自己”n、“我们都是为了楚楚”o，刘海纳的善意，母亲程云和的爱意葬送了程忆楚的爱情，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而程囡，拜时代所赐，有父亲却不被承认，母亲程忆楚生活在身心痛苦中，无暇顾及她，所以她从小缺乏管教，遇事往往自我主张，自我放纵成为了她堕落的外在因素。“我堕落，社会都原谅”道尽了程囡、雅可这一代人生活的南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颓废面。正如飞蛾扑火，对爱的追求和渴望是永恒的人之常情。

马斯洛金字塔认为爱的需要高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尤其对于心有裂痕的人来说，爱更重要。“在所有由爱和恨同其他感情的混合而发生的复合情感中，没有什么比发生在两性之间的爱更值得我们注意，”p程囡的堕落始于与四十二岁的泰勒相爱，她在他身上找到了父亲的感觉，他的举手投足间，对她都是言传身教。第一次和他做爱时，有淡淡的罪恶感。“其中的体贴、对她身体的无微不至，隐隐然间，令她想起了‘父爱’这个词”q，然而造化弄人，泰勒特务的身份让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两年后程囡一方面与徐廷迈相爱，另一方面因与雅可身世、性格、境遇相同，两人惺惺相惜，相互依赖，家庭的缺失让她无力改变自身纠缠于徐廷迈和雅可的处境，因而，终究走向宿命般的结局。

不管是处于何种时期，时代的特殊性让爱情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爱而不得是这些时代给人带来的不变的精神苦难。此外，参与到南京苦难建构、为南京这座城市代言的还有程云和，他的处变不惊与隐忍包容，体现了民间的生活常态。委屈求全是程云和在苦难中的生存策略，被卖为妓女、

被日本人蹂躏、被还乡团作践等苦难，她都坦然面对，以一个普通南京市民的低姿态去默默承担生命中所有的不幸，并以一种大爱之行积极回报其所生活的时代，如抚养孤儿程忆楚，冒死救抗日士兵，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及身边的人生活圆满通顺些。然而，尽管她拼命隐藏自己的过去，妓女的身份依旧是历史加给她一生直至死都无法摆脱的痛与软，使她成为了被摧残的对象。“男人们来不及作任何反应，已经看清楚，经年的累累伤痕，张扬地爬在这衰颓的乳房上，犹如干枯的树叶上的茎脉。其中一颗乳头，已经没有了，留下了一个丑陋的凹陷。”r“楚楚来到的时候，云和身上盖着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面，脚趾已经溃烂，泛着青紫色。”s

程云和的身体是叙述性的身体，体验和见证了历史的苦难，它既是个体苦难的真实刻录，又在无形中成为南京苦难的象征，“身体无所不在，它既是隐喻性的存在，也是物质性的存在。”t通过《朱雀》这部作品，葛亮对南京城中的人物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这些的爱恨纠葛、生存障碍与宿命结局不仅来自历史、社会与现实，更来源于人自身。历史虽在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现实也在无形中给她们施压，但个体的命运并不完全与历史相契合，她们不是被动地适应变化，接受结局，而是在苦难的环境和特殊的时代中主动做出选择，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欲求是人的本性，人有欲求就渴望得到满足,叶毓芝向芥川“借种”的个人选择既是对得不到爱情的心理补偿，也是一次与命运的赌博和交锋。

程云和在承受苦难的重压和体验生命的过程中并不是卑躬屈膝的偷生，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活得通顺些，在禁区时主动提出照料程忆楚以便自己的安全得到保证；在与大人物刘海纳争取程忆楚的抚养权时，不卑不亢，宠辱不惊，以小市民的诚恳赢得了胜利；甚至在最后为了保护程忆楚，主动与程忆楚划清界限并自杀。程忆楚在申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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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一纬结婚未批准后，试图主动献身，在实质上为她们的爱情画上一个句号；在陆一纬发配北大荒毫无音信后依然坚守着她们的爱情，守身如玉，活在漫长的孤独、回忆和等待中；在与陈国忠谈婚论嫁时陆一纬再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依旧不顾后果的迎了上去，以期再续前缘，而在得知他已婚并欺骗她后，又主动放弃。而生活在被金钱诱惑和感官欲望追求渲染到极致的现代社会中的程囡，在爱情上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时代的开放让她的选择性更多，面临的诱惑也更大，对自我、性爱、欲望的追求使她总是触碰时代的底线，也使她的每一次抉择一步步将她推向无法摆脱的沉沦。由于被历史、时代裹挟，当社会现实与改变自身境遇的强烈愿望发生强烈冲突时，她们身不由己，无力解决冲突也没有选择逃避，依然具有自我拯救和挣扎向上的意念，在孤独的自我追求中证明了自己的尊严，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它记录在纸上。可是正如叶兆言所说：“历史上有无数优秀的诗人写过南京，写到南京必怀旧。我们所怀念的，是历史与文化的烙印，也是关于南京的美好记忆。”w

与其说葛亮是在记录南京，不如说他在刻录南京的变与常中追忆和想象这座古城的文化传统。南京古都的文化遗韵是葛亮在城市书写中展开对南京回忆与想象的来源，而南京传统文化的没落不仅仅在于物理空间上的变化，还在于传统“家”观念的变迁、传统理想人格和美德在现代的衰颓与消失等。《朱雀》经历了民国末年到千禧年的时间跨度，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南京在城市面貌、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精神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一扇我们回首历史的窗户！”x葛亮敏锐感觉到了南京在回首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在对现今文化的衰微和现代人的颓靡失望后，他试图通过城市中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观念的变化，来触摸南京的时代脉搏，在小说中遥望传统的理想人格，在想象中构建理想的南京。

借助不同时代家庭的际遇，葛亮笔下清晰展现出传统到现代“家”观念的变迁，进而突出南京城市传统文化的沧桑巨变。叶毓芝是传统女性中的淑女形象，叶楚生独女的身份、对家庭的依附以及所受的教育使她意识到传宗接代、延续家族血脉是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家庭实在是最能使人陷于平凡可怜庸俗微小的境界，它不但会将人们的视线缩短变狭，有时候似乎会使人只有一点动物的本能，——保自己的后代，留积一点过冬的粮食罢了。”y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重视血缘的“家”观念的推动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叶毓芝采取了向芥川“借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担当。简而言之，叶毓芝对自己的家庭是认可的。事实上对家庭看重的不仅仅是叶毓芝，还有与她生活在同时代的程云和。如果说叶毓芝的家庭观念还存有生儿育女的负面因素，那么程云和营造的具有凝聚力的家庭则是葛亮心目中期待

三、“朱雀般浴火重生”：“家城”传统的

没落与理想城格的建构

“城市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u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看，显然具备其他现代城市难以复制的特性和魅力。但也难于避免的是，古都的道德、观念、传统在时代洪流中渐趋走向没落，而延留下的那些独特的城市古韵和文化魅力在迈向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在悄无声息地遭到一定损坏。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葛亮见证了南京这座古城在时代变迁中的常与变，“当你发现这个城市在默默地无奈的变化时，如果有一天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那你唯有一个方式留下它，就是在纸上。”v葛亮创作《朱雀》的灵感来源于南京的变化，并认为保留南京的方法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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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理想家庭。

程云和在历史动荡中一直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为自己的孩子和身边的人挡风遮雨，让她们在苦难中感受到家的温情和陪伴。在抗战时期，如同亲娘豁命去救自己的孩子一般救素昧平生的受伤士兵；在刘海纳即将打为走资派时期，云和依旧为她准备可口的饭食，让她感到家的温暖和依靠；在食物缺乏的年代能够与邻居分享粽子，为老魏提供一份午饭，让她们感受邻里之情；甚至为了保护程忆楚而本能地选择自杀。在丑与恶的社会中，葛亮对传统“家”观念的追求，对爱与美的展现，让他对南京的想象带有明显的温情和阴柔的美感。然而，令葛亮失望的是，在年代更替中，家庭也趋于离散，种种现代价值观念不断冲击着传统家庭伦理。陈国忠一直暗恋妹妹程忆楚，甚至向她求婚，而她也答应了，两人之间存在乱伦倾向。与之相似的还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程囡等人，异母哥哥阿彪对她暗生情愫，她与芥川的儿子龙一郎相互之间也有性的吸引。传统“家”观念之变让当代人几乎陷入了“沉沦于世”“无家可归”的境遇，程囡、阿彪等人的有家不回，使家庭逐渐丧失了其栖居的归宿感和安全感。

在葛亮的观念意识中家是不可替代的，家与城市连接在一起的，作为“家城”的南京也是不可替代的，南京是他身体的归宿和心灵的寄托，而人在城中，人格即为城格，赵园认为：“城以其文化力量施之于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收获不同结果，却又令人由品性大异的人们那里，隐约辨识出同一个城的印记。”z葛亮笔下诸多民国人物的书写与雕塑实则都寄托了其对内心当中理想人格与城格的美好祈盼。叶楚生、程云和在人生际遇中所表现出的性情和精神是传统的理想人格在现代城市中的演绎。恰如叶楚生似棋风“落子无悔”般生硬而单纯的平和性情，在家重情、在商讲信、在国讲忠的人格魅力。然而，在南京现代化进程中，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有一定的落差，甚至在现代都市中难以为继。雅可堕落为整日放浪形骸，与

毒品为伴，不重视人生，不爱惜生命，而程囡将赌场作为家常营生，重利轻德，力比多旺盛，他们作为一对当代南京的红男绿女，是当代南京的真实写照。“家”观念的没落、美德的丢失以及有关伦理的考验表现出的是葛亮对“老南京”没落的伤悼，对当代南京的迷茫和出路的思考。

毋庸赘言，当代南京在文化意义上与古代的南京相较，有一定的“失落”。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叶兆言、葛亮等人依然在为传统文化的留存而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力求为南京寻回在现代化进程中无奈遗失的那份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试图为城市寻找记忆的书写行为，必然是一种‘怀旧’的想象行为，它是在传统即将消逝的时刻对记忆的追认，是一种现代人的‘怀乡病’，同时也是一种重构传统记忆的方式！”葛亮在他的城市书写中呈现出了绵延在街头巷尾的古典气息以及承载历史记忆与城市性情的手工艺品。“从现代文学的鲁迅、废名，到当代文学的陆文夫、汪曾祺、张大春、格非等，他们身上都有将文人气度融汇于小说的倾向，这体现在他们对‘另类知识’的娴熟掌握，以及这种知识在小说叙事中的有效转化”,在极具文人气度的葛亮笔下，绵延的古典气息在南京日常生活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旋律。它不仅仅在于博物馆的历史藏品、明朝皇帝的墓碑、南京方言词汇以及各种历史遗迹，还在于很多的“古为今用”。古代的男女花轿嫁娶成为了现代酒厂的活广告；魁光阁在古代为讨吉祥而被称为状元豆的五香豆、寓意“路路通”的糖藕粥，则成为了而今的文化卖点；泰勒用古典的曲谱传递谍报；甚至奇芳阁、魁光阁、香君故居、乌衣巷、上善若水、落日东升、陌上等散布在街上充满历史气息的名称，都在无形中形成了南京独特的气韵和味道。

同时，南京的形象和文化精神还可见于看似用心却又随意的手工艺品上。年迈的将军在看到曾出自自己之手的朱雀时，依旧宝刀未老，动作轻柔，仿佛对待婴孩般用锉刀缓缓打磨朱雀头部；陈国忠工作之余为楚楚锉的镶着小铜牛花纹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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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雅可浪漫随心地用陶胚制作出的别致杯子和镌刻着累累鱼骨的不合时宜的扣子。葛亮在小说中关注的重点不是某一门手艺如何传承以及背后的具体文化，而是隐藏在手工艺品后的制作者们，他们是城市个性、文化和传统的塑造者，他们的严谨、真诚、克制、用心及个性，暗含了南京人精致的生活态度和浪漫随性的城市性情。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对手工艺品既是一种推广也是一种变相破坏，但所幸的是，散落在民间的各个角落中依旧有人在做慢功夫熬出来的细致活，其正是南京人传统精神血脉与文化性格的赓续。南京之所以让人魂牵梦绕，正在于它传统的根，使其区别于其他城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任何一个时代，传统必然会遭到一系列的流洗、冲击、凋零、重塑”，传统在当下的南京面临着尴尬的境地，没落和凋零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老南京”回不去了，当代的南京又不是理想的“家城”，南京该何去何从，葛亮为城市的出路提供了一个选择。

正如辗转到徐廷迈手中的那枚朱雀，生动依然却颜色暗淡，需要锉刀细细打磨，才能让血红色的眼睛重放璀璨的光一样，南京也需要一把锉刀，对其传统细细打磨处理，让传统的光芒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绽放。葛亮在对南京的都市书写中，直面城市，用心灵与城市对话，他不注重描绘与乡村景观相对的城市景观的繁富绚丽，将目光聚焦于城市日常生活，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作为曾生活在南京的主体，葛亮对城市的感受和体悟与他幼时所接受的南京记忆和南京文化密切相关，他赋予了笔下的女性以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的“烈”，他笔下日常生活的烟水气与《儒林外史》“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不无相关。而他所展现的“家城”，无非是一种文人的愿景，“一种救赎这个城市的尝试，因为这个城市已经瓦解在本雅明所谓‘空洞的、同质的时间’之中了，这一时间仿佛只能由股票市场的波动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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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正代表着救赎的失败，但是，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朱雀般浴火重生的新开始。

葛亮南京书写的独特叙事价值正在于，对南京而言，“葛亮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召唤一种叫作‘南京’的状态或心态”，葛亮所召唤的南京的状态是一种民间的、砥实的南京状态，它存在于洒扫应对日常起居、待人接物之间，并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即在知不可为而为之，历经重重磨难后，依旧具有一种韧性，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对城市书写这个整体而言，葛亮的南京书写将整个城市叙事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为当代各色人群理解城市，扎根城市提供了一个可能，葛亮深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远远没有完成，钢筋水泥冷冰冰般的城市不近人情，拒人于千里之外，难以给人以人性温暖和情感丰足，难以成为城市人心灵的栖居地，而城市已然成为当代人不可逃离的地方，它是生活的骨骼和血肉，与我们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必须经营、成就它：“城市不仅在过去，而且更重要的，在将来，是人类命运之所在。谈论城市，即谈论人类的命运。”葛亮设置的“归去未见朱雀航”谜般的结局，徐廷迈的或去或留，既留给人以警醒，又带给人以期待。仔细考究不难发现，这大概即是南京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属性，“常”与“变”均在瞬息万变之中，始终有种捉摸不定之感。正如同一种瘾，让人越走近它，越发想深入它、了解它，心甘情愿地走入宿命的怪圈，探知它的谜底，而南京也从未让人失望，永远给人以惊喜，创造一个个传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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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