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锭收藏之南宋银铤

宋金时期银铤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直形演变为面大底小的束腰线板形。束腰形是宋代至元代银铤的基本形式。宋金银铤形制大致相同，但其铭文却各有特色，显示了当时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白银的使用情况。

南宋银铤形制为弧首束腰形，中间内凹，面四周有波纹，首部略高于腰部，有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半三种，与南宋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中记载的南宋银铤的情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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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京销渗银 东陆铺”六排戳五十两银铤

南宋银铤出土不少，1955年湖北黄石西塞山出土了292件，其中155件有铭文，这是南宋银铤出土最集中的一次，之后在安徽六安，河南方城，江苏溧阳，湖北黄石、蕲春，四川双流等地又陆陆续续出土了不少，加起来有400件左右。南宋银铤的形状变化不大，无非是大小、重量不同，但铭文却有差别，可以分为三类：

（1）用刀錾刻的，文字内容较长，如湖北襄樊羊祜山出土的“潮州发绍兴三十年分纱价银赴广州提举衙交纳右从政郎司理参军郑公弼专知林规银匠罗端”，一共39个字。

（2）用刀錾刻再加戳记，如“连州起淳祐六年经总制银赴湖广总所交权司法簿四郎记”，“簿四郎记”是戳记。这两种银铤铭文常有纪年，以南宋早中期为多。

（3）戳记，文字较短通常是“京销铤银”、”霸北街西”、“朝天门里”等等。“京销铤银”是京城临安销铸的银铤，“霸北街西”、“朝天门里”都是临安的地名。这是南宋银铤的典型样式，属南宋中晚期的。如1994年黄石陈伯臻出土的银铤，其铭文都是以戳记形式出现的，而且是与一件钤有“咸淳七年”的蟠桃式银盏同时出土，这说明了这个银铤窖藏的年代上限。一般说来，某个时代的器物的标准器型往往形成于这个时代的中晚期，因此这类南宋银铤发现较多。

从铭文上看，南宋银铤中还有“出门税”、“经总制银”、“军资库”等特殊用途的银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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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聂二郎铺 出门税 真花银”五十两银铤 出门税

“出门税”银铤是南宋时期一种特殊的商税银铤，20世纪60年代后，陆续在河南、江苏、安徽、湖北、陕西等地出土，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注意，从出门税的字面理解，应该是南宋政府向行商征收的税项之一，“出门税”银铤也应是行商纳税的见证。

“出门税”是过税的一种，出现在南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沉重的军费负担，南宋政府不得不加重税收，在大小城门设立税卡，同时稽征的税卡也不以城门为限，从而导致税网

过密。过密的税网使得商贾不行，致使物品紧缺。从另一个角度讲，收缴出门税，可以限制物品出城，似有平抑物价之功效。

江苏宝应县出土一件上面钤有“出门客税”的银铤。其中的“客”是客商的意思，宋金时，“客”有商人的含义，常常作为商人的代名词，并有区别本地商人的特殊意义。

“出门税”银铤铭文中还有“许三助银”、“聂二助聚”等字样，其中“助银、助聚”含有收集、聚合的意思，是将收缴上来的税钱换成银两，再聚合起来打造成银铤。换言之，这些“出门税”银铤是用官方收缴上来的出门税钱换成白银铸成的，这与经总制钱在银铤上表现为经总制银的形式如出一辙。“聚银”是突出了白银的稀有性，钱理应是聚成银之前的存在形式。“许三”、“聂二”是工匠名，在银铤上钤工匠名、金银铺名及银的成色是保证质量、提高信誉的手段。在河南方城出土的一件“出门税”银铤上有“军赀”的戳记。“赀”通“资”，“军赀”即军资，是军费之意。南宋军费开支巨大，位居财政支出之首。

出门税银铤发现不多，目前仅发现二十余件，以十二两半和二十五两为多见，五十两极为少见，十分珍贵。

经总制银

经总制银是经总制钱在银两上的表现形式。经总制钱是南宋时期一种无名杂敛，一种特殊的附加税，是南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总制钱种类繁多，但其征收的每项数量都不大，往往以文计算，用铜钱缴纳。可谓“所收至微，所得至多”。由于直接征收的铜钱数量巨大，上缴不便，则在市场上兑换成银两，以经总制银的形式上缴。“经总制银”银铤的出土发现，说明在南宋时白银已广泛应用于赋税等领域。

钤有“经总制银”铭文的银铤目前只发现五枚。这些银铤的铭文都是用刀凿刻而成，文字内容较长，涉及银铤的用途(经总制银)、地点、时间、重量、官员名及工匠名等。

钤有“经总制银”的银铤发现虽然不多，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宋时期经总制钱的规模及收缴情况。从银铤上的铭文内容可以看

出经总制钱是由地方收缴，一层一层往上汇转，最后上缴总领所。总领所，即总领诸路财赋军马钱粮所，是南宋早期为解决财政经费而特设的。它是介于朝廷户部与诸路专运司之间的一级专门理财的机构，主要负责供应某一方面御前军需要的钱粮帛绵等。当时共有4个总领所，分别是：淮西总领设属镇江，淮东总领设属建康，湖广总领设属鄂州，四川总领设属利州。从银铤上的铭文内容还可以看出，当时设有专门处理存储经总制钱的经总制库，并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另外，“经总制银”还出现在民间打造的银铤上。“经总制银”具有广泛性。经总制钱每年约收入2000万贯，在南宋前期和中期岁入中大体占1/4或1/5，比例不算很高，但它在南宋财政中却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受到南宋王朝尤其是户部的格外重视。为了确保收入，南宋王朝于绍兴末年确立定额，不但有上供总额，而且各路、各州县都有定额。就是遇到灾害之年朝廷下蠲兑赋税之令时，经总制钱也往往得不到蠲减。

军资库是宋代州郡最大的储藏钱帛杂物的官库，在宋代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钤有“军资库”的银铤至今仅发现三枚，都是1955年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出土的，分别是“军资库银重拾贰两半霸北街西苏宅韩五郎”、“军资库银重拾贰两半霸北街西苏宅韩五郎□卿□”、“军资库银重拾贰两半霸桥街西苏宅韩五郎□□□验□”。这三枚银铤的铭文基本一致，均出自同一地方，同一金银铺席。金银交引铺是宋代官方和民间金融机构，其业务以兑换金银、清算盐茶钞引等为主，兼营金银买卖和金银打造。“苏宅”应是金银铺席名，“韩五郎”是金银匠名，这说明这三枚“军资库”银铤是由南宋京城临安的一间名为“苏宅”的金银铺打造的。在这三枚银铤上均标明重量“重拾贰两半”，显示了上缴军资库的银两是要打造成银铤，并标明重量的，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军资库管理银两(钱财)是很规范、很严格的，也印证了前述文献所记录军资库的财物进出是有一定的管理制度的。从“□□□验□”不太清楚的铭文中可以依稀看出：军资库有专门人员检验银铤成色重量等，这同样显示了军资库管理财物的严肃性。即便是在民间金银交引铺打造的银铤，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