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14名高管年薪超2100万

茅台14名高管年薪超2100万

贵州茅台前天晚间公布了2014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2014年茅台业绩双增长。与五粮液高管主动减薪不同,茅台高管的薪酬在大幅上涨。昨天贵州茅台涨停,并重夺两市第一高价股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与业绩增长不到3%不同的是,贵州茅台相关高层的薪酬则大涨近80%。2014年年报显示,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和代行总经理职责兼董事刘自力的税前薪酬分别为226.41万元、224.14万元;另外从茅台集团领取报酬的股份公司董事季克良、赵书跃去年薪酬分别是226.41万元、215.34万元,这一薪资水平比上年涨幅达到近八成,与2012年相比涨幅接近翻番。

贵州茅台 6位副总平均年薪113.7万元

五粮液 4位副总平均年薪84.1万元

泸州老窖 5位副总平均年薪79.7万元

(数据截至2014年底)

与之相对应的是,刚刚发布2014年年报的另一白酒巨头五粮液相关高管去年则是大幅减薪。

实际上，多家白酒上市公司早已开始进入新老交替期。去年6月底，泸州老窖董事长谢明、总经理张良分别卸任，山西汾酒和洋河股份也在去年底和今年5月完成高管“新旧

交替”。包括谢骥、铁犁等在内的多位白酒专家都曾表示，公司完成新老接替，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过渡，这或许也是为何贵州茅台此次新增5名副总经理的主要原因。

茅台副总“扩容”被指任性 新任高管薪酬不涨反降

7月13日，贵州茅台发布高管团队扩容公告，在新增5名副总经理人员后，贵州茅台的高管(包括董监高)总数达到28人，其中高级管理层成员达到14人(包括11位副总经理)。

记者根据Choice数据统计显示，A股16家白酒上市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最多的当属贵州茅台和*ST水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为14人，其次是今世缘有13人，而迎驾贡酒、洋河股份、*ST皇台均为12人，口子窖和*ST酒鬼均为11人，老白干酒和泸州老窖分别10人，五粮液9人，山西汾酒和伊力特各8人，沱牌舍得和金种子酒各7人，古井贡酒为6人。而上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中，副总经理一职人数最多的当属贵州茅台，作为同为一线品牌的五粮液的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仅5人)也不及贵州茅台副总经理人数多。

贵州茅台设立11个副总经理职位一事，被业内称为“任性”。而在贵州茅台相关高管看来，由于股份公司及集团公司规模较大，这次提拔新的高管也是基于股份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而做出的决定。

股份公司高管团队扩容

根据茅台发布的公告显示，经代行公司总经理职责的刘自力先生提名，决定聘任何英姿、王莉、李明灿、王崇琳、钟正强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贵州茅台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新提拔的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人员中有的本来就是公司的高管，比如何英姿在新任命前担任股份公司财务总监，而王莉担任总工程师。另外，股份公司有的高管到了退休年龄，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考虑，在老的高管没退休前有新人上任，在工作交接和熟悉业务方面都是有利的。

据记者了解，贵州茅台的高管团队中，年过五旬的高管有17人，而在副总经理行列中，杜光义已60岁。而5名新增副总经理年龄在43岁-47岁之间，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技术上，从财务到质量、技术、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人才均有涵盖。而新增高级管理人员在被提拔之前，在各自的岗位上均担当要职。

资料显示，何英姿担任茅台酒股份公司财务总监，王莉担任茅台酒股份公司总工程师兼质量部主任，李明灿担任茅台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崇琳担任茅台酒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茅台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钟正强担任茅台酒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产管理部主任。

而据记者了解，担任茅台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的王崇林此次被任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后，其未来要接手的工作则是目前杜光义所负责的事物。

在业内人士看来，贵州茅台此次高级管理人员团队扩容也是基于公司健康发展做出的调整，虽然相比其它白酒类上市公司的副总经理的人数要多不少，但是从公司的规模来看，贵州茅台股份公司员工就有2万多人，其销售规模也较大，加上新老高管的交替在即，其增加高管人员也是可以理解的。

高管薪酬不增反而会减少

按照常理，随着职位的升高其薪酬也会随着提高，贵州茅台高管薪酬是白酒类上市公司最多的，此次贵州茅台新增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是否会随着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呢?

根据Choice数据统计，贵州茅台管理层薪酬2014年合计为1930.58万元，洋河股份高管薪酬排名第二为1437.26万元，五粮液管理层薪酬为1373.84万元，泸州老窖则为925.34万元。与2013年相比，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管理层薪酬同比大幅减少，而贵州茅台和洋河股份高管薪酬同比增加。

根据贵州茅台2014年年报显示，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和代行总经理职责兼董事刘自力的税前薪酬分别为226.41万元、224.14万元;另外从茅台集团领取报酬的股份公司董事季克良、赵书跃去年薪酬分别是226.41万元、215.34万元，这一薪资水平比2013年涨幅达到近八成，与2012年相比涨幅接近翻番。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新增副总经理职位的何书英2014年的薪酬为160.23万元，王莉的薪酬为143.88万元。此次增加新的头衔，是否意味着薪酬也会随着增加?

对此，贵州茅台相关人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我们的薪酬不会提高，应该会降低，2014年，公司高管的薪酬确实上涨了，但是未来会减少。因为公司也要进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2015年高管的薪酬一定会减少。”

国企高管应该拿多少薪水?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资国企改革就一直是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国企改革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国企高管应该拿多少薪水?有媒体报道，下一步，在国资委管理之外的金融企业、各省国企以及央企子公司的高管限薪政策将全面实施，这意味着

所有国企高管都将实施逐级限薪政策，在限薪后央企高管的月收入将降到8000元，然后到了年底再根据业绩发放奖金。

国企高管本质上还是公务员

国企高管月薪收入80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放在当下的职工收入体系中也不算高薪。由于国企高管手下掌管的资产动辄几十几百亿元，相比之下，月薪8000元只能算是小数一笔。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央企等国有企业在盈利上成绩显著，因此一直有人认为，要求国企高管领取较低的薪水，与他们对企业盈利增长所作出的贡献相比显得很不公平，所以才会有国企高管究竟应该领取多少薪水的争议话题出现。而在这种难决的争议背后，便是国资国企改革的久拖不决。

讨论国企一把手的薪酬是高了还是低了，不应该只是拿他们所在的企业创造了多少利润来作为参照指标，而是必须明确，国企高管之所以到某个企业任职，是组织部门的一种人事安排，他们本质上说还是公务员，只是被安排到了国企管理的岗位，与其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相比，只是一种职业分工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一个干部因为被组织部门安排进了国企担任高管，就可以领取远远高出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的薪酬，这对后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已经不适合在政府部门继续任职，组织部门于是安排其到国企任职，结果便是这个干部反而因为犯了错误而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而一个在国企干出了成绩的一把手，如果组织上因此要提拔他，将其调到政府部门担任行政工作，对他个人来说却意味着收入的减少。

国企高管薪酬考核机制的问题

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国企高管只要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只要他本质上仍然是公务员，他的个人薪酬收入应该和政府公务员等同。国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企业，考核一个国企高管的业绩可以拿出硬指标，这就是他管理下的国企所创造的业绩，这使得经营得好的国企高管有了领取高薪的充分理由。但是对于在行政部门工作的干部来说，哪怕他担任了区长、市长，由于政府工作不像企业那样可以用经济收入来作为硬指标，因此其个人薪酬收入只能按国家规定来操作。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一个干部被组织部门委派进入国企，等于领到了一份肥缺，而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除了要求涨薪以外，就没有另外的法子可以想了，但是每当公务员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又必然会引起民众的议论纷纷。

很显然，目前的国企高管薪酬考核机制，看似体现了贡献与收入挂钩的“经济原则”，但其实是国资管理部门对现实的一种迁就，它对干部薪酬管理的一致性造成了某种肢解，而国资部门在讨论对国企高管的薪酬考核时也总是处于左右为难的处境，让他们和政府公务员一样拿钱，担心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的薪酬大幅度提高，又担心引起民众不满，在这中间，永远也难以寻找到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平衡点。

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就可以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为什么民众对民营企业老总拿多少钱不关心，而总是盯着国企高管不放?关键在于民营企业老总是以他们自己私人所有的资产在市场上经营，而国企高管手中的资产却是国有资产，他们是借着国有资产这个属于全民所有的平台在进行经营，因此民众有权对他们进行监督，这个监督与民众对政府官员所进行的监督，在权力来源上是一致的。

市长管理一个城市，是接受了民众的委托，并不意味着这个城市就成为市长的私人财产。同样的道理，国企高管管理一个国企，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是受组织部门的委派，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企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民企如果经营失败，老板很可能因为倾家荡产、身背巨债而跑路甚至跳楼，而国企高管遭遇同样情况却不必如此忧心，

只要个人没有经济问题，他完全可以由组织部门另行安排，安全落地。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因此，当我们讨论国企高管应该领取多少薪酬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即产权归属上来。对于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新的方向，这就是从过去的管国企变为管国资，也就是说，国资管理部门的任务是管好国有资产，保证它的保值增值，那么，由它委派到国企中的人，他所担负的职能应该是国资部门派出去的资产代管人，而不应该是国企的经营者，国企的经营权应该交给职业经理人。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国企普遍地建立起经理人制度，这些经理人不应该是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政府干部，他们是由国资管理部门或者国企董事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对于这些经理人的报酬，当然应该建立起贡献与效益挂钩的机制。

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对国企高管的薪酬考核，首先应该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继续保留政府公务员身份，还是卸去这一顶保护伞，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进入国企，也就可以决定他们在国企里面领取什么样的报酬。我们可以相信，目前担任国企高管职务的人对自己的市场经营能力有着比外人明晰得多的判断，他们应该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进入国企，那就意味着脱去公务员的外衣，同时领取符合其在企业经营中所作贡献的薪酬，但如果要保留公务员身份，那就可以以一个国资管理人的身份行使自己在国企中的职能，同时也不必对自己领取和公务员一样的薪酬怨天尤人。一句话，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

而当这样一种机制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国资管理部门对国企的权力将清晰起来，它只要管好国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