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文》
韩愈《鳄鱼文》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 韩愈于《弘明集》,而《弘明集》正是韩愈所喜爱的一本佛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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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事,由刑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贬潮不久,因闻当地恶溪常有鳄鱼出没,危及民畜,遂写下有名的《鳄鱼文》,为民驱鳄。
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
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宋代契嵩在其《镡津文集》卷十六《非韩下》第十六中,即认为:“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旧唐书》的这段记载,材料很可能来自于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这是一笔记体志怪传奇集,其第四卷中有“韩愈驱鳄”的记载。
到底鳄鱼有没有因为韩愈的驱赶而迁移,今日已不得而知,极有可能是后人根据民间传说所作的渲染;但韩愈贬潮后,确实曾经著文驱赶鳄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却为当地人民办了很多的实事。他兴办乡学,赎放奴婢,修堤筑渠,发展生产。潮州人民在他去世后,通过修建韩文公祠,来表达对他的纪念。在潮州人民的心目中,韩愈驱鳄的壮举,更多是被看作他在潮州政绩的一。在今人看来,韩愈其实是借驱除鳄鱼,来团结人心,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与驱鳄举措有密切关系的是《鳄鱼文》。关于此文性质的认定,历来也有多种说法。韩愈的门生李汉在编辑韩愈文集时,将它和《毛颖传》、《送穷文》等编在一起,可见是当作游戏文字处理的。清代学者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将它视作祭鳄鱼文来评点,并以为“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慄”,则此文不但是一篇祭文,还有着震
慑乱臣贼子的寓意[5]。而姚鼐《古文辞类纂》则将此文与司马相如《喻蜀檄》归为一类,“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认为这是一篇讨伐鳄鱼的檄文[6]。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也赞同此说,以为“文气似《论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则矫健”。
文体考证
《鳄鱼文》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有关檄文的起源与特点,梁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檄移第二十》中 文心雕龙有详细的探讨[8]。檄文是军队起兵讨伐敌人的誓师宣言,这种宣言有两种:一种象《尚书·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讨伐纣王时的誓师宣言,是对队说的,不是对敌人说的。一种是揭露敌人的罪状,那是对敌人说的,象《左传·僖公四年》的晋国吕相绝秦。不过当时还不称檄文,直到战国,张仪为文檄告楚相,才称檄:“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在刘勰看来,檄文要写得“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具有极大的声势和威力。而在写法上,则可以“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运用夸张、比喻等文学手段,写得谲诈而有光采。总之,对檄文的写作,刘勰认为“实参兵诈”,但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不可柔婉隐晦。这些要点的概括,无疑都是十精辟的。
再来看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选取的檄文,可以说各具特点,皆极富代表性[9]。其中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一文,李善注引《汉书》云:“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征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人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司马相如写作此文,必须既稳定民心,为朝庭作周旋;又要晓以大义,说明开通西南的重要性。文章很好地把这两者进行结合,先高屋建瓴说明国家形势,通西南夷是大局所关,不容置疑;
接着笔锋一转,表明唐蒙惊惧巴蜀民“非陛下本意”,而“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也未尽到臣民的责任;随即为了安抚他们,又将其罪过归之于父兄未教育好,为之开脱;最后重申圣上派使者来的旨意。文言简意赅,写得委曲周详而又光明正大,苦口婆心而又义正辞严。
而被曹丕所激赏为善于“章表书记”的陈琳的檄文,则更堪称檄文中的典范。《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乃陈琳奉袁绍之命写给刘备的讨曹檄文,文用浓墨重彩来刻画曹操的无德,不堪依附,意在争取刘备一同讨伐曹操。文章揭露了曹操丑恶的家世,披露了他忘恩负义、嫉妒贤能、杀害朝臣、卑辱王室等重大罪恶,着重揭发了他心怀不轨的篡逆阴谋,以激起对曹操的愤恨。同时极力宣扬袁绍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指出曹操军队的弱点,以袁军必胜。李善注引《魏志》云:“后绍败,琳归曹公。曹公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公爱其才,而不责之。”《文心雕龙·檄移》也评之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在刘勰看来,陈琳在檄文中,大揭曹操的不光彩的家底(曹操父曹嵩是太监养子,以贿赂买得官职),又诬陷曹操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发掘坟陵,掠取财宝,文章写得虽然很过,但是十有力。为了先在声势上压倒敌人,檄文有时免不了要有一点夸饰,调动各种修辞手段,以更有效地对敌人展开攻心之战。这些,都是符合檄文的体例的。
回过来看韩愈的《鳄鱼文》,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可谓先礼而后兵;接着以过去君王德薄,“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表既往不咎,而“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严正告诫“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因为保护一方百姓安据乐业是刺史的职责所在,所以绝不会与鳄鱼相妥协;最后限定鳄鱼必须在三日、五日或七日之内迁移,否则必招灭顶
之灾。文矫健傲兀,体现出一股在恶势力面前绝不低头、斗争到底的自信精神。虽然一开始以一羊一猪投之潭水,与鳄鱼食,但玩其文意,并非完是祭祀,否则后面的语气不应如此严正;又文虽然意趣横生,但绝非游戏笔墨,因为韩愈初贬潮州,心情并不轻松,而潮州又是一个蛮荒之地,韩愈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为官一方,要为民办事。所以从体制上讲,把《鳄鱼文》划归檄文类,可谓入情入理。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檄文产生于人类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其适用对象是交战的敌人;而《鳄鱼文》却是写给动物的。檄文可以应用于人类以外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梁僧祐所撰《弘明集》与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这两佛教论文集中,就收有不少这样的文章[10]。《弘明集》卷十四所收竺道爽《檄太山文》、释智静《檄魔文》、释宝林《破魔露布文》,《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所收懿法师《伐魔诏并书檄文》与《奉平心露布文》,其所讨伐的对象,或是自然界的神灵,或是妖魔鬼怪,都和通常意义上的檄文所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其中竺道爽的《檄太山文》,据笔者推断,更有可能是韩愈创作《鳄鱼文》的直接灵感来源。
竺道爽,震华大师所编《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未收其名[11],清严可均辑《宋文》卷六十四收其《檄太山文》于释宝林名下,认为《弘明集》中的道爽、智静都是宝林托名,因为宝林《破魔露布文》中有“余以讲业之暇,聊复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之言[12]。宝林传见《高僧传》卷七,为竺道生之徒:“初经长安受学,后祖述生公诸义,时人号曰游玄生。著《涅槃记》及注《异宗论》、《檄魔文》等。”[13]《檄太山文》其实是一篇佛教徒对太山山神的讨伐檄文。该文起笔先点出太山的独殊地位:“盖玄元创判,二仪始。上置琁玑,则助之以三光;下设后土,则镇之以五岳。阴阳布化于八方,万物诞生于其中。”接着谴责山神:“而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托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立神形,元无所记,末无所经。外有害生之毒气,内则百鬼之流行。昼则谷饭成其势,夜则众邪处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枭蟒之虚
声。”山神最大的罪行是借行风雨,去灾病,不断享受百姓的各种祭祀:“含慈顺天不杀,况害猪羊而饮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作者站在佛教的立场,对山神展开了口诛笔伐:“汝矫称假托生人,因虛动气,杀害在口,順之則赐恩,违之則有祸咎。进退谄伪,永无贤轨,毁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黄罗子经·玄中记》曰:‘夫自称山岳神者,必是蟒蛇;自称江海神者,必是黿鼉魚鱉;自称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兽;自称将军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称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猳玃;自称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犊、门戸井灶破器之属。鬼魅假形,皆称为神,惊恐万姓,淫鬼之气。’此皆经之所载,传之明验也。”最后作者表:“吾虽末流,备阶三服。每览经传,而睹斯孽。推古验今,邪不处正。吾将荡秽,光扬圣道。……若复顾恋,望餐不去者,吾将宣集毗沙神王、惒罗子等,授以金刚屯。真师勇武,秋霜陵动。三千威猛难当,曜戈明剑,拟则推山,降龙伏魔,靡不稽颡。……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虑即伤心。速在吾前,复汝本形,长归万里沧浪海边。勿复稽留,明顺奉行。”文章写得气势浩荡,义正辞严,意在收移风易俗之功效。其结尾,对山神提出严正警告,但又放他一条生路,与韩愈《鳄鱼文》极为相似。
韩愈是一个反佛斗士,但这并不等于他一点都不受到佛教的影响。相反,他和佛教的渊源很深,他在潮州与大颠的交往即是一例。在儒学史上,韩愈以重建道统而著名,而陈寅恪先生《论韩愈》认为“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激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14]饶宗颐先生在《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中,把《南山诗》与《佛所行赞·破魔品》相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昌黎固不谙梵文,然彼因辟佛,对昙无谶所译之《马鸣佛所行赞》,必曾经眼,一方面于思想上反对佛教,另一方面乃从佛书中吸收其修辞之技巧,用于诗篇,可谓间接受到马鸣之影响。”[15]陈允吉师在《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中,详细论证了韩诗尚险怪的艺术风格与佛寺壁画之间的关系,指出韩愈对唐代寺庙壁画绝非一般的欣赏爱好,而是从中受到了佛理的启发,渗透到他诗歌创作中,并在形成韩诗艺术特点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16]。又在《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中指出韩愈《南山诗》的句法脱胎于《佛所
行赞》,其诗多用“何”字亦化自《楞伽》、《涅槃》等经中偈颂。传统的诗教提倡中和之美,而韩愈崇尚怪异、狞厉的美,创造的是光怪陆离的境界,抒写的是一种怪异的形象,崇尚的是一种张扬的力,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伦理压抑和“止于礼义”的框框,这无疑是佛教的丰富想象启发了他的创造性思维[17]。凡此都足以证明,韩愈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饶宗颐先生在《地方史料与国史可以互补》一文中,还特别指出,韩愈撰写《获麟解》是受到《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的启发;他辟佛所采取的夷夏观点,与《弘明集》中所反驳的顾欢《夷夏论》的观念正相仿佛。“可见《弘明集》应是他案头上经常的读物”[18]。韩愈阅读《弘明集》是完可以理解的,他虽然反佛,但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弘明集》、《广弘明集》正是两最重要的中国佛教史资料集。尤其是《弘明集》,往往根据争论的主题,将争论双方的有关文章都汇编在一起,具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韩愈一生反对佛教,而偏偏无形中受到佛教这样那样的影响,正所谓“敌人有时比朋友更来得有益”。这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确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名称考证
《韩昌黎文集校注》收有《鳄鱼文》。但在《古文观止》篇名则为《祭鳄鱼文》。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鳄鱼文》写成《祭鳄鱼文》或《驱鳄鱼文》。(陈新璋,也谈韩愈“驱鳄”及其《鳄鱼文》)
撰文目的
《旧唐书·韩愈传》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深潭也)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于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
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无鳄患。”
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加上韩愈的《鳄鱼文》,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历来褒贬不一。韩愈祭鳄一事,褒之最高的,当推苏东坡,贬之最低的,应是王安石。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约束鲛鳄如驱羊”,“能驯鳄鱼之暴”。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后世批判审问者很多,言辞越发激烈。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指出:“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是韩愈自造的。”1979年,吴世昌则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中评说《鳄鱼文》“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这位自称不信佛、不信神仙的儒家大师,竟能使鬼神呼风唤雨,当天晚上就‘有暴风震雷起湫水中,数日水尽涸’,鳄鱼们‘西迁六十里,从此潮州无鳄鱼之患了’”,“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无聊之极”。郭朋在《隋唐佛教》中甚至说韩愈“一到潮州,就演出了一幕‘祭鳄鱼’的闹剧……堂堂一代大儒、朝廷命宫,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当成谈判的对象。要同他们进行‘谈判’已经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种‘选材技
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的劲头,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了!”
1、鳄鱼远徙的神话是不是韩愈自造的?“正史”《旧唐书》为何要写入这个“神话”?
读过《鳄鱼文》的人都清楚,该文既无“祭”、“戮”等字眼,也没有对逐鳄过程作任何描述,更没有片言只语提及“祭”的效果。所以,说韩愈自造鳄鱼远徙的神话,岂不冤枉?把韩愈死后120年左右才修成的《旧唐书》中的记述,强栽到退之的身上,然后横加贬嘲、大张挞伐,张冠李戴,却理直气壮!
那么,《旧唐书》的作者刘又是何所据而创造出潮州鳄鱼远徙的“神话”呢?他所依据的蓝本应是唐代张读的《宣室志》。是书卷四《韩愈驱鳄》条云:
吏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梃椽以牢礼陈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雯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也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政工郎中皇甫撰《愈神道碑序》曰:刑为潮阳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也。
《宣室志》是一记述仙鬼灵异故事的笔记。作者张读是深州陆泽人(今河北省深县),生平事略附见于《旧唐书·张荐传》。他生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即韩愈去世后十
年),宦迹未及潮州。是书撰写年代为851-874年之间,故上述文字,无疑是一则录自民间传说的、关于韩愈驱鳄的原始记载。
民间传说难免有夸大失真甚至荒诞无稽之处。但人世间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憎,传说中的主角不是别人而正是韩愈。这充说明:驱鳄行动决非子虚乌有,以致韩愈离开潮州后,潮人犹不时传颂并迅速传至北方,只是在流播过程中,逐渐失却本来面目,成为迹近荒诞的神话罢了。但其中的“郡西”、“湫西六十里”却与古潮州溪的流向完吻合。潮州有鳄;韩愈没有对祭鳄一事作自我吹嘘;《韩愈传》中鳄鱼远徙的记载源于民间传说。(曾楚楠,韩愈祭鳄)
2、‘祭鳄鱼’是否只是一场闹剧?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昌黎集评语》卷八谓:“古者猫虎之类,俱有迎祭。而除治虫兽鼋龟,犹设专官,不以为物而不教且制也。”猫虎既可迎祭,则雅好古义古礼,念念不忘“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的韩愈,当不以祭鳄为非。何况,祭祀往往还是古代官员必须恪守的仪典。翻开唐人文集,祭这祭那的文章正不知有多少。
唐代张《朝野佥载》谓:“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杀太牢(牛)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在这种“无狐不村”、“有病不求药”的历史背景、民情风俗的支配下,(即使是在今天,民家奉神灵、贴符咒、祭路头”等现象也远未绝迹)为了消弥鳄患,破除民众对鳄鱼的恐惧心理,(它可是比“狐神”厉害百倍的“凶神”!)韩愈采用了能为当时的社会民众所接受的祭祀形式,是历史条件使然。
鳄鱼皮是循、潮州的贡品,两州必有专门制服鳄鱼的猎户,强弓毒矢是当时制服鳄鱼最有效的远程武器,所以“选材技束民,操强弓毒矢”决非虚应文字,而确确实实是其时其地切实可行的驱鳄措施。其实在来潮州贬途上的昌乐泷,韩愈早已了解到“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的情况。对于未来住所这一暴虐民物的祸害将如何治理,他一定已有所考虑,因而一旦上任并进一步掌握具体情势后,便能迅速决策。
韩愈祭鳄之时,韩江(也即当时的“恶溪”)曾有一段流入城内,形成内河,为防止鳄鱼顺河道入城,韩愈下令将这段内河与韩江隔开,这就是今天潮州西湖的前身。这或许也是驱鳄的措施之一。
海阳郑昌时(嘉庆时人)在《韩江见闻录》一书中写道:“潮有鳄鱼,韩公投豕羊与食,作文约使徙,鱼果遁去,诚能动物主验也。其夕雷雨,乃山川之神,驱除鳄鱼所为耳。按文固檄体,人因其有豕羊云云,误以为祭文,非也。夫祭以礼,为患之鱼,岂在祀典……诵读家不可不辨文体如此,……备考志书,皆称西徙六十里,西者南之误,公文云;大海在其南,可证也,予家值州城正西三十里,又三十里乃近揭阳城,系山陆之地,并非海,其水道乃小河,与鳄溪本不相通,潜三利溪通之,然亦挟河涨始能通,非徙鳄所,记载家不可不详地域如此。郑昌时不信祭文能起作用,为患之鱼,不能用祀典来驱除;祭文是檄文,不是真祭,并证“西”宰乃“南”字之误,指出写史者不详地域,这些见解,是郑昌时精辟之处,但以山神来解释“是夕风雷水涸”之说,则离谱太远了,既知写史者不详地域有误,“风雷水涸”,就不是写史者因循传闻亦有误吗山神相助,乃是形而上学的解释。《鳄鱼文》确是祭鳄,虽列入杂文、檄体,亦应与《曲江祭尤文》的祭文一样看待。而韩愈也确实以祭驱鳄,并取得成效,才被收入正史、为朝廷所公认。至于神话糟粕,那是后人渲染加工,而非实有其事。郑昌时的见解,是不面的。(丘汝腾,探讨韩愈祭鳄的我见)
3、鳄鱼是否被驱?
历史上唐代韩愈祭鳄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韩江不再出现鳄患。然而,潮州的鳄鱼并没有真的绝迹,以后又出来祸害乡民了。陈尧佐宋仁宗时官至宰相。宋真宗成平二年(999年)陈尧佐后因上书犯谏被贬做潮州通判,恶溪上又出现了鳄患,在硫磺(即今日丰顺县馏隍)一个姓张的十岁孩童.被鳄鱼用尾巴卷走,拉到溪中吃掉。小孩的母亲在岸上号陶大哭,欲救不能。这事传到潮州,陈尧佐听了,心里难安,赶快派人去捕杀。当时有人劝他学韩文公写一篇祭文,杀猪羊到溪边去祭鳄鱼了事,以免鳄鱼再行凶吃人。陈尧佐却说,我没有韩文公那么德高望重,不能感化鳄鱼,我的文学修养也没有韩愈般高深,写不出《鳄鱼文》那么好的文章,也决不能祭走鳄鱼。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鳄鱼抓来杀掉。终于,在有经验渔夫的指点下,百名勇士用马尾棕打了绳索,再织成捕网,把鳄鱼捕捉。陈尧佐叫人把鳄鱼抬到街市中,自己写了一篇《戮鳄鱼文》,宣布了恶鳄的罪状后,把鳄鱼当众杀死。陈尧佐杀鳄鱼虽然没有韩愈祭鳄鱼那么出名,但他却是史上真真正正除了鳄鱼的人。潮人没有忘记他,设了“三王公庙”祭祀陈尧佐,称其为护灵王公。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陈尧佐调任回京,因农历二月十五是其夫人的生日,因而潮安县龙湖镇龙湖村附近的村民千百年来逐渐固定在这一天举行舞蛟龙游园活动纪念他们。
鳄鱼遁去,确有成效,当是可能之事,数月数年数十年,重患潮州,应属自然之象。一年无鳄,韩愈已迁数月,称之“潮无鳄患”,亦说得通。三十年后,宰相李德裕贬潮,舟船为鳄所坏,距韩愈死去已廿余年,针对韩愈一人而言“潮无鳄患”,亦不为虚,怎可因后有鳄鱼,便谴责史书不实呢明代以后,鳄鱼方才绝迹,前无后有,不能斥前不实,因此,祭鳄与鳄遁,是有真实性存在的。
对历史上“潮无鳄患”的原因,陈伟明等认为:韩江流域鳄鱼的灭绝,历经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的变冷,可以说是最致命的因素;环境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改变,进一步威胁鳄鱼的生息繁衍;为了发展经济,人类充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捕杀鳄鱼,一方面改造环境,加速了鳄鱼灭亡的进程。如上变化
在宋以后就更为明,在优胜劣汰的规律下,鳄鱼或死或向南方的海域迁徙\"天时!地利!人和,韩江流域的鳄鱼最终逃不过灭绝的命运\"(历史时期韩江流域鳄鱼灭绝原因新探.暨南学报(社科版),2006(3))
4、世人对韩愈驱鳄如何评价?
韩愈在潮州八个月,干了四件事情:解放奴婢,禁止买卖人口;兴修水利,凿井修渠;兴办学校,开发教育;祭杀鳄鱼,安顿百姓。
最为人纪念的就是兴办学校。到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俸禄,都捐了出来。
走到潮州,人们会发现许多地方几乎都与韩愈有关,韩江、韩山、韩堤、韩文公祠、景韩亭、昌黎路、祭鳄台等等。祭鳄台兴建于上世纪80年代,台2级,石结构。台上有“鳄渡秋风亭”。亭内有以鳄鱼为座的《鳄鱼文》碑,还有饶宗颐撰写的亭联:“溪石何曾恶,江山喜姓韩。”。黄子厚书亭联:“佛骨谪来,岭海因而增重;鳄鱼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而“祭鳄”最后越传越神,最后成了传奇在百姓中流传,这也能证明“祭鳄”、“驱鳄”当时是取得了成效的。
祭文若真能驱鳄,则东坡之褒,实不为过,可惜的是韩愈过后,李德裕贬潮,仍受鳄患,宋代鳄患亦未根除,至明才逐渐绝迹,苏褒则失之太高。韩愈驱鳄,宋陈尧佐戮鳄,同样造福百姓,但人们对宋陈尧这佐褒扬不多,倒是宋陈尧佐在潮州为韩愈建祠,他筹备修建了孔子庙,宣传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并在各地开办了一些学校,又不辞劳苦地动员民间有供给能力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学堂读书。通过陈尧佐的努力,潮州的文化事业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依我看,对陈尧佐的评价多少有所不公!他对潮州有着深厚感情,并对潮州给予很高评价。他离潮后曾写过一首诗:“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即潮州)。”潮州自北宋就有“海滨邹鲁”的美称,也就是由陈尧佐的这首诗传开的。
潮州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汇入本地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养而形成。潮州文化起源于先民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创新于近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具一格、门类齐、丰富多彩,既继承传统,又开放兼容,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体系。所以,也不宜过高评价韩愈的作用。
驱“鳄”也即“祭”鳄。似不确。“祭”鳄可以只读祭文,但驱“鳄”必有实际行动与措施。当然可以“祭毕即驱”。
宋朝以后,不断有潮州人飘洋过海,他们的足迹,遍及南洋群岛各地。韩愈祭鳄的故事,也随着这些人的足迹普遍传闻。据泰国民间传说,湄南河一带的鳄鱼,就是唐朝韩愈祭鳄之后,从潮州迁移去的。那些住居泰国的潮州人,也把这“海滨邹鲁”的文化,儒家学说和韩愈的诗文,带到泰国去。而他们在那里对付鳄鱼的办法,也源于《鳄鱼文》及其传说所影响。吃鳄鱼肉也是学着潮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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