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思潮与鲁迅等人文艺观的殊途同归

革命文学思潮与鲁迅等人文艺观的殊途同归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先后呈现出了不同的文艺观，前者即鲁迅的启蒙与批判文学主潮，并主导现实主义创作，后者即创造社和太阳社所倡导的革命文学思潮。两股力量虽然引起了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但两派主观上都希望政治上能够持续革命。文章正是通过比较分析两者表面和实质的文学思潮特点，得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与鲁迅等人殊途同归的结论。

【关键词】：革命文学思潮；启蒙与批判；文艺观；殊途同归

因为政治的强力介入，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呈现出了不同的先导和文艺观。鲁迅秉承第一个十年的启蒙与批判文学潮流，继续现实主义创作；而因为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变革而变得气氛紧张，”五四”的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创造社和太阳社所倡导的革命文学思潮，而他们武断地指出 “阿Q时代早已过去”，所以两股力量引起了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但因为论争的两派主观上都希望政治上能够持续革命，所以最终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与鲁迅等人殊途同归，形成并发展了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表面上的”殊途”

太阳社和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但把”文学”的地位置于革命成功之后，认为文学是政治的附属，所以在革命成功之前，纸上呈现的打打杀杀都只不过是他们不敢正视残酷现实的思想寄托，认为革命就应该向革命文学中的”革命”态势发展。他们忽视了文学的本质，对文艺的本质理解有偏差。而全面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认为”阿Q时代早已过去”，［1］认为鲁迅等人的创作失去了现代意味，这其实是一种历史认识的脱节--革命文学对革命和群众的动力是不可小视的，启蒙的作用绝不会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戛然而止，在革命怒吼的同时，在接受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及其他理论基础的同时，对”人”的关注并不可以随着革命的到来而结束。尤其是在革命低潮期，”五四”对”人”的发现更有发挥的余地，所以，茅盾等人对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严厉批评不是没有道理，在严酷的革命低潮时期，更应当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去”凝视现实”、”揭露现实”。

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一直是用理性精神疗救社会病苦，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他重在揭露和批判。在《阿Q正传》中，他用”精神胜利法”来醒示人们：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从唯物史观来看，阿Q时代并不仅指大革命时期，鲁迅先生先知先觉，对阿Q形象的塑造是超越时代的观照，阿Q是整个时代产生的文学形象。因此，鲁迅秉承第一个文学十年的启蒙与批判文学潮流，继续现实主义创作。

但是在第二个文学十年，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后，革命文学在政治的作用下应运而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对一些”五四”时期已经成名的作家开

刀，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文学传统全面否定，尤其重点批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政治上”左”的思想加上明显的宗派情绪，以及鲁迅等人不应潮流、不被接纳是革命文学倡导者与鲁迅等人殊途的重要原因。

二、实质上的”同归”

其实，鲁迅和茅盾等人还是赞同”革命文学思潮”中的一些观点的。比如”革命文学”的存在理由，反对文学的工具论等等。当”革命文学”成为一股潮流并受到国民党政权压迫时，鲁迅从现实的角度又肯定了”革命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性思潮的存在理由，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大意识胸怀。鲁迅从文学的起始总结了革命文学思潮与自己的文艺观，得出彼此都是”启发民众反抗”的结论，主要的矛盾还是对抗行政和武力的镇压，即便是”革命文学”走上了标语口语化的路线，也是为了现实中革命的持续发展。

革命文学的论争最终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国民党欲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而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政击鲁迅等人，让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一致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正是因为两派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发展观，所以才有”同归”的可能。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他为盲目乐观的作家指出了：”只抱有浪漫蒂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刻要撞碎。”这是同归的开始，当左翼作家联盟达成共同的观点的时候，意味着有了一同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政治围剿的可能。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启蒙与革命是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一方面，没有激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和普遍的社会革命，就不会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众的解放；另一方面，没有深人持久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也不会真正唤起民众的觉醒［2］。因为左联的建立，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教育学等等，成为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由于鲁迅、茅盾、周扬、胡风等人的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去观照现存文学的一切，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任务取得了最初的成果。

文艺不等于政治，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能够影响政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才发展了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总结中国新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同时，也使中国当时的知识界自觉地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使文化和民族都有了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钱杏邨. 死去了的阿Q时代[J]. 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

[2] 李海伟. “启蒙”与”革命”之我见--以文学为例论两者的关系[J]. 淮阳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2月第21卷第1期: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