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４ 击知学 ２０１０・１ 於可训 文学本无新旧之分，遽分新旧，皆因人力所致。但一分新旧，则宠辱随之，如杜工部诗云：“但见新人笑，那 闻旧人哭”。由是，新文学得承百年之欢，旧文学渐失其宠，斯文其萎，形同弃妇。新旧诗命运之别，亦如是。 揆之人情，不外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好事者附以世界潮流、历史趋势，俨然以新旧论主从、别生死，且因关乎文 明发展，文化存亡，社会进步，其旨大矣。昔者胡适之氏倡诗国革命，有死文学、活文学之说，衍为文学革命，以 白话代文言，以西法为诗文，一倡百和，海内景从，文坛格局定矣。 然则弃者自弃，不弃者，自有人在。盖因诗文无论新旧，只在表情达意而已。然情有畅和、郁结之别，意有 曲直、显隐之分，新体鲜能备善。宜各随所好，相题择体，不必强求一律。证之百年诗坛，新体虽占主位，旧体 何曾缺席。且好之者众，习之者伙，其中亦不乏文坛大家，学界耆宿，达官显宦，骚人雅士。观其所作，虽文约， 辞微，然志洁、行廉、旨大、义远。置诸典册，堪与新体比肩。因是之故，窃意当今诗坛，宜新旧并举，不可偏废 其一。古韵今韵，皆自心出：新体旧体，莫非汉声。令隋珠楚玉，各耀其辉，姚黄魏紫，各展其秀，庶几可称盛世。 遇春性非好古，然雅爱旧体，年来广为搜罗，逐家精研，多有心得。现裒为一集，问序于余。余突发奇兴， 妄拟文言，戏为古语，以应遇春之嘱。倘能达意，亦证文言之末死，旧体之不当废也。 己丑春日黄梅於可训书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卢烈红 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 ——“当代思想史”片断 樊星 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对中国农 民的认识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五四” 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 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 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患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这 两种不同的农民观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复杂。而当代一 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巨变对农民的伤害也迫使作家对“农 民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该如何认识“农民性” 的复杂？这样的思考不仅催生了一批立足于深刻理解“农 民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呼应了随着改革深化产生出的 关注“三农”问题的迫切呐喊。 在“十七年”小说中，那些怀疑合作化、出于保守、 “落后”的本能犹豫彷徨的农民们，他们的怀疑和犹豫在 今天看来虽然不一定是出于对极左灾难的预感，但至少 显示了“农民性”与极左思潮的根本对立。农民的本能， 虽然是谨小慎微，“譬光短浅”，但在激进的社会思潮面 前，那谨慎、保守、自私、“狭隘”，却恰恰体现出一种 比较稳健、务实的人生态度。 到了新时期，作家们开始重新认识乡村文化、重新 认识农民。从农民的坚忍、率真、淳朴中发现优良的民 族品德，是“寻根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寻根”就意味 着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思路分道扬镳。另一方 面，作家们深入观察那些不那么单纯、不那么光明正大 的某些“农民意识”，去发掘那些农民的心机、韬略、狡 黠在诡谲多变的历史中的微妙意义，去揭示那些深深植 根于人的生存本能、发展需要中的世俗智慧在复杂的人 际关系、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生存竞争中的积极作用，也 足以发人深省。在思想解放、物欲横流的当代，人们在 世俗化浪潮中活得越来越本真，也昭示了“国民性”以 不变应万变的玄机：中国人，其实从来都是很有主见， 也很能固执己见的 虽然，这常常也意味着有些与生俱 来的“农民性”瘤疾难除。不少作家对于一些革命者一 面积极投入了伟大的革命，一面顽强保留了许多“劣根 性”的观察与思考，因此而显示了“农民性”的根深蒂固。 由此可见，“农民性”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词。它 与“中国传统”、“国民性”这些词经常纠结在一起。 （《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