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社起源论

中国诗社起源论

作者：陈小辉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5期

[摘要]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古代诗社的研究十分兴盛，成果丰硕。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文献实证方面，关于诗社的文化及理论性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其中关于诗社起源的探究可以说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解决这个问题，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诗社的形成主要经历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等重要阶段。 [关键词]结社；文人集团；文学集团；诗社

[中图分类号]I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32-05

诗社是诗人们为吟诗作文、把盏言欢而自发组织的文学性社团。诗社不但影响了文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了中国文学。但是，诗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探究这个问题，这还不得不从结社说起。 一、社团与诗社

结社，古已有之，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为了相同的目的自发组织起来，并按照一定的原则或方式开展活动的相对稳定的团体。因社团发起人的不同，有官社和私社之分。官社即由官方发起并督促兴办的，如秦汉时春秋二社，唐初刘仁轨为青州刺史时也曾“署官吏，开道路，营聚落，复防堰，赈贫贷乏，劝课耕种，为立官社”[1]（卷108）。私社即由民间个体发起并兴办的，这种类型的社团在秦汉时也已经出现，且多为民间互助性质的经济团体。据《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云：“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注引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为私社”，可知汉代民间即有私社存在。

另外，因立社目的的不同，大致又可以将结社划分为政治型结社、经济型结社、军事型结社和文化型结社等四种。政治型结社即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结成的社团。西汉的钩党、东汉的 “清流”之党皆属此类 。东汉张俭也曾被人控告与同乡之人共为部党，参《后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盘、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

经济型结社即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结成的社团。据《侍廷里僤约束石券》：“（东汉）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为里父老者，共以客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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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当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2]（P21），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所结社团当为经济型结社。

军事型结社是为了某种军事目的而结成的武装社团。中国古代的义社、义甲、民社、保甲等均属军事型结社。元祐八年，苏轼曾言：“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3]（卷190）其中，所谓的弓箭社即是军事型社团。

文化型结社是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结社，此类社团名目繁多，有的为民俗类，有的为艺术类，有的为宗教类，有的为学术类，有的为文学类，等等。其中宗教类的结社最为兴盛，魏晋南北朝时佛社即很多，参北魏初年译出的《杂宝藏经》卷五：“ 尔时舍卫国，有诸佛弟子、女人作邑会，数数往至佛边。”又《续高僧传》卷六《释法贞传》略云：“（ 释法贞） 与僧建齐名， 时人目建为文句无前， 目贞为入微独步。贞乃与建为义会之友，道俗斯附， 听众千人。随得亲施， 造像千躯， 分布供养。”其中，所谓的邑会、义会即为佛社。另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条，也可以想见当时宋代京城临安文化类社团的兴盛，如说唱音乐方面有小女童像叫声社、遏云社、清乐社；游艺玩耍方面有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马社；饮食方面有奇巧饮食社；佛教方面有光明会、茶汤会、净业会、药师会、放生会；收藏鉴赏方面有七宝考古社以及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花果社等。至于本文所探讨的文人所结之诗社则当为文化型结社下文学类社团。 二、诗社产生的原动力

从上可以看出，有些类型的社团很早就有了，但诗社的产生似乎并没有这么幸运。它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直到唐代，诗社才算正式产生。关于诗社的生成，有些学者从文化渊源上进行分析，认为诗社的产生可能与古代“养士风气”、“私学传统”、“贬弃、致仕与归隐”、“太学与科举”等因素有关[4]（P1）。这些分析皆深有启发意义。

古代社团的形成最初应源于人类的交往。正是通过交往，人类的各种需要才能实现。为方便交往，获得各种需要，互益性社团的出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事实上，儒家即特别重视朋友间的交往切磋。这种交往切磋可以说是人类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孔子即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有朋自远方来”[5]（P1），子路甚至愿意与朋友共车马轻裘，敝之而无憾。另外，与朋友交往还可以增广见闻，促进自己知识水平的提高。自古以来，未见关门闭户，就能独自做成圣贤的。《礼记·学记》也曾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6]（卷36）最重要的是，与朋友切磋交往还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P72），“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5]（P39），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正是在与朋友的不断交往中发展和成熟的，与朋友的每一次交往都是一次改进和提高的机会，朋友愈多，见善愈多，则自己提高的机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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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朋友间的交往不但可以满足我们物质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满足我们精神方面的需要，而社团不但是交往的平台，也是实现个人需要的有力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的交往常常经由文学这个媒介发生，是与文学结合在一块的。孔子就特别重视“以文会友”[6]（P132），并认为“诗可以群”[5]（P185）。文学与交友的融合即导致了文学活动的群体化，导致了各种以文学为纽带的集团出现，发展到最后，诗社也即应运而生。 三、诗社产生的过程

诗社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它的产生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两汉时期，第三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人集团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文学与学术不分，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其中所说“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另外，此时期的文人也不是指读书能文之士，文人多指有文教功德之人，其身份往往非常复杂。孔子还认为能称得上文人的，只有那些“敏而好学，不耻下问”[5]（P47）之人。其实，此时期并没有专业的文人队伍存在。因此，严格来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存在后世所谓的文人集团。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两类集团：一类是门客集团，另一类是讲学集团。门客集团主要是指由主子所豢养的各类食客所组成的松散型团体，其中又以依附战国四公子而形成的门客集团及吕不韦门客集团最为知名。如孟尝君曾“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7]（P2353）数千人；魏信陵君礼贤下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7]（P2377）；平原君赵胜“宾客盖至者数千人”[7]（P2365）；春申君黄歇“客三千余人”[7]（P2395）；吕不韦也“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文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7]（P2510）。其中，战国四公子门客集团之食客数量庞大，良莠不齐，甚至多鸡鸣狗盗之徒，文学之士很少，所以依附战国四公子而形成的门客集团还称不上是文人集团。而吕不韦门客集团虽然比较松散，且以政治功能为主，但因其集团文士稍多，其门客还在吕不韦组织下编著了《吕氏春秋》一书，故吕不韦门客集团已粗具文人集团的性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讲学集团主要是指以孔子、墨子、孟子为中心的三个讲学教育集团。孔子有徒三千，著名者七十二人。为墨子服役者则有“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8]（P357）。孔子和墨子之徒多为饱学之士，显然，这些个讲学教育集团也已粗具文人集团面目。但是，这些团体主要是以教育为目的，这些社团与其说是文人集团，还不如说是我国最早的私学机构。在政治上，他们热衷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学说，怀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讲学团体与后世所理解的文人集团也并不相同。总之，此时期的集团不过是后世文人集团的萌芽。

（二）两汉时期的带文学性文人集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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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文学开始与学术分离并走向独立。人们也有意识地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汉刘向的《别录》以及刘歆的《七略》都把诗赋独立为一类，而与经传、诸子等相并列。另外，这时期的人们也逐渐注意到文学艺术性和审美功能，开始有意为文学，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并以文辞立世之人，如司马相如、扬雄、贾谊、邹阳、枚乘、路温舒等人。范氏《后汉书》甚至专门开辟《文苑传》为文人立传。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两汉时的一些集团参与者不但以文士为主，而且多举行文化活动。因此，两汉时的一些集团已具备文学集团的性质。

两汉时的集团主要有王侯文人集团及权臣文人集团。王侯文人集团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集团。汉代的一些藩王都比较喜欢延揽文士。对此，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亦有论述：“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9]（P561）其中，五王分别指楚元王刘交、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如“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10]（P1668）。“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11]（卷4）。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淮南王刘安文人集团、梁孝王刘武文人集团。淮南王刘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10]（P2167）。史载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10]（P2245）除此之外，《汉志》还载有淮南王群臣赋44篇。这些情况说明淮南王刘安集团不但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进行文学创作，这个文人集团已粗具文学集团性质了。梁孝王刘武也曾筑梁园“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10]（P2208）。因刘武好辞赋，其门客多为辞赋之士，如庄忌、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公孙诡、羊胜、韩安国等人。《汉书·贾邹枚路传》就指出“梁客皆善属辞赋”[10]（P2365）。这些人在梁园“朝夕晏处，更唱迭和”，留下了许多辞赋，连鲁迅也不得不称赞道：“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9]（P561）可见梁孝王刘武集团其参与者不但以文人为主，而且其活动也以文学活动为主，因此，梁孝王刘武集团已具备文学性了。 汉代的权臣文人集团为当时朝中重臣所结。如汉宰相公孙弘曾“开东合，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此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烈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恭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11]（卷4）。权臣文人集团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开始下移。

严格来说，两汉时的王侯集团及权臣集团都应属政治集团，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性集团。即使是淮南王刘安文人集团、梁孝王刘武文人集团其政治性也是非常突出的。淮南王刘安大量招致宾客即与其久有谋反之意、觊觎帝位的野心有关。梁孝王刘武文人集团也是刘武参与帝位之争的有力工具，其集团成员公孙诡、羊胜即因为派人刺杀刘武的反对派而死。故此，这两类集团的形成不过是王侯们或者说权臣们扩张政治势力、赢取政治权力的手段。他们的文学活动大多也是他们政治活动的延伸。当文人们所依附的王侯或者权臣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时候，这些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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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性文人集团的出现

到了魏晋南北朝，虽然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然而此时的人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随着人的自觉，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首先，这种认识的深刻性表现在对文学的重视之上，文学被君主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2]（P313）。在汉代，君王们虽然也喜欢文学，但更看重的是其娱乐消遣功能，其麾下的文人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其次，这种深刻性还表现在对文学体裁的认识之上，人们不但把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而且开始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另外，这种深刻性还表现在人们开始自发地追求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此时期的诗歌“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影响，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13]（P20）。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集团的文学性也越来越浓，一些集团的活动不再像汉代的文人集团那样以学术研究及辞赋创作为主，诗歌创作渐渐成为此时期文人集团活动的重点。另外，此时期的一些文人集团也渐渐地摆脱了上层政治的影响，不再像汉代文人集团那样大多是政治的附庸，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此时期一些文学集团已实为后世诗社之先声。

此时期主要有皇室文人集团、权臣文人集团、普通官僚文人集团及名士文人集团等。皇室文人集团是随着藩国的消失，皇权的统一而出现的。它是此时期最活跃最发达的文人集团。例如，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萧子良文人集团、萧衍文人集团、萧统文人集团、萧纲文人集团、萧绎文人集团等。这些文人集团一方面呈现出政治上的依附性，一方面又呈现出明显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表现在：第一，集团参与人员大多是文学之士。如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14]（P1460），萧衍“引后进文学之十，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恰、从弟洽、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15]（P688），昭明太子“好士爱文”、“爱文学士”[15]（P480）等等。第二，集团活动以诗歌创作为主。如萧子良“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14]（P1462），萧衍“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15]（P482），“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15]（P404），“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15]（P586），萧纲“良辰美景，清风月夜，鹢舟乍动，朱鹭徐鸣，未尝一日而不追随，一时而不会遇。酒兰耳热，言志赋诗”[15]（P593）。此外，这些文人集团往往还进行编书及著书等学术活动，如萧子良集团编有《四部要略》、萧衍集团编有《华林遍略》、萧统集团编有《诗苑英华》、萧纲集团编有《法宝联璧》等。另外，此时的权臣文人集团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如贾谧二十四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是依附晋惠帝权臣贾谧，具有很强的政治投机性。但因参与者如陆机、陆云、刘琨、左思、潘岳诸人都是当时的著名文学人士，而且他们之间也经常举行宴游赠答等文学活动，如金谷之游，因此，这个文人集团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普通官僚文人集团及名士文人集团。这两种文人集团的出现是文学彻底下移、文学走向独立的结果。这两种文人集团的出现也标志着文人集团成员摆脱了主客依附关系，文人集团走向独立。前者如裴子野文人集团、徐伯阳文人集团；后者如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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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贤、顾越文人集团等。前者是官僚们在为官任职之时与同官或者说志同道合的人士所结。裴子野文人集团由裴子野与刘显、刘之遴、刘之亨、殷芸、阮孝绪、顾协、韦稜、张缵、到溉、萧劢、谢征等文学之士所结。这个集团成员间关系较为平等，是以讨论坟籍为纽带的松散性文学团体，基本与政治无涉。他们“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15]（P443），“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15]（P443），“共讨论古籍，因为交好”[15]（P574）。后者则是由志同道合的在野人士所结，如竹林七贤则是由魏晋时在野的名士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等七人所结。这些人蔑视礼法，尚虚无，时纵酒酣饮，作竹林之游，是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松散型民间玄学团体。

而徐伯阳文人集团、顾越文人集团则是唐以前为数不多的比较纯粹的文学性集团。据《南史·徐伯阳》传：“徐伯阳，字隐忍，东海人也……太建初（569年），与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户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郎贺循、 长史刘删等为文会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士也。游宴赋诗，动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14]（卷72）《南史·顾越》传：“承圣二年（553年），诏授宣惠晋安王府咨议参军、领国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14]（卷71）可以看出，这两个集团成员关系平等，以诗文活动为主要目的，且这种游宴赋诗文会活动呈现出频繁性和组织性，因此，徐伯阳文学集团、顾越文学集团实为后世诗社之雏形。

在魏晋南北朝，还有一个类型的社团不得不被提起，这就是释慧远与僧俗人士共结的白莲社。参释愿常《佛祖通载》卷七 “时晋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隐居不仕。若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士民、李硕等，从远游，并沙门千余人结白莲社。于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这个社团以“同修净土之业”为宗旨，显然是一个研讨佛学的宗教社团，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社团不同。但是，这个社团在结社史上意义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社”这样的字眼来命名士人群体，故后世一般把其视为文人结社的直接源头。 四、结语

总之，诗社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单来说，它的发展经历“集团—文人集团的萌芽—带文学性文人集团—文学性文人集团—诗社”这样的几个过程。其实，诗社的形成明显受到文学发展进程及诗歌发展进程的影响。到了唐代，随着律诗的定型、诗文的繁荣、大批诗人群体的形成，诗社也即应运而生了。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的诗社是在初唐产生的，这个诗社即是初唐诗人杜审言贬谪到吉州时（今属江西）所结的相山诗社[16]（P1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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