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老舍小说研究综述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舍研究始终是文学研究的重镇。本文就这两部作品中堕落者堕落方式、堕落形态、堕落心理几方面粗略梳理了二十多年来关于老舍研究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老舍小说；《骆驼祥子》；《正红旗下》；人物形象；民俗描写

《骆驼祥子》与《正红旗下》作为老舍先生中年和晚年的两部力作，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留下了深深地足迹，而关于两者的研究资料也是浩秩卷繁。站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门槛上回望20年来对两部力作的研究历程，梳理这两部作品的研究成果是必要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对主要堕落人物悲剧形象的研究。

两部作品不同的人物历史家庭社会环境及个人的不同选择造成了不同悲剧形象，这些悲剧形象各有原因，我们把该领域的研究以作品分为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骆驼祥子》领域。祥子真实地塑造了祥子这一生活在旧中国社会底层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形象。通过祥子为了活下去而拼死拼活想买一辆车而不能的辛酸遭遇，生动地描写了他艰辛顽强的挣扎及痛苦绝望失败的全过程，这个“铁扇面似的胸，直硬的背”、“宽宽的肩”、象一棵树一样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的青年最后祥子，这棵坚壮而又有生气的大树，就是被那罪恶的社会一点点地剥掉了美好的品德腐蚀了他顽强的求生意志，最后把这个象树一样执拗倔强的劳动者连根拔起，抛到了城市流氓无产者的行列中。针对祥子这样一个干干净净的好青年最后转变为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白志坚总结祥子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堕落表现在：生存理想的失败、祥子人格理想的失败、祥子婚姻理想的失败三个方面，并进而指出了“生命的支柱——生存、人格、婚姻逐个坍塌，这使祥子的人生整个陷入灰色的境遇，祥子终因无力回天而自甘沉沦。作家借助这样一个具有传统道德理想形象的毁灭来传达一种对社会、文化、人生、生命的一种哲学思考和阐释：用毁灭来展示现存社会的弊端，来揭示生命的悲剧形态，来引起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更多更深的关注” 【1】无疑带有一定的深刻性。在王丽丽的《城市贫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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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悲剧与人性的探讨：<骆驼祥子>》中则从三方面来探讨祥子的悲剧命运成因：城市贫民的生存意志、城市贫民的生存空间、独特的文化启蒙主义。分析了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吃”的本体价值、祥子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一步步心灵腐蚀和道德沦落的社会道德批判指向。另外有的研究者【3】认为祥子的悲剧不仅有他自己个人因素：小农意识，这使“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拉车，买车，买更多的车，通过开车厂来完成原始积累，活脱脱一个地主老财的宏伟发家计划。”“失败带来痛苦，祥子曾经在痛苦中思考，但狭隘、封闭、简单的小农思维方式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在沉睡中觉醒。”甚至“一系列的妥协、屈服、苟且之后，祥子由驯服的骆驼变成狂暴的猛兽，我们就看到了小农思想支配下的孤注一掷———“豁出命”向社会报复。同他的奋斗一样，他的报复也是狭隘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疯狂性、自虐性，其结果不仅无损于社会恶势力，不能减少罪恶，反而伤害无辜，增加不幸和丑恶，更伤害了自己”同时指出了造成这种把一个人变成兽，除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格原因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和性格生成的土壤。

莫莉认为虎妞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正常成长、结婚、生育的女人她甚至靠“诱奸”祥子来获得婚姻的满足这种堕落的表象，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她从小没有母爱，缺少文化教养，长期同男人打交道而形成了强悍、粗犷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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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另一面是由于长期的性压抑造成的性变态心理，男性化性格的外衣下掩盖的是她对祥子的畸形的情爱。”虎妞悲剧命运的表现，还在于她一生都处在身份认同的尴尬之中：她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是”什么，也似乎从没有成为一个确定的“谁”。作为女儿，她从小就没有母亲，也没有享受过母爱，这本就让人怜惜，而父亲刘四更从没有把她当女儿看待过。“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虎妞只是‘这么有用’的一个工具。”【4】

，不同的声音是陈祝容则认为“虎妞——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爷——拆穿，但他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最终由于她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了”并且认为虎妞是“一个又丑又野，又粗又俗的女子，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独具风采，呼之欲出的典型女子。”同时认为小福子“像可爱的羔羊”，并且认为“作者不仅写了小福子沦为妓女的悲惨，而且还注意发掘其虽陷入泥潭之中仍然没有丧失洁美的高尚的一面。为弟弟她肯做出自我牺牲，对别人她也同样有一颗同情、善良的心；自身处在不幸之中，却时时不忘关心、体贴别人。祥子病了，她时时过来探望；虎妞难产，她连续守了三天三夜，跑前跑后，请医、买药。而不在乎在这之前，虎妞曾经辱骂过她、为难过她。甚至身陷妓院“白房子”里，她还落得个人缘很好的评价。小福子身上体现出了下层劳动人民忍辱负重、善良美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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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但文章对造成虎妞与小福子悲剧的原因阐述得不够。董克林认为虎妞是一个害人者同时又是一个受害者。害人是因为帮助父亲剥削车夫“她父女俩巧妙地拔打着算盘珠儿，贪婪地吮吸车夫的“血”，吞噬车夫的“肉”，长期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同时是虎妞摧残了祥子的身体与事业爱情理想；受害者的因为“她的那个自私而又专横的父亲为了维护车场利益，维持家庭的剥削生活，漠视了虎妞的个人幸福，只让虎妞‘干活’，不让虎妞嫁人。因而，耽误了虎妞的美好青春。虎妞从一位妙龄少女到30多岁的老姑娘，整个青春期奉献给了车场，奉献给了家庭，甚至说奉献给了父亲。虎妞的青春期把握在父亲手中，禁锢在父亲手中。这种长期的鸟笼子生活对虎妞来说，无疑是一种青春悲哀。多年的生理上的折磨给虎妞造成了心理感情的创伤，给虎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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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许多不能言表的心理苦闷和生理痛苦，导致了虎妞的心理变态、畸形。”对虎妞悲剧的分析比较全面，较好的写出了旧社会中这位不得不堕落也导致别人堕落的女性害人和受害的原因。

2.对《骆驼祥子》与《正红旗下》中的次要人物形象的研究。

次要人物的存在也对主要人物的形象起到了背景与烘托的作用，只离开在这些人的存在祥子的一步步堕落，虎妞与小福子的一步步毁灭都不会像现在那样震撼人心。“如果把主人公祥子当作一棵大树的主干，那么虎妞、夏太太、小福子、老马、小马、二强子、曹先生、刘四、孙侦探等次要人物就构成了祥子背后的喧嚣和躁动的树叶。”“在作品那个黑暗的城市中，这些次要人物时隐时现，交织成一组组人物群落；他们的活动，最终构成了一幅灰色的城市小市民生活图卷。主人公祥子这一形象能在作品中立起来，是与作者围绕主人公构置、刻画的次要人物群落息息相关的，作者通过这些次要人物群的巧妙构设有力地说明:主人公祥子卑贱的命运决不是靠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得了的，祥子生活的灰色的小市民社会早早决定了一切，小说《骆驼祥子》深刻的悲剧意义也正是在这重重的人网之中得以昭显。”“虎妞的情感纠葛与共同生活，对祥子来说是一场难以忍受的灾难”、对于夏太太描写笔墨不多，但它却是是祥子堕落进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棋子。“夏太“瘦猴”夏先生不能满足自己的情欲下，把目光转向了祥子，她辞退了碍眼的女仆，千方百计勾引上了祥子。结果是这个‘年轻而美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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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妞’使祥子染上了性病，‘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相对虎妞、小福子而言，夏太太更象一个‘影子’人物，她进一步加深了祥子对个人情感生活的绝望。如果说虎妞有时还给祥子一点点家的温暖，小福子更带来一些微薄的希望的话，夏太太则象征的是城市文明那无边的黑暗和冷酷。‘所以祥子就更加怕她，仿佛她身上带着他所尝过的一切女性的厉害与毒恶。’这黑暗是如此的无边无际，祥子没有办法躲避，所以最终只有在黑暗中堕落。”用老马和二强子是家破人亡的凄惨结局来展示城市车夫生涯的缩影，“这些次要人物从更多的侧面展示出祥子所生活的世界，用他们的不幸说明祥子即使自己有车，甚至永远有车，也改变不了车夫的悲惨命运，从而更加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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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托出祥子的悲剧。” 3.对《骆驼祥子》与《正红旗下》中民俗描写的研究。

老舍先生对自己民族有一种切肤之爱，对于晚清旗人民风民俗，他是既怀着一种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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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心情，又怀着一种痛惜的心情在审视着这一切。赵志忠在这问题上研究的比较深入：“八旗制度到了清末已经有点变样了，正如老舍所说‘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时代不同了，昔日的辉煌已经代表不了现实。清末满族人在八旗制度的束缚下已经很难生活下去了。”其中对于满族社会生活骑射有关的习俗很、服饰习俗中的辫子、旗袍以及育儿请安、礼节和规矩习俗都有详细的论述。刘明新认为满族习俗文化具有宣泄和平衡功能、娱乐和审美功能、教化和标识功能。毫无疑问是对满族习俗文化在满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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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功用的肯定，但却对这种文化导致的文化堕落萎靡影响少有论述。

在旗人社会的变迁及尤其对晚清旗人社会衰败的论述方面张福记研究【10】的可谓全面、清晰。“清末民初，北京的旗人社会发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旗人生活的贫困化，社会地位的平民化，从事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八旗兵的近代化变革等几个方面。”在历史的无情过程中，旗人养成的优厚心理与一步步养成堕落习惯的历史社会根源。这篇论文论点明晰，事例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底。另外何馨桐对老舍笔下旗人形象的研究【11】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老舍对本民族文化既批判又眷恋的矛盾情感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陈晶华在其论文中，首先阐述了遗民史的流变以及晚清遗民的界定；其次，从晚清遗民外部生存空间和自身活动及心态两个方面，论述了晚清遗民的独特性；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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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影响﹑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晚清遗民的社会影响。分析论述与引证较为权威，但忽略了晚清下层民众的堕落文化形态。在《老舍作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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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描写及文化评价》中论述者逐步论述了老舍笔下的民俗描写包括：饮食文化，娱乐文化、交际文化。在谈到饮食文化时论述到，“‘食’并不仅仅是人的生理需要和生理满足，“食之美”也并不以肴馔的丰足与高档为惟一的标准，而成为一种由艺术创造活动所激发的美感享受和精神的愉悦满足。”在论及娱乐文化时指出“玩”不仅是人们处理闲暇的一种方式，还与古老的北平文化有关。北平城市经济发展的脚步一直较为迟缓，出于职业需要的工作时间与消闲娱乐的闲暇时间分界甚微，并无二致，这就为广大市民追求享乐的人生提供了丰饶乐土。并指出北平人的“玩”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娱乐的大众性。北平人的“玩”，并不依赖较高的物质水平，大都属于传统的；二是娱乐的自娱性。作者似乎没有看到老北京的饮食与娱乐文化的消极意义。在谈到交际文化时说到“老舍在其作品中，更多的揭示了北平人情往来中繁缛虚浮的一面”，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是合情合理的。

梁青冶对于《正红旗下》中人物分析的较为全面，身上有美好品质的“我”母亲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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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美好形象。特别在母亲身上，作者更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另外大姐婆婆身上沾染了某些破落户的特质。“我”大舅、大姐公公、大姐夫、定大爷等一批男性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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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清王朝走向没落的缩影。对这些人包括多老大、洋牧师这些败类的分析都恰到好处。较之前述诸位论者李乔在其论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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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看清末旗人的阿Q心理》中对晚清旗人精神上的“衰颓之状，即病态心理”入微，并且认为“不妨说《正红旗下》是一部清末旗人的心理史。”透彻的写出了这些病态心理有很大成分是整个旗人群体的群体意识，有些心理则只表现在某些旗人当中。并且认为而认清旗人的病态心理与整个旧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关系，这些观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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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作者相当深刻且独到的见解。相近的论文还有刘明的《老舍<正红旗下>新论》谈到北京文化及其危害，它使人们看到，庸俗的生活方式是怎样腐蚀了人的灵魂，束缚了人们的天性；长期的规范束缚使市民们麻木愚昧并自觉吞蚀着被异化的苦果。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沉沦。他们的才智、生命，就耗费在庸俗无聊上。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和生命的价值!作品通过这些无事的悲剧和无聊的生命深刻地提示了庸俗败露的北京文化是怎样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把民族引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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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深渊。》冯卫东《<正红旗下>的文化研究》，这篇论文认为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不仅充分反映了从戊戍变法到义和团运动这一纷乱历史时期内满族文化在北京的衰败景象，同时笔触又伸向历史的纵深，揭示了满族文化的兴衰演变及其发展趋向，展现了祖国多民族文化的无比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民族文化更深层次上，对以八旗子弟为代表的满族文化心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典型的描绘，强烈地表现了老舍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忧民精神，寄寓了老舍对民族精神与性格的深邃思考；在满族文化与汉文化、西方文化的双重冲突中，构筑起了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学殿堂。分析了满族文化结构的裂变的原因是与其文化保护主义的病态幻想息息相关的。给实际上处于劣势的民族文化罩上了“高贵”的光环，王朝统治者的专制欲望与自保意识趁机得以滋长，民族文化由此而失去了自觉与新生的希望。《正红旗下》以大量的篇幅，用饱蘸热血的对比手法，对京旗生计的幕幕凄景子以了全景式的重彩描绘，倾注了无尽的婉讽哀楚，宛若一部表现悲枪忧患主题的交响音画，充分地展现了京旗子弟因文化的幻灭而遭受的不幸与痛苦。指出老舍先生通过贫富双重悲剧是生活的描写，表达了他深深的痛惜。该文对满族文化充满了荒谬性的历史悲剧进行了独到的感悟描绘和爱憎评判。并从几点具体分析：畸形变态礼仪:民族共忏悔的忧患意识，驱使老舍将笔触切入民族灵魂的深层，以探求民族优秀品质何以泯灭的根源；宗教；语言；生存方式开始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迈进了全面腐朽堕落乃至彻底分化的阶段。他们身不由己地充当了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殉葬品。

老舍的生命不能说是是漫长的，他本可以有更长时间的创作，为我们留下更多更经典的作品，给世人留下更多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新时期的老舍研究由于大批研究者的扎实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惊喜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亟待解决。首先是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造成了我们的研究在整体上难有重大突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层面切入去研究老舍，而忘记了他与众多现代作家一样，生活在政治生活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如果不把他放人到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革命生活中去研究，就不可能更深人地认识其文化建构的艰难、意义和价值内涵。其次。对老舍单部作品研究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其作品之间横向比较研究的进程却较缓慢，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方面的研究也一定会取的较大成就，来丰富老舍研究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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