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礼仪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所谓礼仪，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区域划分、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它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的庞大的概念。直到近代以后，礼仪的范畴才逐渐缩小，现在则一般只有礼节和仪式的意思。本章所述礼仪制度，基本上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依照“吉、嘉、宾、军、凶”五礼，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但对有些内容作了适当的调整、删节或压缩。
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应当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一页的时候，礼仪就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了。荀子说过，“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
本”（《荀子·礼论》）。礼仪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郭沫若说：“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从考古资料来看，在辽宁喀左发现的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大型的祭坛、神庙、积石冢等，是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场所；有裸体怀孕的妇女陶塑像，可能是受先民膜拜的生育女神。更早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虫身图像，墓葬中死者头颅西向而卧，也都透露出远古时代礼仪制度的若干信息。在古代文献方面，有“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的说法。(1)实际上，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真正比较完备、系统的是西周的礼制。周以前的礼仪制度，由于材料匮乏，文献不足，已经难以详考了。
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
《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在汉以后二千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因此被称为“礼经”。今天，要研究探讨古代主要适用于贵族的礼制，“三礼”仍然是最重要的书。虽然对它们的思想倾向评价不同，它们的论述中有不少只是出于后世儒家的理想，但它们在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影响的。 长期以来，由于礼学家们各宗不同的学术派别，对古代文献各有不同的理解，加之历代当权派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文化背景，他们制定的礼仪制度常有前后矛盾抵触的情况。本章尽可能避开枯燥的论证和繁琐的考据，尽量少介入各家的争执，而把重点放在礼制的沿革演变上。至于五礼以下的节目分类，大体依照清代学者秦蕙田《五礼通考》的编排。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09:37 回复此发言 2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一节 吉 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只、人鬼的祭祀典礼。《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吉礼用以“事邦国之鬼神示（只）”，是祝祈福祥之礼。主要内容有： ——祀昊天上帝； ——祀日月星辰； ——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上是祭天神。 ——祭社稷、五帝、五岳； ——祭山林川泽； ——祭四方百物，即诸小神；以上是祭地只。
——祫祭先王、先祖；
——禘祭先王、先祖；
——春祠、夏禴（礿）、秋尝、冬烝，享祭先王、先祖；以上是祭人鬼。
后代从这三类祭祀中又衍生出许多项目，这里列为天、地、宗庙、其他四类，分别加以介绍。
一、祀 天
古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已有祭天的典礼，称为“类”。在殷商甲骨文中，天神是“帝”，或称“上帝”，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有日、月、风、雨等作为臣工使者。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作为祭品，耗费大量的财富。到了周代，“天”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上帝”、“帝”。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周王又有了“天子”的称谓。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殷周以来，对天帝的称呼也日趋繁化，名目错出，有：帝、上帝、天、皇天、昊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维皇上帝，等等，指的都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
天本来只有一个，但是到了汉代谶纬之书风行以后，便出现了“六天”之说。据说，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之室，北辰（北极星）名耀魄宝，即为天帝，一名“太一”，是“天神之最尊贵者”。(2)在太微宫中，则有五个星位，即为五方天帝。五帝是“五行精气之神”，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所感生，舜是黄帝所感生，禹是白帝所感生，汤是黑帝所感生，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帝王祭天当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五行、五方帝又与五方、五色、四季、五人神、五人帝等一一相配，构成了我国古代祭天大典的基本网络。
1.圜丘祀天
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秦代祭天的有关资料甚少，只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礼。秦以冬十月为岁首，郊祀就在十月举行。 汉高祖祭祀天地都由祠官负责。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在长安城外昆明故渠之南建圜丘。翌年春正月上辛日（第一个辛日）祭天，同祭五方上帝。这是汉代南郊祭天之始。后汉在洛阳城南建圜丘，坛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天地之位，下层分设五帝之位，坛外有两重围墙，叫做“壝（Wãi）”。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02 回复此发言 3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南北朝时郊祀制度也有一些变革。一是少数民族政权祭天虽采汉制，但常有民族传统礼仪掺入。二是梁代南北郊祭天地社稷、宗庙，都不用牺牲，而用果蔬，据说是“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三是圜丘坛外建造屋宇，作为更衣、憩息之所。旧制全用临时性的帷帐，南齐武帝永明二年（483年）始用瓦屋。 隋唐圜丘制度与东汉相似。隋代将祭祀昊天上帝、日、月、皇地只、神州社稷、宗庙定为大祀，祭星辰、五祀、四望等定为中祀，祭司命、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等定为小祀。唐代祀天一年四次。 宋代圜丘合祀天地后，要在皇城门楼上举行特赦仪式，赦免囚徒；改日，要到景灵宫祖宗神像前行“恭谢礼”。 辽代祭天礼与祭山礼同时举行，在祭祀契丹族先祖所居住的木叶山（今辽宁西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时，设天神、地只之位。金初每年五月初五、七月十五、九月九日行拜天礼。金世宗大定后才有较完备的南郊圜丘祀天之礼。 元初有蒙古民族的拜天礼。宪宗时曾在日月山拜天，且合祭昊天后土。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时才在大都（今北京）丽正门东南七里处建祭天台。成宗大德时建圜丘，南郊祀天。 洪武十年（1377年），改变圜丘礼制，定每年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建大祀殿，以圜形大屋覆盖祭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正阳门南按南京规制营建大祀殿，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改变天地合祀制度，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世祖（顺治）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古建筑群。它包括圜丘、大享殿、皇穹宇、皇极殿、斋宫、井亭、宰牲亭等。清人祭天除采用汉制外，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谒庙”之礼，入关后改称“祭堂子”。 2.祈谷、大雩（yú）与明堂 (1)祈谷 《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郑玄认为，这就是“上辛郊祭天”，即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天。信从郑说者就以这一天为郊祀日。两汉迄于魏晋，多于正月南郊祭天，就是将圜丘、祈谷混为一谈。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确认祈谷与祀天是两回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区分。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及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所定礼制都有祈谷礼，仪式与圜丘祀天大致相同。明初无祈谷之祭，嘉靖十年（1531年），定孟春上辛在大祀殿行祈谷礼。后祈谷之祭改在惊蛰之日举行，礼仪规格略小于大祀，不设从祀坛位，不行燔柴。清祈谷礼仿明制，乾隆时，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以合祈谷之义。
(2)大雩 是求雨之祭，在无风旱灾害发生时是例行之祭，于仲夏举行；在大旱发生时则无论夏秋，随时举行。隋唐时，孟夏之月在圜丘行雩礼，如遇旱灾，则另有祈太庙、祈太社、祈五岳山川海渎于北郊等祭礼。如久雨，则禜祭于国门。宋代，例行的雩祭在圜丘之左雩坛举行，遇干旱别有祈雨、祷雨种种祭仪。金、元无雩礼，遇干旱祷雨于宗庙、社稷，或在北郊望祭岳镇海渎。明嘉靖时在圜丘坛外泰元门东侧建雩坛，行大雪礼。清代在圜匠雩祀祷雨。乾隆后设例行的常雩之祭，遇干旱则大雩行礼。常雩初在立夏，嘉庆后改在立夏后择吉日举行。
(3)明堂 《礼记·月令》说它是季秋之月大享天帝的地方，大享是报答天帝的恩佑，把收获的新谷及牲畜进献给天帝。一说明堂是祭祀祖宗或者是天子布政的地方；也有人认为明堂、太庙、灵台、辟雍、路寝等都是一回事，名异而实同。
汉代始建明堂的是武帝。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在长安城南建造了明堂、辟雍等。这个建筑遗址已经发掘，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礼学家对明堂的认识。由于对明堂制度争议太大，南北朝时明堂祭祀就各行其是了；而隋朝直到灭亡都没有就明堂的构建争吵出个结果来。唐代武则天掌权后在东都洛阳毁乾元殿兴建明堂，垂拱四年（688年）建成，是一个三层的圆亭形建筑，武后下令改称“万象神宫”，多次在这里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几年后一场大火烧掉了神宫，武后又下令重建，号称“通天宫”。建成后，武后改元“万岁通天”，以示庆贺。武氏举行大享礼，受群臣朝贺，并于四时孟月及季夏行告朔之礼。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也在明堂行大享礼，合祭天地；次年返西京，才改为季秋在圜丘大享行礼。玄宗开元时，东都明堂恢复乾元殿
旧名，并拆除上层，缩小规模。玄宗到洛阳，常于元旦、冬至在此殿受朝贺。北宋仁宗时以大庆殿为明堂。南宋初明堂祭祀规模较小，只祭天地祖宗四位，绍兴四年（1134年）起才逐渐增设从祀神位；十年（1140年）制定明堂仪注，大致同郊祀礼。明初无明堂之制，季秋大享礼在南郊大祀殿举行。嘉靖时始议明堂之礼，先将原来的道士之宫元极宝殿充作明堂，行大享之礼；后又在大祀殿旧址改建大享殿。清初沿用明制，正月上辛在大享殿合祀天地，并以祖宗配祀，认为大享合祀之礼即是明堂制度。乾隆十六年（1751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专行祈谷之礼，而大享为季秋报祀，把两种祀典区别开来，改正了大享殿即明堂的旧认识。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02 回复此发言 4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3.五帝 《周礼·春官·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的说法，“兆”即设坛而祭；《礼记·月令》将一年四季与五人帝、五人神、五方相配，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有迎气祭五帝的礼仪。五帝之祭各依方位与颜色，就连祭器、祭品也要与之一一相应。 史书记载祭祀五帝，见于春秋初期的秦国。秦襄公作为周天子的诸侯居于西陲，因西方为少皞之神所主，便作 西畤（祭坛），祭白帝。后来，随着秦的国力增强，又先后建造了祭祀青帝的密畤，祭祀黄帝的上畤，祭祀炎帝的下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保留着对这四畤的祭祀，每次用驹四匹，木偶栾车一驷，木偶车马一驷，各按方位变更颜色，瘗埋为祭，不用俎豆等祭品。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又增建北畤，祭祀黑帝。汉文帝时，在渭阳修建了五帝庙，由皇帝亲祭，这是五帝的正祭。五时迎气之祭，都在郊外举行，所以也称为“五郊”。西汉平帝元始时已有迎气之礼。东汉永平二年（59年），重定礼制，后代基本沿用。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立秋前十八日，迎黄灵于邑旁中央之地，祭黄帝后土；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这是皇家迎气之礼。地方郡县只行迎春礼。后来，又有在城外塑造青色土牛两头，并塑有耕夫、犁具的习俗，迎春礼就在青牛旁举行，后世年画常有“春牛图”，即源出于此。明太祖只祀昊天上帝，从祀之位不列五帝，也不举行五时迎气之礼。只有迎春出土牛，还保留了五郊之礼的部分内容。清代沿用明制，也没有五帝之祭。
4.日月
相传古代帝王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一说月坛）。日坛称为“王宫”，也称“大明”，月坛称为“夜明”；祭日在春分之朝，祭月在秋分之夕；祭日于东，祭月于西，这是日月的正祭。另外，郊祀天地常以日月从祀；诸侯觐见天子之礼要到南门拜日，北门拜月；祈年、禜（yíng）祭等也都要祭日月。
秦始皇东游海上祭祀八神，祭日于成山（今山东成山角），祭月于莱山（今山东掖县一带）。其在雍城则另有日月祠举行祭祀。汉初，诸多的神祠中有“东君祠”，祭的就是日神。武帝时在太一坛祭日月，黎明之时皇帝走出用竹子建造的祠宫——竹宫，向东方拜揖行礼；夜晚向西方拜揖行礼，即“朝日”、“夕月”之礼。尔后，懒散从简，就在宫殿的庭院中行礼。平帝时，王莽改祭礼，仍在合祭天地之日，黎明东向拜日行“朝日”礼，夜晚西向拜月行“夕月”礼。至魏晋南北朝时，才逐渐确定为春分东郊朝日，秋分西郊夕月的礼仪。唐以后祭日月礼仪与圜丘祀天相似，但一般规格为中祀，偶然也有作为大祀的。明初在南京建日月祭坛，迁都后在北京朝阳门外建日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亲自祭日，余则皆由文臣代祀。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戌之年时，皇帝亲自祭月，余则由武臣代祀。清代朝日、夕月之礼与明制相同。今日坛、月坛遗址仍在，为光绪年间改建。
5.星辰
星辰之祭主要是五星、二十八宿。五星是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填）星；二十八宿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祭星也泛指众多的星象之神，祭祀天地时从祀的星神数以百计，较大的有《周礼》所说的司命、司中、司民、司禄。注释家说司命主老幼，司中主灾咎，司民主户口，司禄主赏功。 秦时雍城有许多祭祀星辰的庙。据《史记·封禅书》载有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及许多不见名数所出的小神，“百有余庙”。又有寿星祠，祭南极老人星，主福寿。汉高祖时又下令在全国设灵星祠，传说是主稼穑农事之神。隋代定星辰之祭为中祀，祭司中司命及诸星为小祀；在国都西北郊有祭祀司中、司命、司禄的坛位，于立冬后的亥日行祭礼。唐因隋制，并在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玄宗时又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下令每年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在司天台祭星。明洪武四年（1371年），为祭祀周天星辰特辟专殿，设10坛，祭仪如朝日仪。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02 回复此发言 5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上古时，人们又把天上的星宿同地上的州、国疆域相互联系，说某星是某某州国的分野，这个地域或国家就要祭祀相应的分野之星。 属于星辰之祀的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神，这里择要简介如下： (1)风师、雨师 《周礼》郑玄注说箕星为风师，毕星为雨师。但异说很多，在屈原赋里，风伯叫飞廉；《左传》说雨师是共工之子玄冥，还有屏翳为雨师的说法。风师、雨师，自秦汉到明清除大祭天地为从祀外，都单独有祠庙。汉代起还祭祀云神、雷公（神）等，通常为小祀，偶有列为中祀的。 (2)太岁月将 太岁本是古人设想的一颗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星，星占术士认为它的方位与战争胜负、土木兴建、谷物收获丰歉有很大关系，但周秦到宋，历朝都没有祭祀太岁的记载。最早祭太岁的是元朝，尔后，明、清两代沿袭其制。
元朝祭太岁，始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后，在司天台与太阳、火星、土星等同祭。明嘉靖时，别建太岁坛（仍在天坛之西、先农坛东北、山川坛内）。
四、其他祭祀
我国古代祭祀项目甚多，各种神鬼难计其数，这里只能将历朝列入国家祀典的比较重要的祭祀择要作些简介。
1.祀先代帝王
《礼记·曲礼》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对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如帝喾、尧、舜、禹、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等，都要举行崇祀。后来，受祭享的先代帝王人数越来越多。
秦始皇在巡游天下、经过名山大川时，曾经祭祀先代帝王。他到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为相传虞舜死后葬于九嶷。他到会稽，会稽有大禹陵墓，于是祭祀大禹。后来历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自汉代起，开始为先代帝王维修或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光武帝时，皇宫中有古代圣贤帝、后画像，不过那大概还不是用于祭奠行礼的。
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诸帝，并且在先代帝王始创基业的肇迹之地分别建置庙宇，以时祭祀。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择历朝名臣能始终保守节义者从祀。清代沿用此庙，初祀三皇、五帝等。后又改变原则，“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3)对于先代帝王的陵寝，清代祀典规定祭祀三皇、五帝以下数十处，春、秋二季仲月致祭，或在陵寝筑坛而祭，或在当地享殿行礼。凡皇帝巡游，途经先代帝王陵庙，皆有祭享之礼。清统治者特别对明代诸帝陵墓，更是优礼有加。这显然是出于缓和满
汉民族矛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2.祀先圣先师 祭祀先圣先师是立学之礼，礼经并未实举其人。汉魏以后，逐渐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者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代确定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从此以后不再变更。对于孔、颜，历代帝王益封爵，赠谥号，直至用天子之礼乐优加尊崇，祭祀典礼极为隆重。 《礼记》所载立学祀典，不过“释奠”、“释币”、“释菜”三项。“释币”，即有事之前的告祭，以币（帛）奠享，这不是常行之礼。“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礼仪。唐、宋以后一般只用“释奠”礼，既作为学礼，也是祭孔礼，仪式则日趋繁琐。 祭孔始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当时孔子的地位并不高；汉平帝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学校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始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南北朝时，太学内已立有宣尼庙，祭祀时设轩悬之乐，用六佾之舞，牲牢器具，依上公之例。每年春、秋二仲月，行释奠之礼；每月初一，国子祭酒率博士以下及学生拜孔揖颜。各地郡学也都立有孔、颜之庙。唐宋以后孔子封爵加至“大成至圣文宣王”，从祀弟子、贤人封为公、侯。元代世祖时虽有一时贬黜孔子及儒家的举动，但成宗即位后立刻恢复尊孔。直到明朝嘉靖时，世宗才废除所封孔子王号，取消了塑像，降低了原用天子之礼的祀典规格，称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即建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拜之礼。雍正四年（1726年），又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全体官民军士斋戒一日。在孔子故里（曲阜阙里），春、秋祭祀与太学相同，其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也都以北京太学为准式。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02 回复此发言 6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祭孔礼仪在文庙举行。唐玄宗又为姜太公师尚父立武庙，肃宗又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其祭祀礼仪与祭孔类似。至明初，由于明太祖的反对，武成庙才被废止。 宋代又有算学先师之祭。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立黄帝为算学先师，但典仪规格较低。 3.藉田与享祀先农之礼 《礼记》有“天子为籍千亩”，“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盛”的记载。(4)藉或作“籍”、“藉”。藉礼，就是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的礼仪。农神，也称“田祖”，又称为“先啬”，汉以后通称“先农”，认为就是教民耕作的神农氏。藉田在春天举行。 藉田礼为历代帝王所遵循，而且仪式日趋繁复。南北朝时，在先农坛北建御耕坛，围以青幕，供皇帝观看农夫耕种藉田情形之用。宋以后就直称“观耕台”。 明、清时的先农坛都在正阳门外，为一成方坛，东南方 有观耕台，藉田时才加以陈设，附近又有神仓等建筑。今仍有若干古建筑保存。 藉田、祀先农是古礼之孑遗，本有重农、劝耕的良好意愿，但历代帝王的亲耕藉田，表现与宣传个人的意味太重，难怪就连有的皇帝自己也说，藉田是“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晋书·礼志》） 4.亲桑与享祀先蚕之礼 天子藉田，王后就去采桑养蚕。礼经有仲春“后率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的记载，亲桑、享先蚕之礼就是据这项活动而制定的。(5) 史书记载，汉代已有此礼仪，皇后率领公、卿、列侯夫人到东郊苑中采桑，并以中牢羊、豕祭祀蚕神——苑窊（wā）妇人和寓氏公主。当时，宫中蚕室养蚕在千薄以上（薄是养蚕的竹帘），蚕丝由织室纺织，用作祭服。魏晋以后，亲桑礼与藉田亲耕礼比附，遂相应地建造了先蚕坛，又有皇后“采桑坛”。
明嘉靖十年（1531年）在西苑（今北海公园）新建先蚕坛，废去北郊安定门外的旧坛。实际上，当时亲蚕礼只举行过几次，嘉靖十六年起干脆明令作罢。清代的先蚕坛在西苑东北角（今北海公园后门一带），并有观桑台、亲蚕殿、先蚕神殿等建筑，但皇后很少亲自莅临，常派嫔妃或官员代祀。
历代所祀蚕神各有不同。后齐曾祀黄帝轩辕氏为先蚕，后周又以黄帝之妃西陵氏为先蚕。西陵氏名嫘祖，后代民间养蚕，多祭嫘祖为蚕神。另有一说，房星天驷为先蚕。因此，祀先蚕也有祭天驷星的。
5.享先医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将三皇定为先医，令天下郡县加以祭祀。明、清沿用其制，皆在皇宫内太医院设殿享祀。每年仲春上甲日由皇帝遣官或太医院正官主祭，全体医官陪祀。
6.五祀
五祀指祭祀门、户、井、灶、中溜，也有作户、灶、中溜、门、行的。五祀与五行、四季、五脏等搭配，春祀户；夏祀灶；季夏之月（六月）祀中溜，中溜即中室；秋祀门；祭井也在冬季。汉魏时，都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之月“腊五祀”，总祭一次。
唐、宋、元时又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中溜、国门、国行、泰厉、户、灶。这里的“司命”，不是星辰，而是宫中小神，相传主督察人的年寿、行为、善恶。泰厉是无人祭奠的野鬼，主杀害。明、清两代仍祭五祀，岁终在太庙西庑下合祭。清康熙以后，罢去门、户、中溜、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这就同民间长期流传的灶王爷（灶神）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了。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的习俗。
7.高禖（mãi）
高禖是乞子之祀。《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玄鸟就是燕子。《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代相传，简狄吞鸟卵，而生契。契是商民族的始祖。高禖是求子之祭，在玄鸟由南方北归之日举行，可能与
此故事有关。一说高禖之神是女娲。清代学者王引之认为，“高”是“郊”的假借字，所以祭于郊外。看来，高禖是远古妇女乞求生育之祭的延续和发展。 高禖之祭，设坛于南郊，后妃率九嫔等参加。 高禖之祭始见于《汉书·武五子传》。汉武帝年二十九始得太子（戾太子），乃“为立禖”。魏晋南北朝，各国皆有高禖之祭，但直至唐、宋时才依照礼经制定了礼仪。宋代高禖坛，以青帝为高禖，于春分之日行礼。金代高禖祀青帝，在皇城之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正位祭的是昊天上帝，台下才设高禖神位。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02 回复此发言 7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清代无“高禖”之祀，而有“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之祭，又称“换索”，据说主要目的是保婴。司祝歌祷辞云：“聚九家之彩线，树柳枝以牵绳，举扬神箭，以祈福佑，以致敬诚。某年生小子，绥以多福„„。”（《清史稿·礼四》）这是满族的传统习俗。 8.傩 傩（nuó）是驱除疾疫之礼，《周礼·夏官》有“方相氏”，蒙熊皮，以黄金为四目，著玄衣朱裳，执戈扬盾， 率百隶而于季春、仲秋、季冬三时为傩礼，索室驱疫。东汉时，傩礼在腊日前一天举行，也称为逐疫。 9.蜡腊 蜡（Zhà）、腊本是两种祭祀，蜡祭百神，为报答一年来恩佑之功；腊，原写作“腊”，祭先祖、五祀。有人认为这是同日异祭（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有人则认为是同祭异名（汉蔡邕《独断》）。按《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祭八神都是与稼穑年成有关的神。腊祭则是用狩猎获取的禽兽祭享祖先。虽然两种祭祀起初并非一事，大概因为它们都是岁末的合祭，后来便混为一谈了。 史书记腊祭，始见于《左传》。虞君不听宫之奇劝谏，假道晋军伐虢，宫之奇叹曰：“虞不腊矣！”时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史记》记秦惠文王十二年（前326年）初行腊祭。秦始皇信从歌谣之言，腊祭更名为“嘉平”。汉代仍改为腊，祭祀宗庙、五祀、百神，慰劳农夫，大飨燕饮。后蔡邕又有“五帝，腊祖之别名”的说法，因而各朝都依五行相代理论选择腊祭之日。 北周时，腊祭又称蜡祭，于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等。 隋初沿用周制，定孟冬下亥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下诏，停止原行蜡祭，改为十二月举行腊祭。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定蜡腊之礼，于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卯日祭社稷于社宫，辰日腊享于太庙。祭礼同圜丘祭祀。 宋代以十二月戌日为腊日，建蜡百神坛，同日祭社稷，享宗庙。神宗元丰时又改为腊祭前一天蜡祭百神，四郊建四坛，各祭其方之神。南宋绍兴时定蜡东方、西方为大祀，蜡南方、北方为中礼。元、明后，国家祀典已无蜡腊之祭，但地方州府或有“八蜡庙”，蜡腊之祭仍在民间举行。 历代礼书“吉礼”事项最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周密而庞大的神鬼体系，几乎可以说无处不有神鬼，无物不有神鬼，这里所介绍的，仅是纳入国家祀典的、比较重要的神鬼祭祀。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02 回复此发言 8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二节 嘉 礼
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周礼》说，嘉礼是用以“亲万民”的，主要内容有：
——饮食之礼；
——婚、冠之礼；
——宾射之礼；
——飨燕之礼；
——脤（shân，社稷祭肉）膰（fán，宗庙祭肉）之礼；
——贺庆之礼；
在等级制度下，无论什么礼仪，都随地位的尊卑贵贱而有仪节繁简多寡的不同，不可能对“万民”一视同仁。《周礼》所说的嘉礼的几项内容，后代也有不少变化，这里从飨燕饮食、冠、射、乡饮酒、养老优老、帝王庆贺等七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飨燕饮食之礼
1.飨燕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上古时，飨、燕是有区别的。飨礼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但并不真吃真喝，牛牲“半解其体”，并不分割成小块；献酒爵数有一定之规。燕礼在寝宫举行，烹狗而食，主宾献酒行礼后即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所以，有人说：“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6)飨礼规模宏大，有一定之规，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
燕礼当然也有一定的礼仪规范，但重点是吃喝。燕，就是“宴”，二字是通假字。
秦、汉以后，飨、燕之礼很少有人完全照搬礼经的规定去做了，但历朝天子宴群臣，犹有旧礼遗风。汉、魏时
元旦（大年初一）朝会、晋时冬至小会以及唐代圣诞（皇帝诞辰）朝贺之后，都有筵宴，称为“大宴”。其他节日，如立春、上元、寒食、上巳（三月三）、四月八日（浴佛节）、端午、七夕、中秋、重九等，皇帝也常赐宴，称为“节宴”，宋代称为“曲宴”。另外，国家有大庆、大礼、事功告成及宫室落成等，也多设宴庆贺。两汉大宴仪注，只散见史书中，已无完整程式的记载。唐《开元礼》才有大宴的详细仪注。大宴气氛一般比较严肃。节宴（曲宴）则比较轻松活泼，通常不在正殿，而在园林楼阁举行。唐玄宗时，还有宴会中从楼上撒金钱，让百官在楼下争抢的作法。五代时，又有臣子捐交“买宴钱”，请皇帝赐宴的。这也是一时的风气。
明代宴会分大宴、中宴、常宴、小宴。大祀天地后之次日、正旦（正月初一）、冬至及万寿节（皇帝诞辰）为大宴。大宴行酒九爵，中宴七爵，常宴三、五爵。宣德后，对级别较低，不参加大宴的官员、监生发给钱钞。清代初期大宴食用烤肉，牲酒，由各亲王、世子、郡王等进献。宴乐则杂用汉古乐、蒙古乐歌、满舞，后亦逐渐汉化。
2.饮食之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这里说的“饮食”也是宴饮，通常专指宗族之内的“宴饫（yù）”，而不是日常家居的饮食。族宴，指宗族兄弟合族宴饮，大抵有两种，一种是逢祭而宴，一种是以时而宴。
二、冠礼（笄礼）
冠礼是成人礼，是给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在氏族社会，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要参加一种“成丁礼”，这样才能成为自己部落的正式成员，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冠礼应当是从这种“成丁礼”演变而来的。《礼记·冠义》说，冠礼是“成人之道也”，“将责成人礼焉也”，要按照“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四个方面的礼的规范加以约束，使之成为具有“孝、悌、忠、顺”完美品德的人。礼经中只存《仪礼·士冠礼》。
“男子二十而冠”，冠礼要为冠者加三种形式的冠：一种叫缁布冠，以黑麻布制作；一种叫皮弁，以白鹿皮制作；一种叫爵弁，也称玄冠，以赤而微黑的细麻布制作。缁布冠只在冠礼上使用一次，易服换上玄冠后即废弃不用。据说，那是太古之制，冠礼首先加缁布冠，表示不忘本初。礼仪完毕，要由宾为冠者取“字”。宾、主、冠者都站在堂下阶前，宾致辞道：“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仪礼·士冠礼》）如果不是长子，则依行第以仲、叔、季等命字。命字以后，名只用于自称，除了君王、父祖，别人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以字称呼。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26 回复此发言 9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上述冠礼指“士冠礼”，天子、诸侯的冠礼，古籍各说不一，难以考定。如加冠年龄，就有“十二岁说”（《左传·襄公九年》）、“十五岁说”（《通典·嘉礼》）、“十九岁说”（《荀子·大略》）等。据《大戴礼记》等书所述，其与士冠礼的主要不同是加四冠，即“三加”之外又有“玄冕”。这是一种顶上有一块前圆后方的冕板（綖，yán）、前后带旒的冠。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王嬴政九年（前238年）， “王冠，带剑”，当时，嬴政已21岁。 汉代皇帝冠礼称为“加元服”。“元”即首，冠是首之所著，所以称“元服”。皇帝的四种冠是缁布冠（后汉改为“进贤冠”）、爵弁、武弁、通天冠，通常在正月甲子或丙子吉日举行。士庶冠礼较简单，据何休所制冠仪，大致参用《仪礼·士冠礼》仪式，但是只加一冠，还简化了程式。 魏、晋时，皇帝的冠礼，也只用“一加”，皇太子用“再加”，王公、世子才用“三加”。皇帝的冠礼在正殿举行，而且开始用音乐伴奏。北魏时，孝明帝为加冠而改元，这一年改为“正光元年”（520年）。后齐皇帝加冠，还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泽，用币告祭宗庙。这一制度也为后代帝王沿用。
唐代皇帝的冠礼只加一冕（衮冕）；皇太子、亲王等仍用“三加”（缁布冠、远游冠、衮冕）。宋代《政和五礼新仪》定“庶人子冠仪”为“二加”，一帽，一折上巾。但司马光《书仪》里的冠仪，仍用“三加”，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
明代皇帝仍为“一加”。皇太子“三加”，为翼善冠、皮弁、冕旒。庶人冠礼仍与《书仪》冠仪相同。清人没有冠礼。
笄礼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女子在15岁许嫁之时举行笄礼，结发加笄，也要取“字”。结发是将头发梳成发髻，盘在头顶，以区别童年时代的发式。礼经中并无笄礼详文。梁代贺瑒说，笄礼由主妇为笄者结发著笄，由女宾以酒醴礼之。女子到了20岁，虽然还未许嫁，这时也要举行笄礼，表示今后要以成人相待。
《宋史·礼志》对公主笄礼有较详叙述，其礼大体依据男子冠礼演变而来。笄礼始加冠笄，再加为冠朶，三加为九翚（huī，山雉）四凤冠，笄礼在宫中殿庭举行，皇帝亲临。祝辞及取字之辞也都套用男子冠礼。礼毕，公主拜见君父，聆听训辞：“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不骄，毋诐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然后，笄者再接受皇后、妃嫔的祝贺。
笄礼至明代即废而不用。民间女子婚嫁时将头发挽束成髻，用簪子固定，与婚前发式明显不同。这也算保留了些许笄礼遗风。
三、射 礼
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礼；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
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礼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 大射前燕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请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 《史记》、《汉书》皆不记宫廷有大射之礼。《通典·军礼》记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与诸儒于石渠阁讲论经义，议及大射礼与乡射礼用乐之区别。《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二年（59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这是史书始见记大射之礼。 两汉时，军队中别有一套秋射比试之法。东晋咸康时，庾亮曾依据礼经制定乡射之礼。后齐的射礼，史籍记载较详，每年三月三日及季秋举行，季秋为大射，在专设的“射所”行礼。三月三日射礼规模较小。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26 回复此发言 10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唐代在射宫举行射礼，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两次，射礼基本上照礼经制定，但必由皇帝初射，群官射中者有赏赐。开元初，有人奏告射礼“耗国损人”，“既不观德，又未足威边”，曾一度取消。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玄宗又以“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为理由，恢复秋季大射。（《通典·军礼》）但仍未能持久。五代时亦未见有射礼举行。 北宋大体沿用唐代制度，南迁后即未见记载。辽、金、元各有其俗，射法与中原古制不同。明太祖比较重视射礼，洪武三年（1370）举行大射礼。他认为，只由武夫弯弓习射而文士不解弧矢之道，是不对的，下令太学及郡县学生都要学习射箭。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并未长期执行。《明集礼》所载“射仪”，较礼经规定减省许多程式，参加者还包括“各官员子弟”及“士民俊秀者”。
清代射礼在大阅及秋狝（xiǎn）(7)时举行。康熙十二年（1673年），阅兵南苑，树侯而射。康熙帝亲射五矢，箭箭中的；驱驰而射，一发又中，遂传为佳话。这也可以看到清初对骑射军训的重视，而后世八旗子弟之散漫怠惰，不知习武骑射，两相对比自有霄壤之别。
投壶之礼
与射礼相仿的还有投壶之礼。有人推测投壶乃是射礼的变异，或者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官比耦，因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
投壶，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壶束颈鼓腹，壶中盛以小豆，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箭矢用柘木削制而成。投壶可在室中、堂中或庭中举行。壶放置在与主、宾席距离相等的位置，一般约距投射者二矢半。根据箭矢的长短，实际距离也略有变化。
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宣布投壶之令（规则），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等。
投壶之礼春秋时多见。《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侯、齐侯投壶燕饮。晋侯先投，中行穆子致祝词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一投而中。轮到齐侯投时，他也举矢祝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也把矢投进了壶中。在投壶的娱乐中，也包寓着政治斗争的风云。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投壶图》，魏晋时宫廷中投壶的游戏仍很流行。
四、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敬贤尊老之礼。《周礼·地官·乡大夫》说：“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郑玄归纳乡饮酒礼的意义有四项：一是选拔贤能；二是敬老尊长；三是乡射，即州长习射饮酒；四是卿大夫款待国中贤者。（《仪礼·乡饮酒礼》孔疏）乡饮酒是基层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汉代乡饮酒礼与郡县学校祀先圣先师之礼同时举行。后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伏生的后人伏湛为大司徒，上书奏行乡饮酒之礼。以后历代帝王常以乡饮酒礼为推行教化的手段。隋代，国家在国子寺举行乡饮酒礼；郡县则在当地学校行礼，每年一次。唐贞观六年（632年），太宗诏令天下州县长官每年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自从实行开科取士之制后，考生在州县试毕，长吏即以乡饮酒礼招待，“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讲管弦，牲用少牢，歌用《鹿鸣》之诗”。（《新唐书·选举志》）这是后代“鹿鸣宴”之滥觞。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开设了武举，也以乡饮酒礼送武举考生往兵部。《开元礼》“乡饮酒之礼”大致据《仪礼》制定。宋代乡饮酒礼在贡士之月举行，以本州学校将升入太学的上舍生(8)与州之群老一起作为众宾，由地方行政军事长官为主人，依礼饮酒。南宋宁宗庆元中，朱熹据《仪礼》改定乡饮酒礼，一些推崇古礼的学者遵行。
明洪武初规定每年孟春正月及孟冬十月举行乡饮酒礼。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各行省所属府、州、县也都照例举行。民间则以里社百社为一会，由粮长或里长为主席，于春、秋社祭时举行。乡饮酒礼规定有“读律令”的仪式，“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读”，“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明史·礼志十》）律令读罢后，还宣读刑部编发的其他有关文书，并有训诫致辞。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规定里社饮酒之礼。里社成员分善恶三等分别就席。凡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为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答招犯在官者又为一等，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徙流重罪者又为一等。三家子弟亦各自分别三等坐次，不得混淆。如有不遵序坐者，以违制论处，可以告官流放。明代乡饮酒礼，已把宗族宗法活动与基层政权建设揉合为一体，明显地具有对人民加强控制和统治的
目的。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26 回复此发言 11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清代沿用明制，也有“读律令”的仪式，孟春望日及孟冬朔日于学宫行乡饮酒礼。由学校教官充当司正，行礼致辞说：“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9)照搬了明代“读律令”后的训诫致辞。这些话倒是将乡饮酒礼的作用讲得清清楚楚。乾隆时，曾对乡饮酒礼作过一些统一的规定，删削某些繁缛的礼节，令乡饮不得旷久。清初，地方乡饮酒礼费用皆取于公家，道光以后因军饷开支骤增，始改由地方备办。随着清帝国日趋衰落，乡饮之礼亦渐次式微，各地大多不再举行。 五、养老、优老之礼 我国有养老、优老的传统，古礼中对此有详细规定。《礼记·王制》说：“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这虽是儒家的理想制度，但对历代都有很大影响。国家要养的老人有三种，一是贵族中的老者，称为“国老”；二是平民中的老者，称为“庶老”；三是为国捐躯者的老人，称为“死政者之老”。 养老作为一项礼仪活动，主要形式是天子在太学中宴飨三老、五更与众老。汉代通常认为三老、五更各为一人，分别由高级官吏中的老者担任。“更”，指阅世久深。三与五，据说取象于三辰、五星。汉代学者蔡邕认为，三老应是3人，五更应是5人，“更”乃是叟字之讹，也是老的意思。他的意见平实易懂，但是历来赞成他的见解者却不多。宴飨三老、五更，要为他们专设宾客之席，天子亲自到陈列酒馔处省视酒醴及珍馐佳肴，到门外迎接三老、五更。入门奏乐，主人亲行酌献之礼。“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西酳，冕而总干”。(10)
优老是指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往往由国家颁布律令加以施行。如在田役方面，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中可免除一名男丁的田役；90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除田役。在道路交通方面，规定车辆、行人见到老人要主动让路躲避。在刑律方面，规定70以上不得为奴，80、90虽然有罪，亦不加刑。礼经的这些主张，对后世的优老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汉初，刘邦即颁布养老、优老的命令。他规定，每乡择乡三老一人，每县择县三老一人，作为地方军政官员的顾问，“以事相教”；每年十月岁首，赐给酒肉。汉文帝元年（前179年），颁布养老令，规定80以上老人每月给米1石，肉20斤，酒5斗，90以上每年又赐帛1匹，絮3斤。根据文献及武威两次出土的简册材料，两汉时期养老、优老的法令还有以下的内容：
(1)高年老者赐给鸠首王杖，地位相当于年俸六百石的官吏，有出入官府，行于驰道（皇家道路）之旁的权利。
(2)吏民如有骂詈殴辱、损坏其王杖者，以逆、不道之罪论处。（逆、不道之罪，将处以死刑。）
(3)种田免租，为市免赋，允许经营一般人所不许经营的卖酒的生意。
(4)假如不是为首杀人，可以免于治罪。
出土简册记载了许多案例，当时犯有欺辱老人之罪的官吏、平民，确实受到“弃市”（死刑）的惩处。可见养老、优老法令在两汉是得到比较严格执行的。
北魏时，又有为高年老人授名誉官职的办法。当时，授官在板上书写姓名，如后世之委任状。孝明帝曾给京师地区百岁老人授予大郡板（即大郡太守），90以上授予小郡板，80以上授予大县板（大县令），70以上授予小县板；地方上的老人则减等授板。这虽然只是虚衔，但是也总表示了一种恭敬之意。正光四年（523年），孝明帝又下诏对年满70，应当退休的官员给予优惠照顾；不愿意退休者，可以不退。对于才能不足而愿意退
休者，发给一半的俸禄。后来，隋代对七品以上的退休官吏，也有一定数量的米谷供应。 金代天德三年（1151年），沂州一名男子犯罪应处以死刑，但家中老母有病而别无侍奉之人，海陵王特准免予一死，命在家奉养老母。这是“独子留养”制度之始，后来定为法令，历代多沿用其例。 明洪武时规定，老人贫无产业而邻里称善者，80以上每月给米5斗，肉5斤，酒3斗；90以上每年加给帛1匹，絮5斤。永乐时，又准许70以上老人家中可有一丁免役侍养。天顺、成化时，规定四品、五品退休官员70以上不能自给者，每岁供米5石。百姓90以上者，每岁设宴款待一次，百岁以上由官府供给棺具。清代沿用明制，康熙时又规定，给百岁老人“升平人瑞”匾额，赐银建牌坊；节妇百岁给“贞寿之门”匾额，也赐银建牌坊。 历代养老、优老的法令和规定，体现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方面，然而，封建官僚体制又阻碍了它的实施与贯彻。汉文帝曾慨叹地方官吏把陈粟发放给老人，有悖于养老之意。明太祖也仍然在担忧，“虞有司奉行不至”。雍正元年（1723年）诏书说道：“地方赏老人者，每州县动支数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清朝通典·嘉礼七》）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26 回复此发言 12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三节 宾 礼 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 宾礼亲邦国”，这是讲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往来交际之礼。宾礼包括： 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
“时见”是有事而会，“殷见”是众诸侯同聚；“时聘”是有事而派遣使者存问看望，“殷覜（tiào）”是多国使者同时聘问。后代则将皇帝遣使藩邦，外来使者朝贡、觐见及相见之礼等都归入宾礼。
一、朝觐之礼
1.礼经朝觐礼
朝觐之礼用意在于明君臣之义，通上下之情。《周礼·秋官·大行人》说：“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谋），冬遇以协诸侯之虑。”这是从天子的角度而言。从诸侯的角度讲，就是《孟子·梁惠王下》所说：“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
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朝觐四次。封于远方的诸侯则分为“六服”，各以服数来朝。邦畿之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每岁一见；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这是《周礼》所记的制度，大概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规划。《礼记·王制》则说，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
2.历代朝觐礼
诸侯朝觐天子的史料，先秦古籍《尚书》、《诗经》、《春秋》、《竹书纪年》等保存甚多。
秦平天下，废诸侯，立郡县，朝觐之礼自然废弃不用。两汉时，诸侯王或一年一朝，或数年一朝，或长期滞留京都，没有严格的制度。同姓诸侯王来朝，常以家人之礼相待，有时燕饮言谈不大讲究君臣礼数。以后晋武帝泰始时规定，诸侯王每三岁一朝，朝礼皆执璧。后周时，梁王萧詧（察）以藩国身份入朝，当时方依据礼经制定朝觐之礼。（《隋书·礼仪志三》）
唐《开元礼》有藩主来朝礼。藩主到达宾馆，在门前皇帝派使者用束帛“迎劳”（迎接，劳问）。朝觐前，遣使戒日。至期，由通事舍人引导藩主自承天门至太极殿阁外。鼓乐齐奏，皇帝即御座。藩主入门，亦用鼓乐，乐止，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侍中宣读制书，宣敕命，引藩主升坐，劳问藩主。礼毕，鼓乐奏鸣，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他日，皇帝宴藩主。宴前，藩主奉贽，献贡物。宴后，皇帝常有赏赐。宋代外国君长来朝，采用唐制。元代受朝之事虽史书有载，唯仪制未详。
明代洪武初，规定亲王每岁朝觐，但是不得同时来京，必须等一王朝觐完毕回国之后，再通报另一王，准许其来京朝觐。自长至幼，自嫡及庶。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也按照长幼序次，周而复始。居边诸王，边境安宁则依期来朝，边境有事则不拘常规。朝觐时，大朝八拜行礼，常朝一拜叩头。伯、叔、兄辈见天子，在朝行君臣之礼，在便殿行家人之礼。
清初，藩王分为两类，凡处于中国西、北方面如内外蒙古科尔沁、喀尔喀诸部及新疆额鲁特部、西藏喇嘛等，由理藩院掌管；而处于东、南方面如越南、朝鲜、琉球等属礼部的主客司掌管，二者亲疏有别。蒙古等部藩王，康熙时分班轮流来朝。雍正时改分四十九旗王公、台吉为三班，二岁一朝。至咸丰时废止。安南等国王则偶有一至。朝觐礼大多参照礼经制定，但较为简略。如遇到大朝、常朝，藩王列于班末行礼如仪。非朝期则单独召见。
二、会同之礼
朝觐是天子个别接见一方一服来朝诸侯，会同则是四方齐会，六服皆来，而且既可以在京师，又可以在别地，甚至在王国境外。由于会同是各方诸侯同聚一堂，因此也就成为诸侯大国炫耀实力的大好时机。
会同之礼散见于礼经各篇而无专述。通常是在国门之外建坛壝宫室，举行典礼。春会同则建于东方，夏会同则建于南方，秋会同则建于西方，冬会同则建于北方。
天子与诸侯举行会同典礼，事先告祭宗庙、社稷、山川。
会同之日，介要预先持各诸侯国的旗帜置于宫中各自的位置上。天子在坛上依屏风而立，公侯伯子男皆立于自己的旗下。天子走下坛来，南向向诸侯三揖行礼。对庶姓诸侯（异姓诸侯中无亲戚关系者）行“土揖”礼，即拱手向下推；对异姓诸侯行“时揖”礼，即拱手平推；对同姓诸侯行“天揖”礼，即供手向上推。礼毕，回到坛上，设傧者传话，命诸侯升坛奠玉享币行礼。享献后，天子乘龙马之车，载太常之旗，率诸侯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后祭祀方明。会同时常有盟誓之仪，要“北面诏明神”而盟，方明就是“明神”。盟誓时割牛耳取血，流入容器后，以桃枝拂扫，歃血为盟。六十年代，在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等地先后发现了大批春秋时期晋国的载书。不过，那已不是天子、诸侯的盟誓之书，而是卿大夫的盟誓之书。(14)参加会同典礼的天子、诸侯还要分别祭祀日、月、四渎、山川丘陵。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将祭品置于山顶），祭川、渎“沈”（将祭品沉入水中），祭地瘗埋。典礼毕，天子飨燕各方诸侯，并有赍赐。有时亦行宾射之礼。会同也有大、小之分，天子诸侯各自派遣卿大夫参加的，称“小会同”；天子、诸侯亲自参加的，称“大会同”。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46 回复此发言 13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春秋时，周天子地位动摇，权力日衰。会同之礼，每每成为一些诸侯大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行动，周天子常常不得不降尊纡贵，与各方诸侯“平起平坐”，听凭大国称王称霸。 三、诸侯聘于天子之礼 《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即在诸侯定期朝觐天子的间隔，派遣卿大夫为使者，到京都作礼仪性的问候，并报告邦国的情况。周制是否真是如此，缺少确凿材料。
春秋时诸侯各国遣卿大夫聘于周天子。秦汉以来，不再有诸侯聘于天子之礼；历代礼书皆以藩国聘使朝贡进表之仪当于此礼。
西汉时先后有南越、匈奴及西域莎车、于田等国遣使朝献。史书说，武帝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武帝对来朝者“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15)当时迎来送往必有盛大的典礼，但是史籍不载仪制。至唐《开元礼》方有“受藩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藩国使”等礼。
当藩国使者到达京师时，要“束帛迎劳”，表示慰问，并安置宾馆，供给羞膳，然后协议递交国书的日期。届时，藩国使者身穿本国服装来到宫中，由礼官奉迎，通事舍人引导使者立于阁门之外，使者随员捧币、玉及“庭实”贡品。钟鼓奏鸣，皇帝随宫廷仪仗出而就座。通事舍人引导使者及随从入门，大藩大使亦用钟鼓音乐，次等藩国大使及大藩中使以下则不奏乐。立定后，中书侍郎率令史等捧案至使者面前，使者递交国书，侍郎将国书置于案内呈交皇帝。使者再将贡物交礼官收下，并率随行人员再拜行礼。接见完毕，使者及随员行礼退出，回宾馆。他日，皇帝宴请藩国使者。
宋代，辽、金使者往来频繁。《宋史·礼志》有“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金国聘使见辞仪”，大体沿用唐制。然而，北宋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庆贺、丧典使者往来采用古代诸侯各国之间遣使交聘之礼，而不是藩使聘于天子之礼。宋与金人交往，最初与契丹同等礼仪。南宋时，皇帝向金人奉表称臣，已经反过来向金国皇帝行藩国朝贡之礼。金国使者南下，称为“诏谕江南”。金宰相张通古曾经担任过诏谕江南使，南宋皇帝接见使者，安排张通古面北而拜，遭到张通古严辞拒绝。张说：大国之卿就相当于小国之君，宋朝已奉表称臣于金，我怎么能北面而拜？结果，安排了东西相向的两个位置，张通古居于面东的尊位，南宋皇帝居于面西的位置，拜受“诏谕”。(16)据此史实可知《宋史·礼志》所载礼仪制度很可能是单方面的规定，不一定能照此实行。
明代设会同四夷馆，负责接待藩国及外邦使节。朝贡之日，文武百官在殿内两侧侍立。朝贡后，礼部官员奉旨赐宴于会同馆。除朝见皇帝外，还要在东宫朝见皇太子。 清初对一般藩使沿用明制，但对西洋各国使节逐渐改变礼制。顺治、康熙时，有俄国、葡萄牙及英国使者入贡，觐见皇帝仍用三跪九叩之礼。雍正时，罗马教皇遣使来京，特许其用西洋礼仪，皇帝同使者握手。乾隆末，英国使者入觐，也采用了西礼。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使节因拒绝行拜跪礼，谎称生病而不入觐。仁宗皇帝大为恼怒，因此而停止筵宴和赏赐。咸丰、同治两朝，清廷与各国使节都为入觐礼仪采用华制、西制的问题争执不休。同治十二年（1873年），议定日、俄、美、英、法、荷等国使臣呈递国书，皇帝接见，用五鞠躬之礼。按西礼，臣见君三鞠躬行礼，这里改用五鞠躬礼见中国皇帝，算是双方各有变通。光绪后，清朝更加孱弱。八国侵略联军镇压义和团后，各国进一步要挟清廷更改礼仪，提出各国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独觐见，必在乾清宫；递交国书，必由清廷派舆轿接送，由皇帝亲自接受；设宴乾清宫，皇帝必躬亲出席等。经数月谈判，清政府接受了大部分要求。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46 回复此发言 14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四、诸侯遣使交聘之礼 诸侯遣使交聘，即相距一定的时间，诸侯各国派遣使者互致问侯，以卿为使者称“大聘”，以大夫为使者称“小聘”。 诸侯各国遣使交聘之礼，春秋时期最为频繁，先秦古籍中经常写到，以后由于社会环境变化而不再使用。
五、相见礼
1.礼经相见礼
《礼记·王制》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这里所谓的“六礼”是：“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之礼。《仪礼》有《士相见礼》一篇，以士礼为主，兼及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士大夫庶人见君以及言谈、视看、侍食等内容。
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按照汉儒的解释，用贽有象征的意义。用雉，“取其耿介，交有时，别有伦”；用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用羔，“取其从帅，群而不党”。(17)
2.历代相见礼
宋以前各朝礼书皆无相见礼，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始定内外群臣相见之礼。主要内容是，下级见上级，按照职位、品级分别行礼，如果在路途相遇，下级官员或“敛马侧立”，等候其通过，或“引避”，或分路而行。如参见上级，或在堂上列拜；受参者答拜；或拜于庭中，或拜于阶上。又有“趋庭”之仪，即通常下级官员参见上级官员要趋而过庭。象诸司使、副使以及通事舍人等小官吏通报姓名拜见宰相、枢密使等大官时，大官不须答拜。如同级官员相见，则对拜行礼。
明代品官相见，揖拜行礼。公、侯、驸马相见，各行两拜礼。下级见上级，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如果本是亲戚而有尊卑之分，则应按私礼行礼。如果上下级官员品级相差二、***，则下级居下方，上级居上方；如果品级相差四级，则下级居下方拜，有事须跪着陈述，上级坐而受拜。大小衙门官员每日见长官行揖礼，见副长官行肃揖礼（直身推手）。
庶人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先施礼。子孙弟侄甥婿等
晚辈见尊长，学生见老师，奴婢见家长，如久别不见四拜行礼，近别则行揖礼。其余亲戚久别行二拜礼，近别行揖礼。 政府官员居于乡里，宗族家人之外，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行答礼；筵宴时，专设别席，不得坐于无官者之下。 清代内外王公相见，宾主二跪六叩行礼，饮茶叙语毕，宾离席跪叩，主人答叩，送宾下阶。如是外藩郡王、贝勒、贝子见宗室亲王，主人答礼规格依等级递减。 朝廷官员相见，宾主再拜行礼，饮茶叙语毕，相揖告辞，主人送来宾于大门之外，至来宾登舆上马乃退。下级见上级，仪制递减。官员途中相见，同级分道而行，次等让道而行，再次等勒马俟上级先行，又次者下马而立。遇到钦使应回避。 士庶相见，主人出迎，相揖而入，登堂再拜行礼。饮茶叙语完毕，客人退，行揖礼，主人送至大门外，相揖而别。卑幼见尊长，尊长不送。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0:46 回复此发言 15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四节 军 礼 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军礼同邦国”，这是讲对于那些桀傲不驯的诸侯要用军礼使其服从和同。《周礼》所说的军礼包括以 下内容： 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大师之礼”，指军队的征伐行动；“大均之礼”，指均土地，征赋税；“大田之礼”，指定期狩猎；“大役之礼”，指营造、修建等土木工程；“大封之礼”，指勘定封疆，树立界标。后代礼书又有将射礼、軷祭道路、日月有食伐鼓相救等作为军礼内容的，这里只介绍征战、校阅、田猎、马政等几项。
一、征战之礼
1.出师祭祀
军队出征，有天子亲征与命将出征之不同，二者礼数规格也有不同。军队出征前有许多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
出征前祭天叫类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币等，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的名义去惩罚敌人。古代干支纪日有刚日、柔日之分，甲、丙、戊、庚、壬为刚日，刚日属阳，外事须用刚日。类祭即在刚日举行，但具体的日子则要通过占卜择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宜”。后代多将祭社（狭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瘗埋玉币牲犊为礼。
出征前告庙叫造祢。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祢本是考庙，但后代都告祭于太庙，并不限于父庙。告庙有受命于祖的象征意义。
祭军神、军旗称为“祃（mà）祭”。军神，一说是轩辕黄帝，一说是蚩尤。祭祀时要杀牲，以牲血涂军旗、战鼓，叫做衅旗鼓。军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候”的说法。(18)祃祭后代也称为“祃牙”，就是祭牙旗。东汉以后，出征前常有“建牙”仪式，把大旗树起来，然后“祃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陈子昂、柳宗元等写过《祭牙文》、《祃牙文》。
唐宋后，礼书说天子有六军，实行六纛之制。即一军有一旗。于是，祃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坛位，张帷幄，设旗、纛神位，掘坎埋瘗，礼仪也更趋复杂。
祃祭本来已含有“祠五兵”的意义，但后来兵器的种类
不断发展，兵器和主管神的祭祀也逐渐增加。明代专门修建了旗纛庙，庙中祭祀的神有旗头大将、六纛大神、五方旗之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五猖神等。不过，这已不是征伐出师之前的祭祀，而是常设之祠。清代皇帝亲征，要在堂子内祭旗，建御营黄龙大旗，其后分列八旗大纛及火器营大纛各八面。皇帝戎装佩刀，乘马出宫，率从征将士三跪九叩行礼。 出征必经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驾车出门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树枝草木为神主，驭者一手执辔，一手以酒浇洒车两轮轴端（古人称“轵”，Zhǐ；或称“轊”，huì），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饮尽。祭毕，驾车从封土上辗轹而过，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无前。(19)后代皇帝亲征，軷祭在国门之外举行，刳羊并设罇罍于神座前，为坎瘗埋祭物。唐《开元礼》以后的礼书中不再见到有軷祭的记载。 2.誓师 祭祀礼毕，出征的军队有誓师典礼，一般是将出征的目的与意义告知将士，揭露敌人的罪恶，强调纪律与作风，也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和教育。《尚书》所载《甘誓》、《汤誓》、《牧誓》等，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师之辞。如果是命将出征，天子要在太庙召见大将军及全军将校，授之以节钺（后代常授刀剑）。君王拿着斧钺的端首，把柄交给大将，表示将节制军队的全权授予他。 清初誓师与祭天谒堂子同时举行。努尔哈赤天命三年（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正式对明宣战，谒庙誓师宣布“七大恨”，把明王朝杀其父祖，拘杀使者，褊袒并帮助叶赫氏等七条“罪状”，作为告天并动员将士的内容。皇太极崇德时遣将出征明朝，皇帝亲自送至城外，询问出征的王公、贝勒、贝子等：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七大恨”？大家齐声回答：没有忘记！于是，鸣炮三声，大军出发。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7:06 回复此发言 16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3.军中刑赏 军队在外行军作战，刑赏尤须严明。《尚书·甘誓》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丛子》(20)也说：“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所谓“赏于祖”，因为天子率军出征时要将祖庙的木主载于车中，随军一起行动，所以奖赏有功将士就在祖先神主之前颁赐。所谓“戮于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对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丛子·问军礼》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释这么做的理由，说：“赏功于祖，告分之均，示不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这是说为了表示刑赏都公正无偏，鬼神可鉴。 刑赏的依据是军法，《司马法》(21)规定，军队进入敌国后，“无暴神只；无行田猎；无毁土功（不破坏土建工程）；无燔墙屋；无伐树木；无取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无敌对行为者，不得随意捕捉）；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军纪规定非常严明。后代也大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明代以“行 军号令”规定军中刑赏例则，内容有：交锋之际，能突破敌阵，斩将搴旗者；本队战胜敌人后主动援助友军者；受命后能出奇克敌制胜者，皆为“奇功”。能奋勇前进，首先败敌者；有前队军士未能决胜，后队向前杀败敌军者；皆为“头功”。对阵之时不尽力杀敌，而抢掠人畜财物者；抛弃、盗卖兵器或盗人衣粮诸物、盗杀马驴者；队伍已定后，马军进入步队或步队进入马军者；行军、驻扎时擅离队伍，杂入别营、别队者；宿营夜间有喧哗、失火者，皆为“重罪”。临敌畏避退后及妄谈灾异、妖言；泄露军机者，皆斩首。临阵时，有内官持象牙牌随军，看到有勇敢当先、杀敌有功之人即给予牙牌，作为战后升赏的凭证。 军中刑赏都重视及时见效，“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这是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刑赏及时，使人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才能克服消极因素，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4.凯旋 军队获胜而归，谓之“凯旋”，其时高奏凯乐，高唱凯歌。天子亲征凯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时远至数十里之外。如果是命将出征凯旋，有时皇帝也会亲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劳；有时则派遣大臣出城迎接。这都称为“郊劳”。 军队凯旋后要在太庙、太社告奠天地祖先，并有献捷献俘之礼，即报告胜利，献上卤获的战利品。在两周一些铜器铭文中常记有战争胜利后献捷献俘之事，象《小盂鼎》铭文说，盂征伐■方，执兽（首领）四人，获聝（馘）近五千，俘虏一万三千余人，及车、马、牛、羊，数以百计。馘，即作战时将杀死的敌人的左耳割下，献捷时作为计功邀赏的凭证。所以，这个字在金文里，以耳为偏旁。“献馘于王”（见《虢季子白盘》和《诗·鲁颂·泮水》），正是献捷之礼。《小盂鼎》铭文还记载，盂将捉获的敌人首领献于周王后，周王下令审讯敌酋，然后将他们处死。在其他铜器铭文里还提到一些别的战利品，如矛、戈、弓、箙、矢、甲胄等（见《■■》等）。 献捷献俘之礼，历代大致沿用，只细节各有不同。宋代，大军凯旋后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岳渎、山川、宫观及在京十里以内神祠，以酒脯行一献之礼。献俘仪式将被俘敌酋以白练捆缚带往太庙、太社作象征性的告礼，然后在宣德门行献俘礼。皇帝在门楼前楹当中设帐幄座位，文武百官及献俘将校在楼下左右班立，楼前稍南设献俘之位。百官到齐后，侍臣将班齐牌用红丝绳袋提升上楼，报知皇帝。皇帝就座，百官三呼万岁行礼。侍臣宣布“引献俘”，将校把被俘者带到献俘位。侍臣当众宣读战胜敌军的“露布”（捷报）。刑部尚书奏告，将某处所俘执献，请交付所司处置。这时，如果皇帝下令处以极刑，就由大理卿带往法场；如果皇帝下令开释，侍臣便传旨先释缚，随即宣布释放。被俘者三呼万岁，再拜谢恩。文武百官也都再拜搢笏（把笏版插在腰带上）舞蹈，三呼万岁。明、清两代与宋制相似，献俘仪式在午门楼举行。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7:06 回复此发言 17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露布”制度，始于后魏。东汉时，本来把官文书不加缄封者称为“露布”。后魏以“露布”发表战胜消息。每当攻战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这种办法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的“献捷之书”。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当时在广阳门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读露布。宣读毕，百官舞蹈再拜行礼。
诸侯战胜敌方，向天子或大国报告胜利消息，也称为献捷。后代，将帅统领军队在前方作战获胜，虽然不曾还师回都，遣人向朝廷报告胜利，也称为献捷。捷报一般在早朝时当廷宣读，叫做“宣捷”。明代，前方有大捷，朝廷宣捷后要遣官告祭郊庙，中捷以下则不举行告祭庆贺之礼。
战争结束，如果敌方投降，则有受降之仪。宋代起，国家礼典中都有受降仪式。宋代受降仪与献俘大致相同，也在宣德门举行，降王率降众穿戴本国衣冠俯伏而拜，口称万岁。皇帝下旨赦罪，赐给冠服袍带，降王等拜受，更换所赐冠服袍带后，再拜称万岁。清代受降仪，降王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礼，皇帝赐筵宴。大将军在前方受降，
须报请皇帝批准，再露布中外周知。受降之日，于军营外筑坛，坛旁建“奉诏纳降”大旗。降者立于旗下，鼓吹鸣炮后，大将军登坛就座，降者匍伏膝行至坛下，俯首乞命。大将军宣皇上旨意，予以赦免，并酌量给予赍赏。降者叩头谢恩而退。
5.饮至与论功行赏
战争胜利结束，天子要宴享功臣，论功行赏。上古把这种“享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的礼仪称为“饮至”。《小盂鼎》铭文中多次提到庆功用酒，郭沫若已指出，这就是“归而饮至”之礼。周王又赏赐盂以弓矢、干戈、甲胄等。后代“饮至”享宴不再行于宗庙，改在正殿或宫苑举行。
论功行赏之礼最为隆重者，莫过于历代定封开国功臣。周武王灭商后，封侯建国，以藩屏天子，是众所周知的。当时，赏赐给各国诸侯的，不仅有彝器、兵器、仪仗、车辆、宝玉、缣帛，还有大量的商族奴隶。汉高祖分封功臣，建立了许多异姓诸侯王国，但实际上没有多久，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功臣被杀戮，封国被废除。
明代论功行赏仪式在奉天殿举行。受赏将士官员于午门外班列整齐，内官引导至丹墀下序立，文武百官皆侍立。皇帝就座，众官行四拜礼，承制官宣读皇帝的制命，众官俯伏而拜，然后颁赏。受赏官依次到礼案前跪受诰命，由吏部官代授；接受礼物，由礼部官代授。受赏官左侧又跪有二侍者，接受的诰命和礼物分别交给侍者，受赏官再俯伏行礼而退。封赏礼毕，众官鞠躬而拜，三舞蹈，跪而三呼万岁。诰命和礼物，由仪仗、鼓乐相随，送到受赏官员的府第。
6.师不功
军队打了败仗，称为“师不功”，或称为“军有忧”。军队回国则以丧礼迎接。国君身穿丧服，头戴丧冠，失声痛哭，并且吊死问伤，慰劳将士。
二、校阅之礼
《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后代据以定大阅之礼。大阅的目的在于检查备战状况。天子亲临，称为“亲讲武”。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一向重视军队的平时训练，认为“兵事以严终”（《谷梁传·庄公八年》），军队严加警备，强化操练，反而使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要定时校阅演习。春秋经传记当时诸侯各国“大阅”、“治兵”之事甚多。
汉代军队分南北军，立秋后郊礼完毕即为演武校阅之时，将士肄习孙吴兵法＊＊阵。每年十月，有“都试”之法，即抽调军队演习骑射车御，并进行比试考核。地方郡县则由当地军事长官组织演习、考核。这一制度可能秦代就已有了，但因材料不足不能详知。东汉时，光武帝取消郡县军事长官，地方的都试之法也同时废止。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在都试时发生兵变。西汉末，东郡太守翟义举兵反王莽，就是在都试之日，杀掉不服从的官吏，部署将帅，领兵起事的。京师演武校阅，每年仍按时举行。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天下形势不稳，大将军何进调集四方兵将于平乐观讲武。观下建大坛，坛上建十二重五彩大华盖，灵帝居其下，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阵。当时有所谓“西园八校尉”负责统辖讲
武之事，后来争雄天下的袁绍（中军校尉）、曹操（典军校尉），都在其中。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7:06 回复此发言 18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以训练水军，这是凿池肄习水师之始。建安中，曹操在邺城开挖玄武池，用以操练舟师。后代史书上有关演练水军舻舰的记载甚多。 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年），校阅制度有了较大的变更，主要是分全军为南北二军进行对抗性的演习。步兵分青、赤、黑、黄色编队，将盾、矟、矛、戟各种攻防长短兵器搭配妥当，使之“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22)又排定函箱、鱼鳞四门之阵，共十余种阵法，或跪或起，或进或退，击钟鼓为节。布阵完毕，南北二军鼓角齐鸣，各用骑将六千人来往挑战抗击，最后以南军负，北军胜而告终。北军代表北魏军队，这种演习仍是表演的成分居多。 后齐季秋讲武，演习战阵之法，讲究目、耳、心、手、 足的训练。目，要求战士熟识旌旗指挥的意义，旗卧则跪，旗指则起。耳，要求战士能熟悉金鼓敲击的信号，击鼓则进，鸣金则止。心，要求战士懂得军法如山，刑赏严明。手，要求战士能熟练使用各种兵器，自如地应付战斗中的复杂情况。足，要求战士能有跋山涉水的硬功夫，并练好跪姿。讲武也分为主、客二军，作象征性的对抗演习。 唐代讲武之仪于仲冬之月在都门外举行。皇帝以下，文武九品以上官员皆前往，各州郡使者及蕃邦宾客亦由有关方面安排参观，百姓也可在校场之外任意观看。校场内步兵及骑士上、中、下三军各自一分为二，成东西二军，分居左、右两厢。讲武前，中军大将宣誓：今行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各军下级士吏向所属部下兵士强调传达誓词，使之引起重视。
其后，六军皆依旗鼓号令操演，有司击鼓举旗而士众皆起而行进，击钲而止；有司击鼓三声，偃旗，士众皆跪。继而又列阵演习五行相胜之法。两军更迭而互为主、客。接下来，两军又各自选出执刀盾之士五十人，相互挑战，操演勇怯、胜败之状。然后，二军俱变为直阵，随旗鼓相向而进，至中线立有表帜处，作模拟性的攻防技击，唯不得以刃伤人。步军演习完毕，骑军出场。其阵法变幻，两军对抗与步军相仿。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在骊山下举行大规模的讲武，征兵二十万，旌旗连绵五十余里，戈鋋金甲照耀天地。长安士庶百姓奔走相告，前往观看，道路为之壅塞。新丰地方的百姓免除来年地税，并且赔给由于麦苗被践踏而遭受的损失，按值给米。
宋代天子亲自参加讲武之礼，除步骑、水军演习外，还要观看飞山兵射连发弩机石等。仁宗时，有大臣提出，校阅操练“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23)建议加强骑射训练，以应付实战需要。以后，校阅训练中有所改进，按照挽弓强弱及发射中的多少规定士兵的等级，作为使用、升迁与赏罚的根据。
神宗时推行新法，也对兵制进行了改革，扩大了禁军，以取代厢军，实行保甲制度，组织民兵加以训练。京都设置了4个固定的校场，又先后制定了八军、九军战阵之法，马射六事之法（一顺鬃直射、二背射、三盘射、四射亲、五野战、六轮弄），神臂弓射之法，集教法，团教法等各种教阅之法；诸如“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斗、步用标排”，都制定了规范化的条文并绘图加以说明，命令军吏兵士必须人人习诵。后来，由于“愚懵者颇以为苦”，(24)实在行不通，只得废止。北宋军队训练的制度、方法，号称“最为密微”，但最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抗击异族侵略的战争中，宋军屡遭败绩。这除了有政治上的根本原因外，在军事上，朝廷往往硬性规定，要求前线将帅按阵图作战，因而不能灵活指挥，造成失利。所以，宋军训练虽精细，却不能随机应变。
明中期以后，政治空前腐败，军队受到严重侵蚀，士兵被驱使从事劳役，豪强地主兼并农户，隐匿壮丁，军队多以老弱充数。在这种情势下，大阅讲武只是空谈。史载自万历九年（1581年）至明亡60余年从未举行过校阅讲武之礼，明末皇帝的昏庸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7:06 回复此发言 19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清初定三岁一举大阅，至嘉庆时一直遵循此制。最初在南苑，后来也有在卢沟桥、玉泉山等地举行的。参加校阅的有骁骑、护军、前锋、火器各营。各军依指挥，每前进5丈作一次枪炮实弹射击，前9次每次一发，第10次连发。又有列阵结队冲锋演习。 康熙三十年（1691年）又创“会阅”典礼，皇帝亲率部众在今承德一带会集49旗藩王、台吉；(25)先置宴设歌舞杂技，次日各营布阵就列，皇帝身穿甲胄校阅。 三、田猎之礼 上古田猎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并与祭祀有关。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田猎记录，所获猎物有麋、鹿、兔、兕、狐等。殷商已是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以糊口果腹为目的的生产手段，周代更是如此。田猎的作用，依文献所说有下列各项：一是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二是供给宗庙祭祀。三是为了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行军事训练。最后，田猎所获山珍野味也用于宴飨宾客及“充君之庖”。 礼书说，周代的制度为四时田猎：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田猎有一定的礼规，不按礼法狩猎是暴殄天物。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另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不可能真正严格实行。
史籍记载历代君王田猎之事甚多，大都是以田猎作为游嬉玩乐的方式，因而荒废政务，伤害百姓的也不在少数。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扬雄写《羽猎赋》等都是为了谏讽皇帝勿沉溺于狩猎，后代类似的作品也不少。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在榆林地区狩猎，突厥及西域、东胡等地酋长皆来朝贡。炀帝为了炫耀军事力量，冬狩规模极为宏大。
金、元时，由于民族习俗的缘故，田猎之风更盛，国家设“打捕鹰坊”，专司田猎；有专职猎户不事稼穑。自皇帝至王公贵族手下皆有“昔宝赤”，即“鹰人”，田猎时纵鹰隼捕击捕捉飞禽走兽；打围则数万骑出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及对百姓的骚扰极大。
清代，从康熙中期起有“木兰秋狝”之典礼。木兰在承德以北，今称围场县，原意满语为吹哨引鹿之处。吹哨即仿鹿鸣之声。木兰行猎，内蒙古49旗藩王、外蒙古喀尔喀四部以及青海、蒙古、新疆、东西布鲁特、安集延等各部皆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朝谒踵集，唯恐后时”。（《清史稿·礼志九》）因此，木兰行猎实则又有政治上笼络各族、融洽关系的意义。当时田猎有行围与合围两种，行围是围而不合，合围是四面包围。皇帝在围中建观望之地“看城”，兵士将野兽向“看城”附近驱赶。包围圈合拢后，皇帝入围，周览形势，并指挥射猎突围之兽。遇猛兽则由虎枪营官兵开枪击毙。如果围内野兽较多，则围开一面，使一部分逃逸，亦禁止围外之人追逐射杀。“哨鹿”打猎，由扈从10余人随皇帝至山林哨鹿所，一名侍卫举鹿头作雄鹿呦呦鸣叫之声，引招牝鹿闻声而至，弯弓发矢，将鹿射毙，当即取鹿血而饮。
四、马 政
“马政”一语，出自《周礼·夏官·校人》“掌王马之政”。养马、用马，关乎军国大事，被称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26)历代都作为军礼的重要内容，十分重视。《周礼》涉及马政的条文甚多，有养马、牧地、交配、执驹、医疗、祭祀等一套完整的制度。祭祀为每年四祭。
春祭马祖，据说马祖是天驷星，即房星。郑玄注引《孝经说》(27)称房星为“龙马”。夏祭先牧，先牧是养马始祖。秋祭马社，马社可能是马厩之神，一说是最初教人乘驾者。《世本》说：“相土作乘马”，那么，商人的始祖相土就是“马社”。冬祭马步，据说马步是给马造成灾害之神，祭祀可以使马免受灾祸，多多蕃息。 秦、汉时由太仆掌舆马之事。《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之下有皇家厩、苑为养马之所，长安内外有大厩、未央、家马、路軨、骑马、骏马六厩，皆有令丞负责管理，其中家马厩的马匹主要供皇帝私用。还有龙马、闲驹、橐泉、騊駼、承华五个养马监，每监都有马万匹。在西北边境地区有6个牧师苑，下分设36所，养马30万匹。太仆属下还有“牧橐”、“昆蹄”两厩，牧橐是喂养骆驼（当时称“橐驼”）的地方，“昆蹄”是喂好马的地方。国家设置庞大的机构，养如此众多的马匹，与汉初马匹奇缺有关。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匮乏，西汉初年马匹极为珍贵，一马价值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连天子的车乘都找不到4匹相同毛色的马来拉，将相要乘牛车，马匹稀少可想而知。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已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作客去参加聚会都必须乘公马而不敢乘母马，否则会受到耻笑。见《史记·平准书》）。国家养马太多，花费大量粟谷饲料，又造成新的问题。后汉时，国家养马规模大大缩减。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7:06 回复此发言 20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养马业的发展推动了相马术和养马理论的发展。早在西周时就有造父相马的故事。春秋时，又有伯乐、九方皋、徐无鬼等著名的相马专门家。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发现 的《相马经》残文即长达5200字，据研究是战国时期楚人的著作。它的内容虽然不一定都很科学，但毕竟已是相当全面系统的理论著述了。西汉时又有以铸造铜马作为良马法式，普及相马知识的。汉武帝时，从西域获得大宛的汗血马、乌孙的天马。后汉初，名将马援曾师从名家学习相马之法，他总结诸家理论，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审订各家之说，发展并总结了相马理论。他铸造了一匹铜马，作为“名马法式”，供相马者借鉴。他还著有《铜马相法》，以简单明了的文字归纳了相马方法。在考古发掘中，东汉墓中时有铜马出土。最著名的是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鸟”铜像。这些铜马制作考究，体躯强健，造型俊美，大都符合《相马经》各项标准，很可能与“名马法式”的倡导有关，成为一时之风气。
魏晋南北朝之马政大致沿袭汉代体制。隋初太仆寺下设骅骝、乘黄、龙厩等署，负责皇家用马，陇右牧总监下有24个军马牧及骅骝牧等。隋炀帝改骅骝署入尚乘局，下设飞黄、騊駼、天苑等6闲，每闲又分左右2闲，共计12闲。闲即厩。隋代“马祭”礼仪，仲春用少牢祭马祖于大泽，祭毕在燎坛积柴燔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皆选刚日在大泽举行，用少牢，但不用燔燎而用瘗埋方式。
唐代沿用隋陇右监牧及左右6闲之制，贞观时，太仆张万岁职掌群牧，至麟德时养马至70余万匹。安史之乱时，唐肃宗李亨逃到彭原（今甘肃庆阳、镇原一带），后在平凉一带搜集了监牧马匹数万匹，重振官军。其后，陇右苑牧畜马悉数为吐蕃劫掠。宪宗后虽稍有恢复，但已远不及旧日。唐代马祭与隋略同，而牺牲用一羊，二笾豆，一簠簋，由皇帝遣官行祭。
宋初先后由左右飞龙院等负责马政。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设群牧使司管理皇家、军国马匹。南宋在江南重设牧监，但因水土不适马匹繁育，故孳生甚少。国家所需战马，仍仰仗川、陕、广南三个边疆地区。宋代马祭一如前代，南渡后或不设坛壝而在昭庆寺设位祭祀。
辽、金、元三代，民俗皆善骑射畜养，国家辟有辽阔的牧场，马匹数目甚巨。元代牧地遍布全国。牧官马人父子相承，自夏至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过着游牧生活。每年九、十月时，由官府阅视，并造册上报。
明代皇家用马由御马监管理，军国用马有国养、民养二种。明代马政，办法虽然也不少，但流弊甚深，归根结底仍是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所致。
明初金陵建有马祖先牧太仆庙，为四坛，于春秋二仲月十五日祭马祖、先牧、马步、马社，皇帝遣官行三献之礼。永乐后，在北京建有马神庙；弘治时又在通州建马神庙。 清代马祭，皇帝每年春、秋季月在堂子内圜殿中为自己所骑乘之马祈祷求保佑。焚香，奏乐，献酒。祷毕，取条在香炉上薰祷，然后交给牵马的牧长拴在马尾上。祭马神之室内神位前，朝夕设祭，取缚马鬃、马尾红条70对，在香碟上薰祷，以后转交给养马各厂、院。夕祭时又有“祭背镫（马鞍、马镫）”之礼，在香碟上薰祷青条30对，以后分授于下。翌日，又为牧群孳生繁息而再次举行朝、夕之祭，礼仪大体相同。（《清史稿·礼志四》） 清代的马政分别由上驷院、太仆寺掌管，另有部分马匹分给蒙古各部落放牧。满汉八旗各营及各省驿递塘站用马，按月给银，各就其处分而饲养。 作者：初初一 2007-11-30 17:06 回复此发言 21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五节 凶 礼 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凶礼哀邦国之忧。”郑玄注云；“哀”是“救患分灾”之意，是以实际的措施抗灾救患，不限于表达哀悯之情。凶礼的内容有： ——以丧礼哀死亡； ——以荒礼哀凶札； ——以吊礼哀祸灾； ——以禬礼哀围败； ——以恤礼哀寇乱。
后代最重视丧礼，本书另有《丧葬制度》专章叙述。
一、荒 礼
荒礼，指自然灾害引起歉收、损失和饥馑后，国家为救荒而采取的政治礼仪措施。我国以农业立国，国计民生最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荒礼是历代统治者都注意研究的政治问题。《礼记·曲礼》说：“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悬，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规定在饥荒之年要减损礼仪，节制饮食。《周礼·地官·大司徒》则更加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救荒的对策：“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省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今分条简述如下：
1.散利
散利是给灾民以救济，主要措施有三项，即：周、贷、粜。周，指周济，是无偿的赈给，这是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后采用的办法。《周礼·地官·乡师》云：“以岁时巡国及野，而赒万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讲的就是周济灾民，乡师按时巡视各国，考察灾情，然后以天子的名义给予救济。贷，指借贷，发生灾荒时出借，收获以后归还，这往往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采用的办法。《周礼·地官》“旅师”之职，掌管国家征聚的部分谷物，“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就是为了救济春荒而予以借贷。
赈济灾民，用粟米、银钞、绢帛、食盐等，也常用施粥救饥之法。《礼记·檀弓》说，春秋时，卫国公叔文子煮粥救济灾民，这是我国最早的施粥的记载。救济灾民，又有兴工代赈之法，即招募受灾流民充当为建设工程（一般是农田水利工程）服劳役。灾民得以自食其力，国家也颇有收益，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的能力。救荒又有把受灾流民安置在年成较好的地区的民户中予以赈济的。
荒年要放粮，丰年就须有储积。国家历代皆有大规模的粮仓备荒，称为“常平仓”。隋开皇五年（585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设立“义仓”，每年每家出粟麦一石，储之闾巷，以备凶荒。后来，类似的制度又称为“社仓”、“惠民仓”、“广惠仓”、“预备仓”等等，但是实行起来五花八门，或者确实有以丰补歉之用，或者公私侵渔，结果成为加赋厚敛的别名。
2.薄征
薄征，指蠲免、减少或缓征租赋。遇到灾害，由皇帝下达蠲除之令，叫做“灾蠲”。有时虽无灾害，皇帝为了表示恩惠，也减免部分租赋，叫做“恩蠲”。由于各地灾情常常不能及时上报，上报以后也往往迟疑不决，皇帝的蠲除诏令有时不能及时下达。
3.缓刑
凶荒之年，人民为饥寒所迫，容易触犯法律，所以执法要适当宽缓，以示哀矜之意。《周礼·秋官·士师》说：“若邦凶荒，则以荒辩（贬）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荒辩（贬）之法”就是法律条款要有所贬损，以为权宜之计。
历代帝王每逢凶灾多有减刑、缓刑的诏令。这是由于古人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乃是民间冤气郁滞，政治失当的报应，上天以天灾来警告人间的君王。
明代又有让罪犯交纳粟米救灾免罪的办法。景泰四年（1453年），山东、河南、江北、直隶等地受灾，囚犯能够向受灾地区交纳粮食者，可以免罪。免死罪交粮60石，流徒三年40石，徒二年半35石，„„杖罪每10杖为1石，笞罪每10鞭为5斗。嘉靖时也采用过这个办法。
4.弛力
“力”指力役之征。“弛力”，即减免徭役。《周礼·地官·均人》说，国家的徭役按照年景的好坏征派，丰年每人服役三天，中年每人服役两天，下年每人服役一天，荒年不服役。但是历代徭役征发实际上都较《周礼》理想主义的规定繁重得多。遇到自然灾害，人民流离失所；严重时，饿莩载道，哀鸿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不大可能再征发力役。有些统治者在凶荒之年，强行大
兴土木，征集民夫，往往成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作者：222.131.122.* 2007-11-30 18:54 回复此发言 22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有些朝代有交钱以代役的制度，如汉代的更赋，唐代的庸钱等，在遇到凶荒时，国家也常有减免的措施，以便于人民平安地度过荒年。 5.舍禁 国有山泽园囿，平时严禁人民入内，凶荒时对灾民开放，百姓可以去采摘果蔬，捕猎渔樵，以为生计。如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诏令云：“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28)但是当年继续大水成灾，二年（前49）春，又诏令将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大雨成灾，谷水、洛水泛滥，太宗下令，“废明德宫之玄圃院，赐遭水家”。(29)诸如此类，“弛山林川泽之禁”，“开山场河泊之禁”，“弛 猎禁”，“弛鱼禁”，“弛樵采禁”，为历朝逢灾时常用的措施。 6.去几 “几”，本指门坎，这里指的是设关卡征税。“去几”，即废除关卡征税。我国古代大都实行重农抑商、扶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在水陆交通要冲多设关卡，对往来商贾征取税收，并且制定相应的法令——津关令。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也妨碍丰收地区与歉收地区的调剂和流通。苏轼曾说过，元佑时，他在浙西看到在连年水灾之后，有中等产业的人家，有钱无谷，竟至于“被服珠金，饿死于市”；而与此同时，黄州一带却因为“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本来完全可以丰凶相救，互通有无，然而却因关卡林立，税收过重，以至商贾不行，无人经营，影响财货谷物的流通。一般凶荒之年，国家常颁令放松关津之禁，宽缓关市之征。同时，也放松平时对人民严禁迁徙的限制，准许饥民通过关卡到富庶地区去“就食”。
7.省礼
省礼指减省庆贺、祭祀典礼或其中的某些仪式。前引《礼记·典礼》所说“君膳不祭肺”、“祭事不悬”，就是说在飨燕饮食时不用肺作祭品，举行祭祀活动不悬挂钟磬乐器等。礼书还说，“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30)“举”指杀牲，食用美味佳肴。这也是降低礼仪规格的措施。减省了某些仪式，通常称为“杀礼”。
省礼的主要措施有：减膳，减乘舆，罢宴会，罢节日庆贺，避正殿，罢角抵游戏，以及太仆减省喂马谷料、水衡减省喂兽用肉、尚方御府停止制造豪华日用器物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京都地区发生严重饥荒，韩麒麟上书说，造成饥荒的原因是民风不正，竟自矜夸，“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嫁娶，为费实多；贵富之家，童妾■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哺糟糠，蚕妇乏裋褐”。结果造成“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韩麒麟认为，“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31)他关于“省礼”的想法，主要是针对“贵富之家”、“工商之族”的，这当然已经不只是救荒的权宜之计，而涉及一项长远的国家政策了。
8.杀哀
这里专指减省凶礼的礼仪规格，主要是丧葬之礼不得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9.蕃乐
“蕃”，即藩，有藩屏、闭止之意。蕃乐，即停止、罢除演奏音乐及其他娱乐活动，后代也称为“彻乐”。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正月，因前一年有大旱之灾，下令太官损膳省宰，并且裁减乐府的乐工，“使归就农业”。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久旱不雨，诏令太常所属教坊女乐，停止演唱练习。有的朝代也有因为灾害而取消节日娱乐活动的，如宋仁宗时曾因河北地区发生水灾，取消了上元灯会。
10.多婚 多婚，指凶荒之年男女青年应多为婚配，这就应当减省婚娶礼仪，从简结婚，不要为了礼仪的完备而影响了婚娶。这里包含着互相救助、保护以及增殖人口，补充由于灾荒而减少的人口的意思。 11.索鬼神 索鬼神，即找出与造成凶荒有关的鬼神予以祭祀。古人认为凶荒的发生是因为鬼神未加庇佑的缘故，很可能是在常规祭祀中没有祭到的鬼神发怒生气而降下了灾祸。所以，凶荒之时，往往要广祭群神。 作者：222.131.122.* 2007-11-30 18:54 回复此发言 23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吉礼”中有“大雩”之礼，为求雨之祭。历代雩祭往往也是“靡神不举”。《隋书·礼仪志》记隋代雩坛，“孟夏之月，龙星见，则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于上，以太祖武元帝配飨，五官从配于下”，“京师孟夏后旱，则祈雨”，祭祀祈祷，以七日为一轮，先后要祭到“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社稷及古来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神州”等等。宋代祈雨所祭，除天地、太庙、社稷、岳、镇、海、渎外，还祭祀五龙堂、城隍庙、九龙堂、浚沟庙，以及子张、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鹊、张仪、 吴起、单雄信等庙，或者在寺观建道场，或者遣内臣分赴州郡，到河中之后土庙、太宁宫，毫州之太清宫、明道宫，兖州之会真宫、景灵宫、太极观，凤翔之太平宫，舒州之灵仙观，江州之太平观等处奉香祝祷，遍祭群神。 12.除盗贼 前面有“缓刑”一条，这里又讲“除盗贼”，显然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古史所谓盗贼，当然应有分析。其中确有杀戮无辜，图财害命的盗贼，也有杀富济贫，反抗压迫与剥削的造反者，二者不应混为一谈。凶荒之年，人民流离，民心浮动，走投无路，常常成为引发农民暴动的导火线。历史事实表明，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在大荒之年爆发的，深受饥馑之苦与官府之害的百姓，揭竿而起，埋葬了一个又一个腐朽王朝。救荒之政第十二条，强调“除盗贼”，正反映了统治阶级在心理上所感受的威胁。但是，只要剥削制度存在，没有一个王朝真正能够妥善解决“除盗贼”的问题。
二、札 礼
“札”，指疫疠疾病，即流行性传染病。因为凶荒之年，常常有疫疾流行，所以有的礼书中将“大荒、大札”并列，措施都是“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等等（《周礼·地官·大司徒》），有的礼书索性将“札礼”并入“荒礼”，放在一起叙述。
札礼，最紧迫的问题是葬死救病。许多疫疾是由于灾荒中的死人未能及时掩埋而引起的。对死于凶荒疫疾者，历代常常有赐给棺木或丧葬钱的办法。西汉河平四年（前25年），黄河泛滥，成帝派遣大臣前往巡视，下令对于被淹死不能自葬者，由地方官府提供棺木葬埋；已经葬埋者，赐给葬钱，每人2千钱。平帝元始二年（2年）因干旱蝗灾，疾疫流行，国家腾出府邸房舍安置病人，并派医生治疗，病死者赐钱安葬。
东汉建和三年（149年），连年地震、大水，“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桓帝乃诏令对“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每人给3千钱，给丧家布三匹；对无亲属的死者，“于官壖（ruán，空旷之地）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32)这种以官地埋葬死者的办法，后来发展成为“漏泽园”制度。
北宋神宗时曾有因贫困而无力安葬者，旅寄棺柩于僧寺，后来国家划给荒地命僧人代为安厝。凡安葬三千死者，寺院可以剃度僧人一名；连续三年以上，赐给紫衣袈裟、师号。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太师蔡京将此法推而广之，设置“漏泽园”，用官家空地建园，安排专业“瘗人”，负责埋葬死者，规定葬穴深3尺，以免暴露于外。全国州县及各城寨镇市有居民千户以上的
地方也普遍建立“漏泽园”。“漏泽”一语，典出《汉书·吾丘寿王传》。寿王曾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太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颜师古注说：“漏，言润泽下沾，如屋之漏。”“漏泽”表示德泽润下，人民都能得到恩惠。当时，还有收容“疾病之无归者”的“安济坊”，也招募僧人主持，凡治愈病人达千人者，也赐给紫衣袈裟。 三、灾 礼 灾指灾祸，主要指水火、雷电、日月之食、地震山崩以及各种怪异灾变等，其礼制与荒、札基本相似，即贬损礼仪规格，减省娱乐、膳食，而祈禳之礼往往比较讲究，除祭祀祠祷天地、社稷、宗庙、上下神只，又用男巫、女巫，歌哭跳号，以冀感动神灵，消灾去祸。 作者：222.131.122.* 2007-11-30 18:54 回复此发言 24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祸灾发生之后，相互慰问之礼称为“吊礼”，《周礼》中的“大宗伯”一职，“以吊礼哀祸灾”；“小行人”一职，“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都是代表天子吊慰抚恤各国诸侯及人民的。 日月有食，在古代是重大的灾变，因而有救日月之礼。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日月食的国家。《尚书·胤征》：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记载的是约四千年前发生的一次日食。救日月之食，一般的礼仪措施是奔走呼号，击鼓，用牲用币于社，置旗幡、兵器。《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说，天子救日食之礼，要树立五面大旗，陈列五种兵器、五面大鼓；诸侯用三旗、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天子的旗、鼓，要依五方之色，即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通典》记载，汉代天子救日食，身着素服，避正殿，陈设五鼓、五兵，用朱色丝绳环绕社坛，内外戒严，太史登灵台，观望太阳发生蚀变，便立即伐鼓。太仆主持，祝、史进行祝告。听到鼓声后，侍臣皆戴赤色巾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官员皆持剑立其门户前，卫尉骑马巡逻，直至恢复正常后方才罢止。相传这是春秋鲁昭公时叔孙昭子所说的天子救日之法。
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太史禀奏三月一日寅时合朔，届时有日食发生，满朝上下做好了救日的准备，但是日食却没有发生。有人提出要追究史官推算不准之罪。典历周晃等辩解道，“合朔之时，或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影）有亏，故谓之日蚀；或日掩月，则日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至于日月相掩必蚀之理，无术以推。”(33)由此可知，两汉魏晋之时，已大致知道日食发生的道理，但是认识还不科学，而且尚不能作出精确的推算和预报。这样，每当月朔之时，就必须做好伐鼓救日的准备。
唐《开元礼》“合朔伐鼓”礼规定，合朔前三刻，郊社令及门仆都头戴赤色巾帻，身着绛色衣服，守卫社坛四门。鼓吹令率工人各自按照方色手执大旗，站在四门屋下，旁边放置“龙蛇鼓”，队正率卫士5人手执矛、戟、斧、钺、矟五种兵器，围绕于鼓外而立。社坛四隅以朱色丝绳萦绕，太史官一人身穿赤色衣服，头着赤色巾帻立于社坛北，向日观变。坛上有黄色大旗及龙鼓、弓矢。太史看到日食发生，便说：“祥有变。”工人立刻一齐举大旗挥舞，擂动大鼓，声震如雷。直至恢复正常，而后停止。皇帝身穿素服，避正殿。百官着素服，各在其官府前率众向日而立，直至日光复明。唐代推求日月食的发生、亏初及复末时刻等术已较为完备，又有“迦叶孝威等天竺法”传入。不过仍然有推算失误之时。代宗广德时，仆固怀恩叛乱，又有吐蕃人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年）五月丁酉朔，原测定将发生日食，但是到时候却并没有发生，君臣都以为这是祥瑞之兆，为之庆贺。
宋代合朔伐鼓之礼，在太社坛设神位，并有读祝文，瘗玉币等礼仪。日变伐鼓，复明而止。
明初救日礼，皇帝、百官皆着常服、朝服，中书省设香案行礼，鼓人伐鼓。日食则在大都督府设香案，百官常服行礼。以后改由礼部专设香案于露台，仪门内向日设金鼓，露台下设乐部。日食时，百官朝服登台，回拜而跪。由执事人击鼓三声，于是众鼓齐鸣，一直到日复圆，
再行四拜礼。
清康熙时钦天监能准确推算日食发生时刻分秒，由礼部验准后，通知各省地方官员。满、蒙、汉军八旗都统率警备。礼部祠祭司官、钦天监、博士赴观象台观测，向日设香案。皇宫内救日礼与明制相似。日食开始，百官素服在露台三跪九叩，分为五班，轮流行礼。这时，金鼓齐鸣，更替上香，直至日复圆为止。月食在太常寺行救护礼，其仪式与救日礼同。各地救日、月之食，由督抚及正官一人主持，上香、伐鼓、跪叩行礼同京师。日月食伐鼓救灾，因为要动用军队，陈设兵器，许多礼书或将这一内容列为“军礼”。
四、禬礼、恤礼
诸侯国因外来侵略或内部动乱灾祸，蒙受经济、财产、人员的损失，天子或盟国汇合财货予以救助，称为“禬礼”；派遣使者慰问、存恤，称为“恤礼”。《周礼·秋官》“大行人”之职，有“致禬以补诸侯之灾”；“小行人”之职，有“若国师役则令犒禬之”，讲的都是“桧礼”。
但是，“禬礼”、“恤礼”，仅见于《周礼》，前代并不存在这种礼仪，后代也没有制定相应的仪制，赋予具体的内容。
五、问疾礼
问疾礼专指他人有疾病，前往病人家中探视慰问，探望者与病人应遵从的礼仪。《论语》中多次写到问疾，孔子生病时，鲁君来问疾，孔子“东首，加朝服拖绅”；（《乡党》）他卧病本来躺在北牖下，国君来了，临时改换位置，躺到南牖下，头朝东方。这样，鲁君就可以立于面向南方的尊贵位置，同孔子说话也可以处于面向东方的尊位上。虽然躺着，仍然把朝服搭在身上，拖着长长的带子，表示还是身着朝服朝见国君，不失礼仪。
《礼记·曲礼》则说：“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这是说去看望病人时，如果是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说漂亮话，随意向病人许诺。 唐《开元礼》有“劳问诸王疾苦”及“劳问外祖母疾苦”之礼。皇帝劳问诸王，包括外祖父、后父（皇后之父）、大官、都督、刺史、藩国国王等，派遣使者前往受劳问者的府第，在庭中分设使者与主人之位。使者来到，受劳问者出大门外迎拜，史官二人手捧皇帝制书进入中庭，使者取诏书说：“有制。”受劳问者再拜行礼，到使者面前接受制书，再拜。礼毕，主人送使者至大门外。如果受劳问者重病在身，不能亲自接受制书，那就由子弟代为行礼。劳问外祖母礼，包括妃子、宗室妇女，礼仪大致相同。如果是皇太子看望王妃等，则行家人亲属之礼，不拜迎拜送，也没有授受仪式。 宋《政和五礼新仪》有“皇帝遣使问诸王以下疾”及“遣使问帝姬以下疾”之礼，仪制基本上沿用《开元礼》的规定。 后代礼书无问疾礼仪。 作者：222.131.122.* 2007-11-30 18:54 回复此发言 25 回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注释： (1)《通典·礼一》。 (2)《史记·天官书》正义。 (3)见《清史稿·礼三》康熙六十一年诏谕。 (4)见《礼记》之《祭义》、《祭统》篇。 (5)见《周礼·天官·内宰》。内命妇指皇帝的妃、嫔、世妇、女御等；外命妇指卿大夫之妻。亲桑、享先蚕之礼，又见于《礼记》之《祭义》、《祭统》篇。 (6)见《左传·成公十二年》。杜预注：“享有体荐，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所以示恭俭”；“宴则折俎，相与共食”。
(7)秋狝——古代四季狩猎名称各不相同，古文献记载有异，据《周礼》分别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按规定春天狩猎要有选择，保护有孕母兽；夏天狩猎为保护农田苗稼；秋天狩猎可以多杀获；冬天狩猎可以无所禁忌。
(8)上舍生——北宋时，国子监太学生自下而上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通过考试升级，上舍生可以授官。地方州学也有类似的三舍，各州按规定每年一次或三年一次向太学“贡士”，即选拔一名上舍生，二名内舍生贡入太学。乡饮酒礼就是宴请将升入太学的学生。
(9)见《清史稿·礼志八》，顺治元年所定乡饮酒礼制。
(10)见《礼记·乐记》。这是说天子亲自为老人们袒露上身切割肉块，手捧肉酱送上，待老人吃完后，用爵盛酒送上，让老人们漱口，并戴着冕，拿着干盾，亲自参加舞蹈。一说“冕而总干”是衍文。
(11)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报班齐》。
(12)明黄光升《昭代典则》卷十二。
(13)见《册府元龟·帝王部》。
(14)见《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文物》1983年3期《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
(15)见《汉书·西域传》。《巴渝》，舞名。《都卢》，缘竿技艺。都卢国艺人善缘竿。《海中砀极》，乐舞名。“漫衍鱼龙”，化装成的动物表演。角抵，摔交。
(16)见《金史·张通古传》。
(17)见《仪礼·士相见礼》郑玄注。
(18)见《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引作古兵书；《明史·礼志》及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八“旗纛庙”引作《黄帝出军诀》。
(19)又，《朱子语类》卷九十云：“行是道路之神。古
者人有远行者，就路间祭所谓‘行神’者，用牲为两断，车过其中，祭了却将吃，谓之‘饯礼’。用兵时，用犯军法当死底人斩于路，却兵过其中。祖道之祭，是作一堆土，置犬羊于其上，祭毕而以车辗从上过，象行者无险阻之患也。”
(20)《孔丛子》——旧题为陈胜博士孔鲋所撰，载孔子及后学言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清代学者怀疑是三国时魏人王肃伪作。确切的成书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
(21)《司马法》——一种古兵书。《汉书·艺文志》列在《六艺略》礼书类，称为《军礼司马法》，旧题为战国齐人司马穰苴（rángjū）撰。据《史记·司马穰苴传》，它可能是一部包括了司马穰苴用兵之法在内的古兵书，齐威王时纂辑而成。
(22)《文献通考》卷一五七《教阅》。
(23)《宋史·兵志九》。
(24)《宋史·兵志九》。
(25)台吉——清朝对蒙古部落头领封爵的名称。
(26)见《后汉书·马援传》马援《上进铜马表》。
(27)《汉书·艺文志》云，《孝经》在西汉有长孙氏、博士少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等数家传习，分别著有《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等，都是对《孝经》一书的解说，郑玄注即采自上述诸家之说。
(28)《汉书·元帝纪》。
(29)《新唐书·太宗本纪》。
(30)见《礼记·玉藻》。
(31)均见《魏书·韩麒麟传》。
(32)见《后汉书·桓帝纪》。
(33)《通典》卷七八《军礼》三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