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

詹小美 揭锡捷

摘 要：文化涵濡指谓情感、规范、目标的习得、传承和教化，其“包容—浸润—涵养”的结构，以文化互化的共化阐发了文化功能“习得—传承—教化”的涵化状态、濡染过程和涵濡效果。文化涵濡“结构—功能”模式在对象性活动中具体样式的运用，借助价值观赋予特定事物以意义的符号，构成了人类群体特殊的成就。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建”意识、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担”意识、共同享有中华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以“共建—共担—共享”的层次链接，阐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内涵。具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路径，延展彼此承认的情感共通、相互容纳的心理共情和体谅宽容的行为共意，贯通代际示范与现实展示的交互、本质意志与选择意志的律动。链接在文化涵濡路径作用范式中的民族成员身份表达与价值诠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实践论的指向。

关键词：文化涵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构—功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9)05—0009—08

作者简介：詹小美，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负责人；揭锡捷，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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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指称特殊的社会现象和关于“归属”的理念，“共同体在今天的流行，可以被看做人们对于因全球化而产生并加剧的团结和归属危机的一种回应”[1]。“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2]，文化涵濡情感、规范、目标的习得、传承和教化，强调了文化要素潜移默化的滋润、浸润和濡染。培育共同体意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命题，在价值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把该共同体转化为一种团结，而这种团结能对属于共同体的利益有所推进”[3]。在现实性上，以文化涵濡的“结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内蕴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的伦理系统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且拓展于文化价值体系“包容—浸润—涵养”茹古涵今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的观念”。

一、文化涵濡的“结构—功能”模式

文化涵濡作为一种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和文化概念的创新，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开拓的一个新领域，亦可被视为人们对文化体之间接触、影响的效用和后果凸显的一种回应。探趣文化涵濡的“结构—功能”模式，既有彼此间的包涵与浸渍，又有相互间的熏陶和熏染。以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作为概念的文化涵濡，在美国学者鲍威尔那里着重于涵化的部分，即文化持续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既有主动调适的吸收，亦有排斥和抗拒，那些相互近似的部分会在涵化的过程中日益增长；在英国学者泰勒那里着重于濡化的部分，即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传播过程，强调文化习得与传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九大专项课题“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0），中山大学广

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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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作用；在西班牙学者奥立兹那里着重于文化的互化，即文化间共同影响的作用和相互贡献的文化共化。从汉语词源酌译，“涵濡”一词由“涵”和“濡”复合而成。“涵”意指包容、沉浸[4]，“濡”意指沾湿、浸湿[5]。“涵”与“濡”从水旁连在一起，以容、润、潜之意，强调了文化价值体系濡化机制恩德润泽的涵容、德泽优厚的滋养和涵濡雨露的煦润，指谓了“今夫受命于天，赋形于地，涵濡雨露，振荡风气”[6]的涵化状态，阐释了“玄云溶溶兮垂雨潆潆，类我圣泽兮涵濡不穷”[7]的濡染过程，演绎了“涵濡至治，生民乐业，盖二百年於兹矣”[8]的涵濡效果。

从两个文化之间的互撞到同一文化内部的习得和传承，再到文化间的互化与共化，西方涵濡理论的这一转向过程，以文化涵濡“结构—功能”具体应用，阐发了旧有的意义被赋予新要素的过程，或新的价值理念改变了旧有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过程。以民族学视角具象之，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行为方式、行为产物、观念态度的总和，“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9]。作为共同体生活价值表达的文化，泰勒强调了生活的集体性维度，本尼迪克特强调了以一定形态、风格、模式构成的文化特征，以及同质且一致的整体观念。无论是泰勒还是本尼迪克特，均未将文化简单地并置为内部所有的特质，而是将文化的内在性结合成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而为个体行动者提供了一种集体行为的“图式”。就此而言，文化价值借助符号运用在“包容—浸润—涵养”过程中的学习与传播，以文化理念对象性活动的具体样式，构成了人类群体特殊的成就。潜移默化的“包容”、交互共通的“浸润”、润物无声的“涵养”，更是以文化涵濡“结构—功能”的再阐释，诠释了“文化是某一类群体或群体内具有不同认同的各部分人所保持并代代相传的习得性对等意义和互补意义的总和”[10]。

文化涵濡“包容—浸润—涵养”的结构，以文化互化的共化指谓了文化功能习得、传承、教化的涵化状态、濡染过程和涵濡效果。其中，文化涵濡的习得关注文化自然嵌入个体的现象。与先天遗传的自然存在相对，习得以后天获知的经验和知识，指谓了语言与符号、精神与理念、规范与组织作用的基质。米德通过对文化模式、教育方法和人格主导类型之间的关系透视，阐发教育习得整体系统在嵌入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并对文化习得机制“使个体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与文化基本原则保持一致”[11]的功效进行了再诠释。文化涵濡的传承，强调了作为社会遗传的方式。文化内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同一性，指向了“在时间中从一个时代流传到另一个时代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超生物学的、超有机体的顺序”[12]。传统映射的传承“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13]。文化涵濡的教化，聚焦了“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感化。自我意识涵育与成长的过程，内蕴了个体民族成员从直接性、特殊性提升到存在普遍性的意义，深刻阐释了共同体“礼义教化，是齐之也”[14]的在场意识。

作为组织化、系统化的统一体，“包容—浸润—涵养”的结构性切入，反映了“一定的价值对象显现出的有益于人规范和优化人自身的生命存在的功能、意义或意向”[15]的相互依存、联系和转化。在文化涵濡的“结构—功能”模式中，文化包容是基于承认、容纳、宽容所形塑的文化涵濡形态。“包”是对多样性的整合，“容”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包容多样、尊重差异”表征着差异中求和谐、多样中求统一的“气分二象，垂包容覆载之私”[16]，其作用机制和影响方式在文化意义上反映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7]的实践意蕴。在现实性上，文化包容系统结构性作用的机制，指向了“承认—容纳—宽容”的整体性意涵。“承认”，强调主体间的相互肯定、同意和认可，无论是黑格尔自我意识的他者承认、泰勒的平等尊严理念，还是霍耐特“爱—权利—团结”的三元架构，文化包容系统“承认”的结构，均以主体间交往关系聚焦了价值共同体的构建，即“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18]。“容纳”，意味着接受和采纳，表征了交往主体在情感、心理和态度上的理解与包涵；“宽容”是基于承认和容纳的文化包容形式，强调“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19]的气量、体谅和兼容。10

在文化涵濡的“结构—功能”模式中，文化浸润是基于滋润、熏陶、渗透所阐发的文化涵濡形态。作为人化世界与意义世界相统一的观念表征，文化的内涵、价值、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由微而著进行渐化和化育的浸润，发挥着心灵陶冶、价值认同、行为评判的作用，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0]。在建构主义大师皮亚杰那里，浸润与“同化”和“顺应”联系在一起，与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知识认知结构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在现实性上，文化浸润系统结构性作用的机制，指向了“滋润—熏陶—渗透”的整体性意涵。文化的情感共鸣、价值规范和国族目标在广泛而深沉的润泽中滋养心灵、涵育德行、引领风尚，构成了文化浸润系统“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时，土地滋润，流湿万物，洽沾濡溥”[21]的滋润；文化习俗提供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规约的行为模式、文化理念形塑的价值氛围，构成了文化浸润系统“入兰芝之室久而自芳”的熏陶；文化内容对生活的融入、文化信仰对精神的支撑、文化态度对行为的导向，构成了文化浸润系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从文化滋润的扩散到文化熏陶的集流，再到文化渗透的融合，潜濡性、无痕性、内隐性的特点诠释于中，通过“细小空隙中透过”的濡化方式覆盖，自然性、隐蔽性、渐进性的特点阐发于中。

在文化涵濡的“结构—功能”模式中，文化涵养是基于培育、积蓄、保持所生成的文化涵濡形态。濡染和养育的综合作用阐明了“以文育人”和“以文培元”的文化意义，所谓“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22]。在教育大师杜威那里，涵养在文化涵濡系统中的深层表达指谓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23]。潜移默化的涵育与情感浸透的滋养，沉积民族成员的文化印记、形塑民族成员的伦理观念、佐证民族成员的价值律动，更是在现实性上对“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4]进行了再阐释。在现实性上，文化涵养系统结构性作用的机制，指向了“培育—积蓄—保持”的整体性意涵。“培育”，强调按照一定的目的进行长期的教导和训练，所谓“养子使作善也”。文化培育内发之意的“引出”和“导入”，强调顺其自然的活动。文化知识、文化信念、文化意志的储存，文化力厚积薄发的释放，论证了“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25]211的文化涵养指向。“保持”是经验过的事物经积累、储存和巩固得以再认和再现的过程，文化信息的护持和维系，指涉文化价值理念简略、概括和增加的合理化演绎，既有信息持存的记忆与保留，又有信息的加工和改造。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阐发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6]112作为客观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主观映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反映了投射于人脑运作过程与结果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关系辩证，阐明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72，“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525。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性延展于文化构成的多元一体性，文化内核价值意蕴的涵养使“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28]。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观念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共意的社会实存，它以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形式，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定在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映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共生的相互影响，更是以相互贡献的文化共化将“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29]，指谓了稳定的社会历史联系和文化涵濡作用的价值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多内容、多层次的文化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共同存在价值表达的系统结构。其中，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建”意识、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担”意识、共同享有中华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以“共建—共担—共享”的价值诠释和层次链接，阐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内涵。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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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指向在内涵上既逐层展开又同步相辅的“民族”与“民族共同体存在”。作为集历史、文化和政治于一体的实体范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由“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0]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民族文化的联结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复合民族结构。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对共同体存在的历史共在性、情感共通性、价值共意性的深刻表达，不仅映射了中华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共同体演进，而且书写了中华民族作为主观自为的历史文化图谱。从秦朝开启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形塑，到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近代觉醒，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认同符号强化，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31]，注解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32]的一以贯之。

在现实性上，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建”意识以多元一体的身份归属和心理认同的情感共识，具象为共同体成员族属同一的身份意识。这种意识通过传统相系的历史沿革和命运相济目标指向的文化阐释，强调了民族成员血脉联系和共同情感的价值纽带，并以中华民族互为一体、休戚相连的心理认知为群体归属，阐发了共同性基础上民族成员身份识别的事实性存在。“相信有共同的唯一归属，相信有共同的血统，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33]的身份感召和心理边界；普遍认可的族属身份、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深沉持久的情感定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建”意识正是通过群体交往的对象性活动和社会生活提供的行为准则，以“自我”与“他者”的群界区分，确立了“我是谁”“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考量，进行着“谁也离不开谁”的情感共鸣诠释和心理认同的符号传递方式演绎。“这些文化结构将生活模式化，并对参与这些文化的个人思想与情感加以限制”[34]43，进而在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文化阐析中，对“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意识进行了再诠释。

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担”意识，阐释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历史传承与和衷共济、相向而行的责任内化。民族是一群具有共同社会特征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存在物，民族成员“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7]73。共同的地域空间、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族属命运以表现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指谓了共同的发展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担”意识作用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下的共同体实践，表达了民族文化价值刻写对共同体存在的价值能动。这种积极的观念内化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自为”历史的全过程，集中体现在民族成员投身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伟大复兴的行为外化里，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又凸显了共同体成员担当中华民族发展重任的文化自觉性。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时代思想遇合，“共担责任、共担风险、共担挑战”的古今观念交汇，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刻印、内化于民族成员集体记忆和责任意识的过程，而且是民族成员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共同体命运相结合统一的过程，在责任内化和自觉外化的双向律动中，形成“共担”意识的话语符号、确立“共担”意识的结构功能。

在现实性上，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担”意识以团结互助的命运交融和休戚与共的时代担当，表征为共同体成员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作为群体经验、价值、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族梦想连接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群体心理和民族生存模式，它以生发民族情感、民族规范和民族目标的民族基因诠释，反映了民族成员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华民族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了各族成员风雨同舟、戮力同心的“共担”意识，即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担当意识，这种意识在社会关系和价值追求双重层面体现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内化和责任外显。正如马克思所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5]520。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担”意识，具象为民族成员共同厚植民族发展基础、缩小民族发展12

差距、促进民族共同繁荣，在共担互补中壮大民族发展利益，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发展前提。共同发展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呈现，指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族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35]。

共同享有中华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阐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实体存在和繁荣发展的利益指向。中华文化由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既非仅属于汉族的文化，亦非仅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各民族均贡献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因而各民族文化均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共享的历史进程，凝聚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肯定对方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双向认同过程。这种和谐共生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意识，以彼此一致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认、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聚合，指向了民族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和高度自信。在物质层面，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累积的发展成果由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开发和创造，因而为全体民族成员所共同享有，它集中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是基于民族整体发展利益之上的共有与分享。因此，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意识，指涉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终通约，缩影于共同体利益关系的本源意蕴，求解着各民族利益诉求与利益维系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推进中的满足，并在实践中演变着民族发展与利益客体承载指向多元一体的价值摹画，互动于各民族利益共享的合解与合题。

在现实性上，共同享有中华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以精神依托的价值共鸣和惠及各方的利益机制，阐发为共同体成员凝聚价值、共享利益的共生意识。一方面，共同享有中华文化的“共享”意识，强调中华民族成员在对自身文化认同与确信的基础上共享历史文化记忆和现实文化形式，通过共同族属血脉和文化纽带所联结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以情感维系、精神标识和观念符号的系统性阐发，进一步明晰民族成员个体的身份定位和群体形式“共同体想象”的现实延展，由此达致民族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强调通过中华民族建设成果的共享、共同发展的繁荣、互惠共赢的实现，以此寻求各民族发展的利益契合点，以利益共同体的打造和分享、最大“公约数”的阐发和凝炼，凸显“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意蕴。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6]，“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37]。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享”意识在新时代的表征，体现为全体民族成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上的各得其所，“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38]。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涵濡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解读，具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表达和价值诠释，链接在文化涵濡路径的结构性阐发和价值意蕴实现的作用范式里。作为文化组成要素的共同体意识，在胡塞尔那里被阐释为“创造性的人类生活，在共同体成就中客体化的人类生活”。它以社会意识的文化形式“在这个持续的共同体生活中贯穿着一个共同体回忆的统一、一个历史传统的统一”[39]221，反映了共同存在的“社会遗产”。共同体意识身份概念的确立与文化身份概念的阐发具有共在、共通、共意的属性，前者以继承的方式获得，后者被视为“给定之物”。文化身份的共同体表达反映了个体的原生性根基，连接文化归属的自然化和共同体归属的社会化。文化的共享模式、习得行为、历史沉淀，映照了共同体生活的各种象征、思想理念、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由各种制度、群体仪式、组织结构所赋予的行为方式，指向了特殊历史条件下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创造。共同体意识生发于共同体成员适应外界环境和其他人群使用的文化调整，依赖符号使用而存在的由身体、行为、观念、情感组成的文化现象。这种由生活模式对参与其中的个体思想加以规约的观念样式与情感连接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共同体存在内在一致性的行为整体和共同体意识凝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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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统一性的思想共识。正因为“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

以基因遗产的嵌入对共同体意识表现特征和心理特质的投射，使文化涵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以“包容—浸润—涵养”的结构得益于彼此承认的情感共通、相互容纳的心理共情、体谅宽容的行为共意，指涉通过自觉学习、主动感悟、文化熏陶的浸润，影响交往思维和生活的共同体范式。生发于中的个体互动与群体场景，使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意识时间表达的延续性、空间阐释的价值性保持一致。文化涵濡结构中的“包容”强调作为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协调共生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地在自己特殊化自己，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己本身的东西”[41]的共相，阐发共同的文化基础、共有的价值观念、共建的精神家园，这就是马克思所阐释的“类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42]。文化涵濡结构中的“浸润”以文化气息的感染和春风化雨的沐浴切入共同体生活的实践，以思想、品行、习惯的濡染实现的社会聚合切入共同体日常生活体验，这种长久影响和持久过程被苏霍姆林斯基阐释为“用环境、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情景、用丰富集体精神生活和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43]。文化涵濡结构中的“涵养”通过文化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投射到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表征了文化涵养温润心灵、陶冶精神、感化达致、教化育人的概念意义，由此注解了作为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对人的理解、感悟和设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以“习得—传承—教化”的功能得益于共同体代际示范和现实展示的影响，储蓄和传递民族信息的习得、本质意志与选择意志作用下文化因素交融互渗的传承、体现正向价值教导文化再生产的教化，指涉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混合—杂交—同化的事实，以及在价值交错、相互影响、相互嵌入的过程中对“共建—共担—共享”意识践行的介入。从文化习得的共存，到文化传承的共生，再到文化教化的共融，文化涵濡“习得—传承—教化”的系统既蕴含了“共建—共担—共享”主体同一性的价值秉承，又反映了“归属—责任—利益”美美与共的价值共识，它以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心理和态度为观照，以平等交往、相互尊重、体谅兼容互鉴为准则，对“共建—共担—共享”的文化共生进行了再诠释。从文化培育的习得，到文化积蓄的传承，再到文化保持的教化，文化涵濡“习得—传承—教化”的功能既是文化价值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文化精神的创新与成长。共同体意识影响下的主体选择和时代精神培养，构成了习得与传承的观念导引、创新与成长教化的行为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涵濡功能的实现，正是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价值引领、舆论导向、精神塑造中，在现实性上对“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44]进行了再阐发。

以文化涵濡的功能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实践，指谓了文化涵濡“习得—传承—教化”对培育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论指向。文化涵濡的“习得”是潜意识作用的过程，是注意意义的自然交际的结果。以文化习得切入“共建”意识的铸牢，强调完整的习得首先在个体成员的脑海中形成概念性思维，经实践验证后推广为共识，多次反复积淀为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受文化先天给定性的预设，民族语言、习俗与习性、思想与理念对共同建设中华民族沉潜化育的阐释，指谓了民族成员心理内容、心理过程、心理状态的再生与变革，这是“共建”意识客体化对象性目的与对象性能力的显现，缩影着主体消化、积累、运用乃至创造性的文化过程，表征着个体心理特性和心理构造发生、发展的演绎。“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习性”[45]，强调了“共建”意识在生活、学习和技能文化习得中的养成，这是民族成员社会化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约定俗成的归属审视、认可接受的文化身份界定、强化教育影响的情感共鸣，促成“共建”意识的行为养成。正如洛克指出的那样：“一种动作经过多次练习，可以在他们身上变成习惯，它便不必再靠记忆与回想，自然而然就做得出了。”[46]文化习得与“共建”意识潜濡默被的自然交融、由自发到自觉的文化习得存续，指向了潜移暗化、自然似之的涵濡过程。14

文化涵濡的“传承”是一个由内而外的状态，它“是在没有外界直接干涉，控制条件下的一种自觉行为，他极力追求的目的是使自己的行为活动跟行动者的行为活动相一致。”[47]在本尼迪克特那里，“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34]2。杜威进一步概述为，“我们认识到共同体生活给我们灌输了什么，并能依据其为我们所塑造的习惯来进行认识活动。”[48]以文化传承切入“共担”意识的铸牢，强调遗传、模仿、教化维持的“共同领会”，体现生活模式、行为标准、价值理念的共同体表达，为个体成员提供行为的预期和价值的定向，诠释了强调民族发展利益的责任自省。正是因为传承的文化场景“总是由对特定的位置占据者的身份、利益、机会和奖惩的给予”[49]，“共担”意识的阐述提供“内部养成”的社会性、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民族氛围，责任内化的再诠释和责任外化的再阐释，注解了“他身上的人格与社会文化特征也是此后依据其所继承为文化及各方面因素逐渐形成的”[50]。

文化涵濡的“教化”是教育的社会化结果，特指社会通过各种教育方式，通过各种教育渠道，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导，使其掌握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从而起到传承文化、稳定社会的作用。以文化教化切入“共享”意识的铸牢，强调环境的熏陶、非组织性自然文化的传播、社会教育与文化展演的感化。共同享有中华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同体意识，连接在政教风化、教育渗透、环境影响等要素的综合运用上。正因为文化教化可以影响民族成员利益空间的意识养成，导引“共享”意识影响下的个体选择倾向，成为“共享”意识培育的价值要求和实践向度。文化价值理念的教育和感化功能使利益调适机制发生作用、使附着于个体意识之中的群体规范发挥影响，在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同时，为个体行动者与群体推崇的社会性链接提供“透视器”和“显微镜”，并在根本性上再次论证了马克思所言“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26]174。事实上，文化教化所阐发的利益共享不仅诠释了共同体意识培育从特殊性向普遍性提升的教化归旨，而且阐述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客观与历史理解之间的皈依，进而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互动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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