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鲁迅是怎样做父亲的

概括鲁迅是怎样做父亲的

【篇一：概括鲁迅是怎样做父亲的】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10月，是鲁迅寓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最后一个月。1916年6月搬进这里后的3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时间。

他写道：“我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鲁迅却不再专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写下洋洋6千余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新青年》6卷6号，在文章中他批判了过往的父子观。

他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并不是凭空而来，鲁迅对父子关系问题关注为时已久，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下一代，拯救他们就是改变中国的未来。

但在被泛伦理化、泛国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围中，人的个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将孩子从旧的父子关系中解放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在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一年前写下的《狂人日记》中，他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的观点则表达得更为明晰。

他首先反对子女应以“顺从”作为“孝道”的观点，并结合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然后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幼本位”的主张，即父母对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

作为父亲的鲁迅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写作10年后，鲁迅和许广平有了一个孩子，叫做海婴。孩子的存在，使鲁迅愈加深入地考虑父与子的问题。

先前的议论只是个人的独思，现在则有了切身的体味。在这段时间给友人的书信里，他记载了很多关于海婴的片段和自己的思索：“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也较去年强健，而且近来似乎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但因年龄渐大之故，唯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废去不少功夫耳。”

“我们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总是搅乱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也是要吃饭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

“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现在的孩子更捣乱了。”“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读了这些鲁迅对海婴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自己所提出教育思想的身体力行：“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父母“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鲁迅到了身体十分虚弱时，仍然在儿子面前坚持一个温和的父亲形象，他会在写信的时候，请海婴帮他选择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而鲁迅病危的时候，海婴每天晚上临睡时都会向父亲说一句：“明朝会！”有一天，他在楼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听到，又大声地喊：“爸爸，明朝会！”等一等，还是听不到回答的声音，就大声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鲁迅就挣扎着说：“明朝会，明朝会。”海婴就说：“爸爸怎么耳朵聋了！”

儿子一声声嫩嫩的“明朝会”以及鲁迅在挣扎中努力地回应，正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和儿子之间的生命呼应。

这也正是鲁迅所提到的，生命是一种传承接替，“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生命的天性，不是“恩”，而是“爱”。

（作者：邸笑飞）

【篇二：概括鲁迅是怎样做父亲的】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理由一：有利于读者将来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理由二：只有让受毒害过深的人觉醒起来才有希望让孩子感受到光明。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理由三：尽管文章现在的影响大小不知，但只要相信有利于将来就应该写出来以示世人。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原因：生物学意义上的保存延续发展生命的本质要求，并没有谁受谁的恩典。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

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我的观点：这一点在强调孩子权利父母义务方面是有远见的，因为直到现在西方有法律禁止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使用暴力之类的相关条文，但中国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暴力现象一直存在。无疑鲁迅是彻彻底底的激进派，也是彻底的革命者，只是有时候真理存在于两种极端之间，太过于强调生物学意义上父母对于子女尽义务只是相当于经手人罢了，这样的彻底是有点无情无义的，我们大多数血浓于水的父母是无法接受的，是会伤父母的心的。我个人认为父母就是父母，是情感上的唯一，在某种心灵意义上来说，不管你是亲生的还是被抱养的，你的内心深处都有属于自己的父母，而经手人不是唯一的，可以换来换去的，我们也不想我们的父母突然一瞬间变成了可有可无换来换去的经手人。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

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2）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Ｅｕｇｅｎｉｃｓ）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

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我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尽义务但并不是强调要自我牺牲，我个人觉得存在一种共同发展的关系。鲁迅先生对于孩子的世界不同于成人，父母是孩子的协商者指导者并非命令者，培养子女自立独立的能力，这些观点都是很具有教育学的价值和意义的。但我个人认为父母是有批

评指责孩子的权利，不能一味地强调民主，容易形成民主泛滥，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我的观点：父母也需要进步也需要自我提高，才能使子女更幸福，这一点对于父母的启示意义是很大的，所谓育人先育己，只有自己强大，才有机会给孩子提供营养的土壤和空气。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我认为，这一段相互关系的论证是很精彩的，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是坏人与好人关系那么简单。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3）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我认为：这一点是存在的，由于现在的教育体制还存在科举制的遗留的毒害，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思想受到禁锢，没有开阔和创新的思维，有部分孩子可能性情也提前变得比较老练和阴沉，这是我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未老先衰”。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

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我认为：古代提倡孝道，并非由于孝道缺乏所致，当时的专制盛行，在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孝道这一观念。而且这一观念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执行的人弄错了，方法不对，导致鲁迅先生有机会进行讽刺和批评。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

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我认为：一夫一妻制可以改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使得丈夫和妻子的孩子受到的关注和爱更多些，也更纯粹一些，起码父亲的爱不会分散太多，反正孩子都是一个娘生的，并不是一夫多妻制可能存在最喜欢自己喜欢的妻子所生的孩子。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篇三：概括鲁迅是怎样做父亲的】

鲁迅和许广平本意是不要孩子的，他们有了子嗣是出乎意料的。鲁迅在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身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一个人，要绝后顾之忧，牺牲养育子嗣的权利，这又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但有了孩子，鲁迅自是十分怜爱。在给日本朋友的信中，鲁迅多次谈到寓所朝北，阳光照不进屋，孩子不适宜，以致常生病。1933年4月19日，鲁迅写信给内山嘉吉先生，“我们原来的房子朝北，对孩子不适宜，已在一周前迁至施高塔路”，即大陆新村9号。两个多月后，鲁迅高兴地告诉山本初枝夫人：“搬家后孩子似乎很好，很活泼，肤色也变黑了。”在给母亲的信里，鲁迅也说：“因为搬了房子，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间去，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

鲁迅在《风筝》中，深刻地表现了两种儿童观的对立：一种是传统儿童观，把游戏和玩具看做“没有出息孩子的玩艺”；一种是西方的儿童观，肯定“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赞赏符合儿童天性的教育观和方法。他给朋友的信，特别是给增田涉和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经常的内容就是谢谢他们送给海婴的玩具，并生动地描绘过海婴对待玩具的态度。

鲁迅反对小学教师鞭打儿童，但有时他也会对海婴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的时候。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很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