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探索

作者：黄建军

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01期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和社会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民主制，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经验，在批判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管理进行了预测。十月革命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状况，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经典作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对我们当前的社会管理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经典作家； 社会管理思想； 主要内容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1-0005-05 Marxist Classical Authors‟ Thoughts of Social Management HUANG Jian-jun1，2

（1. The School of Marxism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Marxist classical authors‟ theoretical works and social practice contain abundant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 Marx， Engels by examining the capitalist democrac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management system， and forecasting communist society management.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faced with the gri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ssia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Lenin carried on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formed the socialist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 and these classical authors‟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s still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our present social management.

Key words： classical authors； social management； main contents

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他们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的弊端，对共产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进行了探索思考。革命导师列宁从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新思想。通过梳理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理论和实践中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对于正确处理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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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管理是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管理职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特别是科学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考察，初步形成了他们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1.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和弊端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消灭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取消了贵族特权，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实现了权力的制衡。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确实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是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在看到“三权分立”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中起进步作用同时，更应看到它对资产阶级统治实质的掩盖和粉饰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一种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关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早已失去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性，成了典型的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体。因此，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践中只不过是用来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借助于资本对劳动统治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帝国制度”。马克思指出：“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1]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就是与这种“帝国制度”相适应的，国家的一切活动也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经验

19世纪40年代，世界各国普遍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其中起决定作用和具有最终意义的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状况。

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风暴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考验，同时它本身也成了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资产阶级国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分析了无产阶级流血的教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1848年革命是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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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欧洲工人运动在经历1848年革命后又重新高涨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1864年第一国际的蓬勃发展。正是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法国1871年3月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之后，对巴黎公社所实行的人民管理国家的实践极为重视。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2]

通过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国家除了具有阶级统治的职能，还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1]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说明政府统治社会和压迫人民的权威随着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该执行的社会管理职能则由社会负责任的勤务员即人民公仆来执行了。恩格斯在后来的《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说明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执行社会管理职能逐步产生的，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是国家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管理制度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与他们的国家理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从国家理论出发探索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本质，指出资产阶级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管理国家无非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满足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同时把广大人民排斥在管理国家政权之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是有限的，必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对立的，因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压迫性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3]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对国家的本质进行了论述，他写道：“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 说明国家执行了某种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也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使自身的政治统治能够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统治的意义上的分析，深刻地阐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

（2）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把人民排斥在政权管理之外的虚伪性。马克思1843年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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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4] 马克思坚持人民在国家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这个观点反映了马克思要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愿望。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管理国家、统治国家的大权始终由剥削阶级掌握，劳动人民一直被排斥于国家政权之外，根本不可能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来。

（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无法消除，生产和消费往往脱节，这就导致了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社会处于生产破坏和秩序混乱的恶性循环之中。另一方面，现代大工业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为资本家私人所占有，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5]资本主义存在的这些弊端，也必将被更合理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管理形式所取代。 2. 对未来理想社会管理制度的探索和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方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科学地预测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一些重要思想。虽然还没有接受实践的检验，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性质、内容、措施、目标等思想，为我们研究新社会的管理指明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考方法。

（1）在社会管理的性质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是人民管理的性质，公共职能失去了政治性质，真正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将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在生产资料面前拥有平等的权利，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管理也不具有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而是实行人民联合的自主管理。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6] 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和剥削，也就具有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管理不同的性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这为无产阶级的社会管理指明了方向。

（2）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管理，在内容上是指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包括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反映了社会运动发展的总体要求。早在1845年2月8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谈到资本主义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时，就认为它们耗费了无数的人力，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无限地加以简化，共产主义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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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7]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按照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全面发挥社会成员的才能，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有序地向前发展。

（3）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要采取的社会管理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的设想。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管理措施提出了一系列的设计和探索。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后，必须实行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不再是不同的阶级，并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创造出来的福利。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认为同样要采取一些措施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也将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管理的社会化的基础上，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和控制，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5] 劳动者个人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实现了联合自主管理，“现在支配过去”将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

二、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他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同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和巩固是紧密相联的，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理论探索和大胆实践，是无产阶级执政党管理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列宁社会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1.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面临的国际形势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俄国的国内外环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开始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侵略和武装颠覆，并策划了苏俄国内战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攻击的目标，因此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二天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建议结束战争，缔结民主和约，但这一建议遭到拒绝。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于是决定同德国进行谈判，面对德国提出的一系列掠夺性的条件，列宁认为，为了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要求缔结和约的必要性当时大多数人都认识不到，分歧很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却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一切却为德国提供了可乘之机。从1919年初起到1920年末，外国武装干涉者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机，还增派大量兵力，并策动和支持白匪头子、沙皇的反动将领先后发动了三次猖狂的进攻，占领了苏俄大约四分之三的土地。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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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苏维埃俄国陷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将一切转入战时轨道，实行了一系列人们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严格的集中管理。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在国内外敌人的围攻下站稳了脚跟。

2. 苏俄国家建设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结合俄国的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国家的消亡，建立什么样的管理体制以管理俄国发展经济成为列宁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列宁领导人民开展了国有化工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直接过渡”向“迂回过渡”的转变，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新构想，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不断改善管理方式，初步找到了一条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管理的方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春一段时间，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进行国有化工作，把银行、铁路、大工业企业等收归国有，铲除了资产阶级从事政治活动的经济条件，剥夺了他们反苏维埃活动的手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苏维埃政权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列宁分析了俄国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提出恢复发展生产力，全力抓生产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赤卫队进攻资本”向“管理俄国”过渡。 国内战争爆发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之后，这一政策使国家陷入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从1920年底到1921年春天，各地普遍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2月至3月间发生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表明，国内存在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危及革命政权的地步，如果再不调整政策，苏维埃政权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迂回行动，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调整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思想，此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逐渐显现出来。 （二）列宁社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构想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方式和管理的内容等进行了探索，我国著名学者列宁问题研究专家俞良早教授也认为：“经历国内战争以后，列宁转变为现实民主的思想，主张由党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加强党内监察与监督，加强国家机构和国家机构的管理能力”。[8]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新思想。 1. 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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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这时候关于领导管理国家的职能问题俄国出现了一些矛盾，要不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国家成了一个焦点问题。这些观点的实质是企图撇开和取消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列宁针对这些争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认为苏维埃过去取得了胜利，完全是因为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能够带头冲锋陷阵，英勇捐躯，从而带动了不觉悟的工人。在国内经济建设时期，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工人、农民表现出来的组织才能和团结的力量全部保持下来，工会在这方面应当发挥重大作用。但苏维埃是领导者，认为经济问题归工会，政权归苏维埃的想法是荒谬绝伦的，为了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使苏维埃对各行各业都具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是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9] 列宁充分肯定了工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列宁又强调：“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10] 而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吸收他们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全体人民都真正学习管理，体现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只有在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够有效驾驭国家政权，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人意志决定问题并达到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政权，领导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2. 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者参与管理工作

管理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门知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十月革命后，列宁从苏维埃俄国实际出发，专门论述了学习和利用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当时的苏俄不但经济落后，绝大多数工农群众甚至没有文化，无法胜任自己参加的管理工作。而且直接从工农中选拔管理者的“速度无论多快，还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工人农民能做管理工作，熟悉各种专业的管理部门，而现在连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没有得到满足”。[11] 严峻的现实使列宁认识到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通过总结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列宁认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10] 因此，他深感培养新型的工农专家、大量吸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专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列宁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12] 列宁认为把这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专家手里掌握的全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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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技术知识，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也是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给自己提出的困难任务。

（2）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之上的，因此，管理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管理就要懂行”，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其中特别是要求管理者精通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一切过程、条件，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要求管理者是管理现代企业的内行。因此列宁认为应当珍视任何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知识、资产阶级技术的人，没有他们苏维埃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他强调：“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我们应当借助于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10] 列宁认为当时苏维埃政权还不善于经营管理，不善于当组织者和管理者，即使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却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者。换句话说，管理现代社会，要求必须是内行，必须是具有各种知识、本领的管理专家。 3. 提高管理者的素质

列宁分析了俄国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建设的实际情况，认识到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的贫困相当严重，加上俄国文化的落后性、小农的分散性和散漫性，这种状况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代表人民群众实行管理，同时吸收沙皇时代的旧职员和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但导致了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作风复活起来。列宁认为必须提高管理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并通过学习掌握管理国家的本领。

苏俄社会主义建立后，进入国家机关的一些工农代表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其中有些人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官僚化”的趋势，而过去旧职员、旧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给新型的国家机关带来旧传统、旧习惯。苏俄经济文化的落后也妨碍了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运用，而且文化上的落后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摆在苏维埃面前的任务也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因此，列宁认为主要的是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已足够，主要的经济力量也被国家掌握，但就是做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缺少科学文化知识，结果他们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在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面前，往往被人愚弄，实际上是被领导。列宁非常重视通过文化教育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尤其是在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更是这样，他在后来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重要文章中论述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文化教育、文化建设问题，并强调“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12] 三、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管理思想的探索，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借鉴的内容，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学说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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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思考为指导，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出发，对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因为时代的限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经典作家在那个时代能预测到今天社会管理的丰富内容，不可能要求经典作家为他们一百多年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答案。我们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实践探索来不断加以回答。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利益矛盾冲突日益复杂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面临诸多新课题。如何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措施，已成为当代政府社会管理急需回答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管理的思想，不断总结我国的社会管理实践成果，积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努力探索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途径、制度和措施，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效能。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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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俞良早.列宁由理想化民主向现实民主的思想转变[J].俄罗斯 中亚东欧研究，2011，（5）.

[9]列宁.论无产阶级政党[C]//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99. [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8，30，124. [11]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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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