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_特征_模式与机制

地理科学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２６，Ｎｏ．４Ｊｕｌｙ，２００７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

特征、模式与机制

冯健１，刘玉２（１．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的分析表明，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而９０年代末的模式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异质性特征突出，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关

键

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人口；社会区；郊区化；多中心；转型期

１引言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基本发展动力下，综合了人口变化、经济职能分布变化以及社会空间类型等要素而形成的复合性城市地域型式，是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课题［１］。这种视角把城市看作一个面，研究城市内部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间关系。国外学者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有不同的着眼点，如：从“系统论”的角度，强调结构的组织规则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２］；强调运行方式及与土地利用的关系［３］；强调与政治及经济和社会要素是很好的研究载公共政策的关系［４］。就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而言，人口、

体，而且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等要素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空间重构，因而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已成为新时期城市地理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受政府干预较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土地无偿划拨使城市地域功能处于混乱状态，向心集聚一直是城市人口和产业空间决策和发展的主导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市场机制在塑造城市空间方面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如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一连串空间反映，城市居民收入和职业分化带来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户籍管理制度松动导致大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并进而影响郊区城市空间发展，离心扩散力量成为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动力并诱发了郊区化进程等。中国城市空间发展背景的上述变化，及在市场机制下所发生的空间重构，已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修订日期：２００７－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５０１０２３）。

作者简介：冯健（１９７５－），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地理和城镇化研究，发表论文５０余篇。

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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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２６卷

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４￣８］。随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面世和对郊区化研究重视，国内学者在城市人口与空间的关系［９￣１３］、城市社会区与社会空间分异［１４￣１９］、城市产业的空间力量［２０￣２２］等与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相关的方面也取得新的研究进展。本文侧重从人口、经济和社会３大方面，对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特征进行系统总结；概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及其重构特征。

２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

２．１中国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特征２．１．１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的重构

表１汇总了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间北京、杭州、广州、武汉和上海人口的空间变动数据。在８０年代，多数城市已形成中心区人口减少、近郊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区人口低速增长的区域差异的基本格局；９０年代，这一大体格局仍得到保持，并且各圈层人口增减强度发生变化，中心区人口正在大幅度减少，而近郊区人口却快速增加。９０年代中国大城市郊区化速度加

表１中国城市内部总人口的空间重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Ｔａｂ．１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９］、［１０］和［１２］。

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９５

快。上述趋势在北京、杭州和上海都得到充分体现。如北京中心区人口，９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相比，其年均增长率由－０．４３％降至－０．９９％，而近郊区由４．３４％增至４．８２％。杭州中心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１．５７％降到－１．７５％，而近郊区则由４．２９％增至５．４６％。上海是四圈层结构，情况复杂一些，但趋势也很明显，核心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８０年代－０．６９％降至９０年代－４．４２％，边缘区＋近郊区”则由２．５０％增到３．６１％。“

广州和武汉虽略有不同，但与总趋势并不矛盾。广州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还没有开始郊区化，但９０年代郊区化已经开始。其中心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８０年代的１．２４％，变为９０年代的－０．６４％，实现了负增长的突破。而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优势则进一步突出，其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４．４３％提高到８．８７％［１２］。武汉中心区人口在８０年代实现了负增长，但９０年代转而反升，与老城人口过于密集、旧城改造迟缓以及老城仍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前来就业的特点有关。下文按常住户籍人口来衡量，发现９０年代武汉的郊区化仍在继续发展。

２．１．２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

将总人口分解为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城市内部人口的空间重构特征，因为以常住户籍人口衡量郊区化可排除外来人口干扰并反映居民外迁的真实度。

以常住户籍人口来衡量，中心区居民外迁强度要远高于按总人口度量的结果（表２）。如在北京，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间中心区按常住户籍人口的减少幅度（１４．３万人，增长率－６．１％）要比按总人口（８．２万人，增长率－３．３８％）大得多；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二者的差异更大（常住户籍人口减少４０．３万人，增长率－１８．２％；总人口减少２２．２万人，增长率－９．５％）。而近郊区的人口增长幅度更为显著。北京８０年代近郊区总人口的增长幅度（１１４．９万人，增幅为４０．５％）远高于按常住户籍人口的增长幅度（８７．７万，增幅３１．６％），９０年代前者（２４０万，增幅６０．２％）远高于后者（１１３万，增幅３１％）。杭州和广州的情况类似。

上述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空间变动特点引起的，无论在８０年代还是９０年代，各城市中心区和近郊区都在集聚大量外来人口，不同的是杭州、广州中心区外来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在下降，而北京还在上升。以北京为例，中心区外来人口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获得了８７％的增长，９０年代获得了１７６％的增长；近郊区的外来人口在８０年代增长了

３８９％，在９０年代增长了４０７％。不同圈层外来人口的变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

抵消了中心区人口的减小幅度，使得总人口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居民外迁的真实强度；另一方面，它加强了近郊区人口的增长幅度，因为近郊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更大。

总之，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中心区有较多的常住户籍人口发生了外迁，但人口外迁的真实转强度往往被总人口变化所掩盖，根本原因在于外来人口完全不同的空间增长格局的作用。型期中国大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的差别。

２．１．３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将城市地域进一步细化，根据距离中心区远近，把近郊区分为“近郊区内沿”和“近郊区外缘”都市区内沿”和“都市区外缘”，根据距离近郊区的远近，把近郊区以外的都市区分为“。按上述方法划分了北京都市区和杭州城近郊区，发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人口变化的地

域类型相对较少，多数地域人口缓慢增长，少部分地域人口中、高速增长或者减少。具体如下：①中心区的街区已变为人口减少型；②近郊区内沿为人口中、高速增长型；近郊区的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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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２６卷

表２中国城市内部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Ｔａｂ．１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９］、［１０］和［１２］。

为人口中、低速增长型；③近郊区以外的广大地域，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局部地域人口出现减少现象。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差异性已大于相似性，人口变化存在明显的多极增长特点。具体表现在：①中心区街区人口减小幅度增大；②近郊区外缘转变为人口中、高速增长型；③都市区内沿大量区域人口增长中心的崛起，突出地表现在区县政府驻地街区和快速城市化街区人口的中、高速增长；④都市区外缘人口的减少已相当普遍。

２．２中国城市内部经济空间重构特征

２．２．１城市工业的空间重构

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９７

对中心地段交通和其它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导致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工业的集聚发展传统，但也带来了城区土地利用不集约和污染扰民等负作用。改革开放后，工业污染扰民问题引起社会重视，污染扰民企业搬迁、治理成为８０年代中国城市工业离心化和郊区化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另外，由于对城市工业“大而全、小而全”体制的缺陷引起重视，很多城市开展了工业体制改革和着手调整工业布局过于分散的局面，在此过程中伴随了一定程度的郊区化。９０年代，工业郊区化继续获得发展，出现大规模企业搬迁现象。除了污染扰民企业搬迁、治理以外，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及随之而来的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功能置换成为工业郊区化发展最典型的动力，企业通过转让原址获得资金补偿，搬迁积极性大大提高。很多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求而主动搬迁。转型期城市规划与城市开发均推动了工业郊区化发展。

北京、杭州、广州和上海不同圈层工业用地面积或企业数量变化均可对工业郊区化进行界定［９，１２］。在北京，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市区因工业搬迁腾出用地５９ｈｍ２，其中中心区为４２ｈｍ２（占

７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市区因污染扰民企业搬迁而腾出用地１７２ｈｍ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四环路

以内工业用地比重已从８．７４％下降到７．２６％。城市各类开发区的发展本身也是工业郊区化

和工业空间重构的一种表现。在杭州，３个国家级开发区多数都位于用地宽松的郊区，各区级工业园区基本上都倾向于选建在近郊区的外缘地带，实现由用地比较紧张的中心区向用地比较宽松的近郊区外缘的转移［２０］。这实际上反映了城市土地市场化所导致的土地置换过程，北京也有类似趋势（图１）。总之，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工业空间重构凸显了郊区化的力量。

图１北京各种开发区、购物中心、别墅项目和经济适用房项目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ｓ，ｌａｒｇ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ｅｓ，ｖｉｌｌａｓａｎｄ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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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城市商业的空间重构

便利店、仓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商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超市、

式商场等多种新型商业获得较大发展。近年，中国超市保持着年均６８％的增长速度，成为全

国商业最主要的增长点［２７］。中国大型超市的真正发展始于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以后快速增长。近年来，大城市郊区的大型超市或大型购物中心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城市零售业的空间格局，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产生冲击。中国城市大型超市获得发展的原因包括：①由于采用直接由厂家供货进场而减少经营环节和降低经营成本，采用先销售后结算的方式减少了商家大规模资金占用，使得大型超市商品价格相对低廉；②郊区满足了大型连锁超市及仓储式超市所要求的较大用地空间，包括：较大规模的经营面积（从２５００ｍ２到１万ｍ２以上不等）和商品储存空间（仓储式超市卖场和仓库合一，６０％以上空间用于商品储存和批发），满足庞大人流和物流需要的大型停车场；③居住郊区化发展促进了郊区大型购物中心发展（图１），因为郊区大量社区需要配备各种购物中心，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以来城区商业已过于饱和，不仅没有太多的商业发展空间，而且经营状态及营利状况也不佳。如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北京城区各大型百货商场就处于微利、薄利，甚至亏损的状态。从而使得近年中国大城市开始控制商场过于集中在城区的局面而鼓励发展商业的郊区化。如北京规定凡营业面积在１万ｍ２以上大型仓储式商场只能布局在三环路以外的商业中心，二环路以内近期不再新发展大型商场。对北京千份问卷调查表明［２８］，西单等市级购物中心的频率基本稳定，但光顾区域性购物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间居民光顾王府井、

中心或大型超市的频率却有极大变化，表现出“多频”比重上升和“少频”比重下降的趋势。最近针对北京的一项问卷调查则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居民购物行为的变化反映出北京商业发展的郊区化和多中心化趋势，居住地附近的低等级商品购物行为逐渐增多，区域性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以及家电卖场对高等级商品购物产生巨大吸引力。

２．３中国城市内部社会空间重构特征２．３．１城市社会空间因子的重构

学术界对北京、广州和上海社会空间因子生态分析的研究在时间上具有连贯性［２３￣２６］，通延续”和“变化”两方面进行分析。过对比能够揭示城市社会空间因子重构特点，可以从“

与农业人口和与知识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大城市具有稳定性的因子一般包括与工人、

分子相关的因子，以及反映人口居住状态的人口密集程度或住宅质量，但在各城市的表现略有差异。在北京，１９８２年的工人人口、农业人口、知识分子，在２０００年的一般工薪阶层、农业人口、知识阶层上体现出延续性。但是，前后形势有所变化，１９８２年的工人和干部位于同一主因子上，２０００年与机关干部相关的变量已落在知识阶层里面，而且知识阶层和少数民族共同位于一个主因子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机关干部与一般工薪层阶层社会差距拉大的现实。在广州，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中人口密集程度、文化状况、住宅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延续性。在上海，知识分子或文化构成上的延续性较好。

近２０年中，变化较大的因子一般包括与机关干部相关的因子、与外来人口相关的因子、与不在业或离退休、下岗人口相关的因子、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因子。在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机关干部作为“尊贵身份”的象征，直接决定居民的生活状况，是影响城市社会区的重要因

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９９

素，但随着市场的转型，机关干部已不再作为一个典型的主因子而存在，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收入而不是职业身份对居民的生活状况起到直接的决定作用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集聚也在社会空间因子上有所体现，２０００年北京、上海、南昌都出现了外来人口因子，广州也类似，但外来人口变量被包含在家庭状况因子中。少数民族因子只在

２０００年的北京有所体现。有趣的是，广州和上海都出现了不在业人口或下岗工人因子，实际

上反映了１０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以及城市社会极化进一步加剧的现实。

２．３．２城市社会区类型的重构

从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中国大城市社会区类型的重构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①社会区类型

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即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不断有新的类型出现；②社会区构成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即同一社会区内的主体居住人员倾向于复杂化。

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农业人口大多分别形成集中居住在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

区，它们之间的空间分异简单而清晰，尤其在北京和广州最为典型。经过市场转型，有许多新的社会区类型出现，如有关外来人口的居住区，快速城镇化进程所引起的近郊或远郊城镇人口居住区，居住条件较好的郊区，以及中产阶层崛起所引起的中等收入阶层居住区或白领集中居住区等，它们的出现，再加上传统延续下来的居住拥挤的老城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农业人口居住区等，使得城市社会区的类型越来越复杂化。与此同时，不难发现，市场经济的洗礼还使得同一社会区内主体居民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化，如北京后来出现的

［１４］

知识阶层及少数民族聚居区”知识分子、高级职业者聚集区”及“外来人口“，广州出现的“［１６］和本地居民集中混居区”高住房条件最低文化水平区”低住房条件高文化水平，南昌的“、“

主干家庭区”中等住房条件最高文化水平核心家庭区”等［１８］，这些社会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居住的混合，不如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区的构成那么单一。

２．３．３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构：从简单到复杂

可以从高度概括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概念模型及其变化。

在１９８２年的北京［１４］，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的广州［２４］和综合了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０年数据的上海［２６］

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中，都呈现出由少数几种社会区简单地组合在有限城市建成区中的空间格局。如北京模式中，人口密集、工人居住区占据中心城区及其附近地域，紧临其外围是知识分子居住区和机关干部居住区，在都市区外围西部是煤矿工人居住区；在广州，人口密集功能混合旧城区占据中心偏西的部位，其旁侧是干部居住区和面积较大的工人居住区，外围是农业人口散居区，两块知识分子居住区则穿插在工人居住区中，整体上呈现出同心椭圆形在２０００年的北京［１４］、态。总之，它们的最大特点就是简单而有特色。广州［１６］、上海［１５］和南昌［１８］，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建成区大为扩展；另一方面，各扇形类社会区之间以更为复杂的方式进行组合，最典型的组合方式就是同时综合了同心圆、和多中心３种经典的城市结构模式。在北京，各类社会区整体上是以同心圆方式呈现其空间格局，但各类社会区内部多表现出扇形形态，另外，远郊城镇人口居住区等呈现出多中心的格局。广州和上海也概莫能外，如在上海，几类大型社会区之间所组成的“核心－外围－更外围－更加外围”的向心结构实际上就是同心圆，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居住区、白领居住区是明显的扇形结构，而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和郊区中心城镇等显然是多中心格局。总之，市场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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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模式

以上分别从人口、经济和社会３个方面概括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可以提炼出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综合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３．１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整体上带有一定的同质性色彩（图２）。从中心到外围，依次分布着中心商业区或中央商务区、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内沿、近郊区外缘、都市区内沿、都市区外缘等圈层地域。

图２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

Ｆｉｇ．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ｐｌａｎｎ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在城市中心附近是中心商业区或中央商务区（ＣＢＤ）。这里往往是城市商业、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焦点，分布有全市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场，金融中心机构，以及标志性的广场、建筑，高级宾馆等。在一些工商业城市，改革开放前便已形成中央商务区（如上海）或中央商务区的雏形（如天津、广州和重庆等）；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这里只能算作是中心商业区，是以零售贸易为主的全市最大规模的商业中心，有些具备一定的ＣＢＤ功能。

城市中心区居住较拥挤，居民外迁致使其人口呈现负增长；大量城市工业分布于此，工人居住特点明显，是综合的工业、居住混合地带。在近郊区内沿，紧临中心区的局部地段具有与中心区类似的性质，即属于人口密集的工业、居住混合地带；一些机关单位集中建设职工

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１０１

住宅，使部分地段形成典型的机关干部居住区；大学的集中发展形成了知识分子聚居区；多数地段工业较为发达，企业单位在工作地附近建职工住区，导致居住、工业的混合功能；作为中心区外迁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的主要接收地，近郊区内沿人口呈现中、高速增长特点。在近郊区外缘，靠近近郊区内沿的地带仍是工业集中分布的地区，形成工人居住区；工业的规模发展及集中布局形成一些工业集聚点（如北京），或初步的工业区（如杭州）；大部分地域为农业地带；近郊区外缘人口呈现缓慢增长的特点。都市区的内沿和外缘均为农业地域；位于都市区内沿的部分远郊区、县政府驻地人口表现为快速增长；都市区外缘局部地段人口呈现负增长；都市区绝大部分地段的人口均处于缓慢增长状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３．２市场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

市场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则复杂得多，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带有多中心结构的特点，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图３）。

最中心仍然是中心商业区或中央商务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原有中心商业区或中央商务区雏形的基础上，一些城市的ＣＢＤ获得了发展，个别城市还建设了新的ＣＢＤ，如：在上海，由于外滩的ＣＢＤ在发展空间上受到限制，９０年代以后在浦东陆家嘴形成新的ＣＢＤ；在广州，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ＣＢＤ已发展成３个区块。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郊区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的兴起与发展，城市中心商业区的零售商业功能受到挑战。

在中心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更多的居民外迁，人口以更大的速度实现负增长，但中心

图３市场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

Ｆｉｇ．３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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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仍然是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居住区；工业企业的外迁与布局调整使中心区的工业大量减少，有些城市（如杭州）９０年代末中心区工业已所剩无几，有些城市（如北京）不断加大城区企业外迁力度，工业布局获得重大调整，总之中心区的功能得到较大改变。在近郊区，除了内沿以外，外缘人口也表现出中、高速增长特点；外来人口大量增长和集中分布，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区类型，一般分布在紧靠老城区外围的近郊地带；在近郊区内沿，形成明显的知识阶层居住区（在北京它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一起）；随着居住郊区化发展，作为配套设施的大型超市和区域性购物中心在近郊区大量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城市中心商业区的零售业功能，促进了商业郊区化的发展；９０年代，大量崛起的各类开发区，出于用地、交通等原因的考虑，主要分布在近郊区（尤其是外缘），近郊区外缘成为中心区和近郊区内沿外迁企业的主要接收地，９０年代的居住、工业混合地带已经扩展到整个近郊区外缘。

随着交通设施改善，都市区内沿的交通便利之处以及靠近城区的地区亦是各类开发区以及大型购物中心布局的重要地域；在都市区内沿，远郊区、县政府驻地街区在９０年代获得飞速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其人口的快速增长上，作为远郊城镇人口居住区，它们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区类型；９０年代，还形成了一些快速城市化发展地区（多是工业基础较好的街区或国家级开发区位居的街区），其人口亦有快速增长特征；除了上述几点以外，在广大都市区内沿的农居混合地带，人口均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在广大都市区外缘的农业地带，人口普遍呈现负增长特点。在近郊区以及都市区的交通便利之处，形成一些富人居住的别墅区。

３．３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的重构：从同质性到异质性

基于前文的重构特征和不同时期的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发现一条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定律，即中国城市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同质性空间结构向市场经济时期的异质性空间结构的转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整个都市区，城市实体地域仅限于近郊区内沿及其周围的紧临地

域，其余的广大地段几乎都是人口缓慢增长的农业地域；在城市实体以内，地域类型也比较单一，绝大多数地域为工业、居住混合地带，其余的地域类型不仅种类少而且分布范围有限。总体上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征。

９０年代末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则相对复杂，城市功能地域类型的分化日趋明显，差异性大于相似性，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９０年代，中国城市的实体地域已

基本上扩展到整个近郊区的外缘。城市实体内部，地域类型的发展更加多样化，如增加了外来人口集中区、各类开发区、郊区大型购物中心、城中村以及郊区别墅区等；工业的布局调整县政府驻地使中心区的功能趋于清晰化。而都市区内沿和外缘，地域类型更为多样：远郊区、街区的突出；快速城市化街区及开发区的发展；既有极点的中、高速增长，又有圈域的缓慢增长和负增长。

４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机制

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涉及的面较广，在前文重构特征部分分析了主要的方面，还有一些如

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１０３

关于城市居民迁居［２８￣３０］、城市感知空间重构［３１￣３２］、土地优化配置和土地利用结构［３３￣３４］所反映的城市经济空间重构特征等限于篇幅而不在此给出，具体可参见相关研究。可以从政治行为、经济体制改革，转型时期社会变化，以及城市主体—居民的观念和行为要素等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分析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动力及其综合机制模式（图４）。

在经济层次上，地方和外来资金投入是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经济保证。在投资推动下，旧城改造得以进行，旧城改造本身导致了城市景观重塑和城市空间改造，同时它又与工业郊区化、交通设施建设等交织在一起。交通设施建设不仅推动了工业郊区化发展，而且还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郊区住宅建设，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另一方面，与城郊购物中心及大型超市发展形成互动：居住区发展需要配备区域购物中心，以满足居民生活需要；购物等设施的完善，又吸引了更多居民来此居住。上述诸方面，其本身又直接地改造着城市空间，它们是在地方与外来资金的保证下，以及城市规划的调控下进行的。从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促使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发展，进而推动了城市工业郊区化

图４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机制

Ｆｉｇ．４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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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土地“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

在政策及政府行为层次上，城市规划除了调控城市经济空间建设外，它本身就是针对城市空间发展的一项政府调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发区的发展是政府作用的典型体现，其本身就是一项城市发展政策，受城市规划调控，它明显地塑造着９０年代以后新的城市空间结构。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推动了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加大，以及职业类型的多样化发展。它们都作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收入增长与差距加大促使社会贫富分化及社会极化；职业类型多样化带来了职业分化，它们给城市社会区形成与演化打下烙印，社会区类型也要经受住房制度改革的冲击。转型期社会区的形成与发展还体现出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使大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长，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表现出集中于近郊区的空间偏好，进而形成典型的社会区类型。

在城市居民个体的层次，居住观念的变化推动了郊区化以及第二住宅的发展；城市居民空间偏好亦作用于空间感知过程，居民的空间行为、意象空间以及郊区化、季节性郊区化等，均塑造了城市居民的个体空间。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期中，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体的各种要素，通过交织式的综合作用，塑造着城市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以及个体空间，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内部空间重构。

５结论

人口、经济和社会要素是研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重要载体。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比，９０年代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尽管个别城市略有差异，但整体上表现出带有共同性的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特征。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中心区有较多的常住户籍人口发生了外迁，但人口外迁的真实强度往往被总人口变化所掩盖，根本原因在于外来人口完全不同的空间增长格局的作用。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的差别。如果将城市空间地域进一步细化，会发现转型期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

对推动工业空间重构动力和背景的分析表明，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工业空间重构过程中凸显郊区化的力量。城市商业空间重构也存在类似现象，区域性购物中心、大型超市及家电卖场的发展，使居民购物行为转向郊区化、离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区越来越复杂，常常同时综合了同心圆、扇形和多中心３种经典的城市结构模式。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构遵循一条重要规律，即中国城市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同质性空间结构向市场经济时期的异质性空间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体等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寻求动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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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２６卷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１，ＬＩＵＹｕ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Ｃｈｉｎａ；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ｗｈｅ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ｆａ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Ｇ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ｉｓ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ｉ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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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