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政治制度变革及其给予现实的启示

〈一〉战国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因

历史中，没有那一次政治变革是出于偶然的，事出必有因，而归纳起来，其动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动力因素当属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在农业方面，各国几乎都已经承认土地私有制了，并且铁器已经取代青铜器，铁犁牛耕已经开始得到极大推广，农业渠道也十分便利了，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以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在商业手工业方面，战国初期各国都是鼓励商业发展的;正因如此，官营、民营手工业在战国才出现并且有了很大发展，据现今考古发展:当时的城邑中已有了大规模的手工作坊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私营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的以邯郸的郭氏，蜀卓氏，宛孔氏为代表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因而此时商业和手工业是同步发展的，加之劳动人口的增加，民族的不断融合等一系列因素，足可证明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是有极大提高、经济有

了极大发展的，既然经济已有了发展，那么上层建筑必然会随之变革。

其次在我看来，战国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原因应算当时频繁的兼并战争了。

战国本身就是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为法则的社会，各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并且作战规模不可和春秋时期同日而语了，双方交战，兵力常达几十万，死亡率也高的惊人，以秦赵长平之战为例，秦军坑杀的赵军人数就打四十余万，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便二十四万，万人以下，史书都略以不计，既然战争规模极大，那么所耗费的物力人力财力也就大了，如此一来，富国强兵便成了各国的首要目标，而原来的政治制度呢？显然不够让权力集中去调动各种因素为战争服务，因而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

再者，既然战国的政治制度会变革，自然是因为原有的“三代”传统政治模式以不再适应现实发展，甚至有阻碍作用了。

战国时期，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早已被破坏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的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了，既然礼制对人已经失去制约作用，那么宗法分封制之下的卿大夫，世卿世禄制之下的贵族阶层对各国国君的地位稳定，政权巩固则构成了威胁，加之战争需求权力集中调动各种力

量，那么原有分散状态的制度逐步被替代也就成了历史发展之必然了。

最后在我看来，另外重要因素应属私学的创办以及士阶层的崛起的缘由。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实践，尤其是对社会变革的时间必然需要方**、相关理论的指导，而私学的创办以及士阶层的崛起又恰为变革提供了智力方面的支持，私学的出现它扩大了受教育对象，扩宽了受教育者的视野以及提高了素质，而士人呢？士人本身关注的就是国家，他们乐于参与国家事务，并能对一系列的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典型:百家争鸣)而士阶层的崛起，更有利于当时形势的需求了，由此，这也推动了战国政治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变革。

〈二〉战国政治制度变革后的特点

所谓政治制度变革，应该可以说是对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以及让权力运行方式得以调整的过程。那么这个调整、完善的过程之后的政治制度又有何特点呢？我想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央集权程度提高，二是君主专制程度加强。

中央集权程度的提高主要在政治制度变革的表现是:郡县制逐步代替了原有的分封制，在当时，除齐国之外，其余诸雄毫无例外进行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分封制下的

地方领土不一样的是:地方不再是贵族独立的固有领土，他们也不再拥有世袭权，地方只是中央政权的延伸，地方官员也只能由君主直接任免，并且也没有世袭权，在很大程度上，地方严格的受到中央的节制，需主动接受考察、监督。如此一来，相比原有的地方贵族世袭同志其独立性已大幅削弱，中央对地方也就可以实行更有效的管理控制。

而君主专制程度的加强在政治制度变革中的表现主要则是用官僚制代替了世官制，在官僚制下是一种“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买卖雇佣关系，当然需要肯定的是:官僚制有他本身极大的优势:它能够更有效更广泛的利用人才，加强官僚里的人才建设。伴随着世官制被取谛的现状是:君主完全掌握着人事任免权，以及赏罚权，而贵族呢？他们再也无力干预地方行政事务了，他们的势力得以被削弱，他们也不再一劳永逸了，因此君主专制便自然而然的的到提高，君主集权也的以加强。

无论是中央集权趋势的显现，还是君主专制趋势的显现，这都是适应了当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现状，因而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呈以上特点也就是历史之必然了。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既然有前车之鉴，当有后世之师了，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里，社会却有了“质”的飞跃，这多少对现实有些启示。 〈三〉战国政治制度变革给予现实的启示

首先，也是最宏观最直接的启示→政治制度应与时俱进，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让其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一旦政治制度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那么其产生的负面作用比其他客观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公务员制度中，《公务员法》的交流更新机制里将社会公选以及职位聘任确立为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方式，那么这一制度的创新就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政府能更广泛，更有效的利用了人才，也可加强公务员知识，观念的交流和更新，而且还增强了公务员制度的弹性和活力。同样在最近的《婚姻法》的修改中，有关婚前夫妻双方房产归属的规定就体现了政治制度与时俱进的特点，这在一方面是有利于减少、缓和社会矛盾的，再譬如:我国的网络监督制度，这也是监督体制度的创新之一。近日，湖南一纪委干部利用“微博”揭露长沙县县委书记以权谋私的行为，立马便得到政府及全体社会的关注和有效调查，所以这些改观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应适应时代的发展，当然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也许是缓慢的，但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变革是可有可无的。

在时代背景的变化下，政治制度变革不仅是必要的，用朱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改革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工作要实”所以变革要彻底，秦国为何能富国强兵？为何能统一六国？因为商鞅的变法最为彻底，能最为彻底的革除时弊，因此当前政治制度变革应跟上经济制度变革的速度，这样在未来才

会显示我们明显的优越性！

其次，在人事任用方面来讲，战国各国“任人唯能，唯贤是举”的作法对现今也是极具指导作用的。***在“七一讲话”中提到需“坚持人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但最近“北大硕士毕业的深圳公务员殴打父母事件”则对公务员要加强道德素质建设敲响了警钟！更有部分官员更是语出惊人，势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气概，竟公然说道:你是替人民说话？还是替党说话？对于上访信访的群众，一官员也如是说道: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或集中办班培训调教一批”其实公职人员的道德素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能力不仅仅是只关系到公职人员本身，它也关系到行政执法的顺利与否，它还关系到政府这个权威主体形象能树立与否，它更关系到政府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信赖与否，古人云:“唯德唯贤能服于人”同样在人事任用上，人员的贤与不贤也是应该注重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启示，其他的如:通过战国政治变革还可有如何对待多元文化思想的态度(尤其是儒法互补的作法)等启示就不再详细阐述，以上即为我对战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认识总结和启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