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强官与强婚。强官与强婚是联系在一起的。
剧中，伯喈对权力似乎毫无欲望。赴试求功名，只是为了满足老父的“改换门闾”的愿望。伯喈也没有表示过做官之后“济世安民’之类的宏愿。所谓“顺时行道，济世安民”，也只是张大公口中的期待，并非伯喈的心意。伯喈的如意算盘，只是期望如先朝“买臣出，守会稽；司马相如，持节锦归。”（十五出上辞表之语）但中状元后朝中任命他为议郎，任职京师，这使伯喈在辞官回家尽孝或在京做官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若在京做官则不能侍奉双亲；若辞官则依然不能“改换门闾”。正犹豫未决之际，牛相派人来议亲。若入赘相府，则归家更成无望，所以这适足以促成伯喈立即作出辞官兼辞婚的决定。
在则诚笔下，蔡伯喈似乎并不认为重娶相府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悲咽，门楣相府须要选，奈扊扅佳人，实难存活”，“非别，千里关山，一家骨肉，教我怎生抛撇？”（十二出）“不告父母，怎偕匹偶？”（十五出）似乎若有父母之命，不妨受之;;可见其推托含糊而乏力。伯喈之所以不接受相国好意，只是因为父母年迈，亟待归家；若非如此，则重娶相府女也并非是不可
1
的了。虽然伯喈也立即想到“扊扅佳人”，但并不坚决。所以后来与牛氏成婚时，还有过一刹时的得意忘形：“扳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欢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既因得以高攀而欢悦，又因对不起结发妻而感惭愧，是这类书生心理的准确写照。因为“主动”高攀，毕竟有碍于道德，而“强迫”之下，正好半推半就，使负罪感减轻一些。这虽说符合人之常情；但从道德标准上说，未免有损清誉。故明清时代对伯喈是否真孝子，颇多讥弹。但这或许可以说，则诚既未“图解概念”，亦未把伯喈写成完人，而是写出具有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的“这一个”。
因此，蔡伯喈既未完全摒绝功名，亦未完全摒绝高攀欲念；只是在父母年迈的特定条件下，他不得不取此舍彼。辞试是如此；辞官、辞婚亦是如此。但正由于他将终养父母放在首位，所以才既未看重功名，也无意高攀，甚至赴试取功名本身也仍是“娱亲”的一部分。所以当做官与终养矛盾时，他有条件地选择了后者。说“有条件”，因为他完全辞官或挂冠而去，空手而归，仍未能实现老父“改换门闾”的愿望，仍未能免于“不孝”。从辞官陈情的内容看，他希望的只是辞却朝官做乡官，“若还念臣有微能，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但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拒绝了他的辞呈，而且认为赘相府是件美事。君命不得违。正如黄门所说：“这秀才好不晓事，圣旨谁敢别。”于是造成“强官强婚”。
如果说“强试”是蔡公同时为儿子着想的一种善意的强迫；那么
2
强婚强官则是完全从牛相的利益出发的一种“善意”的强迫。
牛相为什么要强赘伯喈？照明人的说法是有些“牛气”。从剧中的描写看，皇上也说伯喈“好人物，好才学”，劝牛相招赘，并愿意为媒。而牛相夫人早逝，别无子息，仅此一女，奉若掌上明珠，他说：“我女孩儿，性格温柔，是事实会。若教他嫁一个膏粱子弟，怕坏了他；只教他嫁个读书人，成就他做个贤妇，多少是好。”他对为张尚书、李枢密家来说媒的媒婆宣称：“除非做得天下状元，方可嫁他；若是别人，不许问亲。”（六出）以圣上为媒、“汉朝中惟我独贵”的身份，奉旨招婿，自以为手到擒来，却偏招不得这个“草庐中穷秀才”，这自然大损牛相的面子，“怕被人传，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够嫁状元”。所谓骑虎难下，这桩姻事非成不可。“况兼他（伯喈）才貌真堪羡，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故把嫦娥，付与少年。”（十四出老姥姥语）正因为伯喈的推辞甚为含混乏力，所以牛相一面大怒于书生辈“敢和我挺相持”，一面大约怀疑伯喈只是矫情，故一面让媒婆“再去蔡伯喈处说，看他如何”，另一面则说“我如今去朝中奏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十三出）
一位燮理阴阳的当朝宰相，偏要把女儿嫁给已有妻室的状元，按照一般的观念，殊不可解。况且二妻争一夫总难免惹来麻烦。但牛相其实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他不会让唯一的女婿再归乡里，则蔡家的年迈父母、青春寡室，便与他无关。这种“自私”的举措，是古往今来达官贵人与平民联姻之时，常常可以见到的。在“几言谏父”出，牛相即直接表明了这一点：“既道是他媳妇在家里了，他孩儿不去也
3
不妨”；“既道是养儿代老，何似当原休教来赴举不好？”他的逻辑是：父母年迈，既有媳妇照料，就不必再让伯喈回去了；既出来赴试求官，则必当忠于王事，难以全孝。牛相甚至说“咄！吾乃紫阁名公，汝（牛氏）乃香闺艳质，何必顾彼糟糠妇？岂肯事此田舍翁？”（三十出）牛相看中的是伯喈个人，他原本就不曾想过与“田舍翁”亲家平起平坐。牛相将伯喈收置卵翼之下，前提正是让这“草庐中穷秀才”与其寒贱的家庭割断关系。所以牛相赘婿的“善意”之下，原本蕴涵有不善意的成分，高则诚虽不曾用“阶级对立”的眼光看待蔡家与牛府的关系，但这种等级的鸿沟，却是古今社会所共通的，则诚只是如实描述而已。
[!--empirenews.page--]平静地看待《琵琶记》，可以说，《琵琶记》表现的是与中国社会普通家庭婚姻相关的孝道伦常故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即在于深深地楔入到以孝道为中心而推衍出来的传统文化之中。它触及了作为“社会组织规范”的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这种伦理纲常制约下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示了这一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其中所引发的思考，远比表层的“全忠全孝”、“子孝妻贤”、“刺王四”或者“否定现实”、“宣扬礼教”之类深刻得多。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人的敏感的神经，拷问着中国人的灵魂。
可以说戏曲史上，尚无第二部作品能够像《琵琶记》这样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的内涵。《琵琶记》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依据社会的正当观念，各自从真诚或善意的愿望出发，对他人的行动或命运发生影响。但所有真诚或善良的愿望都几乎得到了完
4
全相反的结果。
《琵琶记》中，戏剧冲突的线索是强试、强官、强婚，即戏中说的“三被强”、“三不从”。（明人亦称之为“三不从琵琶记”。）让我们撇开各种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作品的描写为惟一依据，循着“三不从”的线索，来看剧情的展开。
先是辞试不获从;;强试。
辞试，并非是蔡伯喈完全无意于功名。蔡伯喈是因为父母年迈，家中无人侍奉，才把“功名”二字收起：“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据剧本的设定：父母年已八十，家中无叔伯兄弟，“一朵桂花难茂”，且新婚才六十日。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面对风烛残年的父母，莫说是蔡伯喈这样熟知礼数的饱学之士，即使普通人，也会对离乡远行求取功名感到不安的。伯喈的所思所为，乃人之常情。而中国传统中的孝子，却也正是从此种常情生发的。
但“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荣贵”。传统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子孙有出息，能“光宗耀祖”，“改换门闾”。开场“庆寿”一出，蔡公就对儿子满足于“清淡安闲”的生活表示不满，斥责道：“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他的想法是：“时光短，雪鬓垂，守清贫不图着甚的。有儿聪慧，但得他为官吾足矣。”正因为年迈感到时日无多，蔡公才更加迫切地盼望儿早得功名：“萱室椿庭衰老矣，指望你换了门闾。你休道无人供奉，你做得官时，三牲五鼎供早夕，须胜似啜菽并饮水。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总是喜。”;;只要儿得功名，他死都高兴。这种可悲可叹的迂执念头，
5
却也是封建时代时行的观念。这里也包含着做父亲的“牺牲精神”：自己活到这把年纪，多活一日少活一日已无关紧要；惟有儿子做官改换门闾才是不愧于列祖列宗的大事；若因自己的缘故而耽搁了儿子的发迹，影响了光耀祖宗，岂不心中更加不安？
父与子在赴试问题的冲突，原本都出自真诚的愿望，出于克己前提下对于对方的关心。这种关心又涉及到孝道伦常，是基于内心的情感和出于对家族利益的考虑。但也正因为身处礼教社会，这种冲突不可能以现代平等前提下的对话协商来解决。伦常规定子从父，只有为父一方的“强词夺理”，和为子一方的唯命是从。伯喈也试图用“大孝”的堂皇道理作为辞试的支持，蔡公反而对此生疑，怀疑伯喈借此作托词，实际是贪恋新婚之妻，“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因“贪欢恋妻”而放弃功名，这对一个竭力保持道德操守的读书人来说，是一件难堪的事。或许蔡公也知道儿子心中并非如此，但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堵住伯喈的退路，让伯喈用行动来证明确非重女色而轻事功。因而“欲尽子情，难拒亲命”，;;恐怕伯喈也无法否认自己在家“尽孝”的后面，完全没有“恋新婚”的私意；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私”，他只能赴试上路。
但如果说伯喈完全屈从于“父父子子”的教义，则亦未尽然。他根据《曲礼》而提出必须在家尽孝的理由；蔡公则根据《孝经》，用“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大孝”来驳斥。在家照顾父母固然是孝，而“显父母”也确是孝的含义之一。父母未必因儿子远游而即遭不幸，但不赴试求官，却注定是不可能“以显父母”。加
6
上张大公承诺照顾蔡家，故伯喈说：“如此，卑人没奈何，只得收拾行李便去。”（四出）若伯喈能得功名即“守乡郡”，或许可以娱亲显宗两不误。伯喈说：“儿今去今年便还，但愿得双亲康健。”（五出）故赴试固然是被逼，但也仍是尽孝的一种积极行动。
7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