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

内容摘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

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梁启超 革命思想 改良派 护国运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大多数人只看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抹杀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多变，尤其是在革命思想上，时而高唱暴力革命，时而主张和平改良，时而坚持君主立宪，时而赞成民主共和，似乎不可捉摸。但是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应该明白这些都是鉴于不同历史环境、不同政治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是进步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梁启超一向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还认为“毁灭一个业已建成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者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不管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他只拥护进步，而革命始终阻碍进步” [1]。但是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之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动了护国运动，其内在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本文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革命思想转变的原因这两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时代背景

劳累。虽然辛亥革命冲垮了旧的统治秩序，但袁世凯却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势力取代了清朝的封建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然而，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在“拥护” 共和的面纱之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复辟帝制。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试图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利用政党，组织责任内阁，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袁世凯上台以后，开始积极准备复辟帝制。1915年春、夏之间，袁世凯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通过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北洋军分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将与他有矛盾的重要将领夺去实权，任以闲职，如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实为空衔；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使之闲居北京并时刻对其进行监视。同时，他对最不放心的川、滇、黔以及战略要地湖南、湖北等省也做了专门的部署。他专门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两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地各将军行动的秘密使命。在外交上又得

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的支持，于是开始积极筹备帝制。1915年8月10日，首先由袁世凯的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体，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2]公开诬称中国人民知识水平低下，不能行共和制，只宜行君主制。14日，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 、刘师培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把筹备帝制从后台推向前台，公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袁世凯逆时代的做法，引发一场反对帝制的风暴。在筹安会出现的第七天，梁启超连夜起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辞犀利，痛斥袁世凯称帝。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委托汤觉顿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带入北京发表，同时还有《与英报记者谈话》、汪风瀛《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对筹安会之意见书》等文章也在京沪各报刊载，痛斥古德诺、杨度的种种复辟谬论，从而拉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也使得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

二、革命思想转变之因

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策划并发动了护国运动。那么，一向主张和平改良的梁启超为什么会亲手推动一场革命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所决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逐渐认识到不祛除顽固势力就不能彻底进步，其在思想上逐渐显示出“革命”的迹象。1899年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系也逐渐密切起来，并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他在《破坏主义》中说到对付封建保守势力唯有“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 。 [3]这些宣传革命的激情文字使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时身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颇像一名“革命者”，但“革命好景”不长，不久他的革命思想就发生了转变，又开始反对革命。1900年3月，梁启超致书孙中山，批评他多次发动革命却未能成功，“屡次卤莽，旋

[4]直到梁启超漫游新大陆之后便放弃了革命的主张。起旋蹶，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书预备“仿行宪政”，这样的消息让梁启超兴奋不已，他认为“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昭已颁，从此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 。 [5]为了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梁启超等人预备将保皇会改名为立宪会，并作出会章规定，但清政府所作的这一切都是骗局，只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出的一种假象而已。1908年冬，在第三次国会请愿遭到镇压后，梁启超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骗局，从而对清政府彻底失望，又开始宣传革命。今日“我国国民不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 [6]

[7]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终于承认革命“实应乎时代之需要，洽乎从心理之所同然”。

梁启超在革命和保皇问题上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其革命思想一变再变，呈现出波浪式的变化。可见，梁启超生活在变化激烈的近代中国，“自我交战”屡见不鲜，显得有些“流质易变”，但他的“变”总是会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变，他的革命思想在护国运动前期发生转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次，以袁世凯为首的保守势力空前猖獗，种种复古倒退的专制统治措施使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袁世凯在拥护共和的幌子之下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目的在于复辟专制制度。他急切需要像梁启超这样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帮他“收罗人才，挽回舆论” [8].以便东山再起。而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梁启超，却希望与袁世凯合作建立联合的资产阶级立宪政权，实现其政治“抱负”。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与袁世凯互弃前嫌，握手合作，梁启超抱着改良的希望归国之后便加入到民初政坛。他哪里知道自己只是袁世凯的一枚棋子，所有行动都受到诸多限制，因此举步维艰，越陷越深。当时袁世凯急需梁启超等人组织政党，供他利用，以解除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于是由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组成的进步党便应运而生，梁启超成为了进步党实际的领导人。新党虽已筹建，但毫无实权，只是满足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政治工具而已。梁启超等人试图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上层参与政权的立宪政治，而袁世凯却决心复辟君主专制；梁启超视内阁为生命，而袁世凯却把进步党当成儿戏。当他利用进步党越过新宪法提前成为正式总统之后，他便不再需要进步党，什么政党、国会、宪法都可以不要，他自己就是“王法”，他就是中心。尽管进步党一再退让，放弃内阁制而主张总统制，但仍然改变不了被解散的命运。袁世凯于1914年2月12日公布了热河盗宝案，迫使熊希龄下台，“第一流人才内阁”自此终结。接着袁世凯又对进步党领导人以及各地的党支部进行清洗和镇压，致使进步党遭受了灭顶之灾。2月18日，顶不住压力的梁启超也辞去了司法总长的职务。1915年初，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说：“其间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形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于心有所未安。”[9] 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梁启超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还为袁世凯充当过不光彩的角色。后来，他终于明白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民主派的开明专制思想也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梁启超转变革命思想继而发动护国战争的思想基础。

再次，反袁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身上，梁启超顺应当时形势发

展的要求改变其原有的革命思想，从而倾向于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引发全国进步人士的强烈不满，鉴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出色表现，大多数人都希望革命派能够肩负起反袁重任。可是自从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国民党基本上处于瓦解状态， “二十年来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 [10]，此时革命派的活动处于低谷时期。虽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坚决的反袁势力，但由于其兼收了欧事研究会和国民党人的一部分，使得革命力量大大削弱。除此之外，中华革命党此时的反袁活动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仅是流于一些表面的宣传呼吁和个别的武装小暴动而已。再加上孙中山、黄兴等一些老革命领导班子流亡海外，使得革命派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肩负起反袁的领导重任。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派别的领导人物，大多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噤弱寒蝉。但此刻又要必须有人出来充当反袁的角色，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改良派应历史发展之要求，担负起反袁重任。可见，反袁的担子是在实际斗争过程中逐渐落在梁启超等人身上的。当梁启超下定决心推翻袁世凯并肩负起反袁重任时，他的革命思想从反对革命转变为主张革命，这是很自然的事。

最后，强烈的爱国思想驱使着梁启超走上革命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强烈的危机感使得许多思想先进的中国人挺身而出。梁启超对于列强的侵略感触尤深，很早就在内心深处埋下了爱国的种子。梁启超的祖父、父亲均是热心于乡村公益事业的乡绅，他们曾组织乡民修路、挖河、禁赌，还成立地方武装，防御盗贼和土匪。这些活动对幼年的梁启超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之下，他积极参加爱国的政治活动。在家庭和师友的双重影响之下，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得以升华。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爱国思想，才促使梁启超积极参与政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可见梁启超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爱国思想作基础才使得他能立于历史浪潮的尖端之上，其革命思想亦能应事而变。

三，结 语

在近代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大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起步较晚，力量弱小，不能够独立的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不是依靠封建势力，就是依靠人民大众。后来梁启超在总结过去政治生活的教训时，发觉自己过去依靠光绪皇帝、袁世凯之流简直就是一种罪恶。他说：“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着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作坏事，多少总不免被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

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11]其实无论他做过坏事与否，只要能够看清楚自己，能够痛改前错，这就值得后人敬仰了。非常难得的是他的思想总是能与时俱进，总是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风头浪尖之上。他的一生革命思想变换不息，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护国运动时期变出了“亮点”，一个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一改以往的改良作风，愤而发动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维护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共和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无论他发动护国战争的动机如何，这都是他人生当中的一大进步，值得后人景仰。

参考文献：

[1]约瑟夫.阿.勒文森：[美]《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M].刘丽、姜名祥、刘伟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9页.

[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护国文献》下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3页.

[3]李兴华 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4] 丁文江 赵丰田：《致孙逸仙书》《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5]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

[6]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M].北京：中

华书局.1989年，第29页.

[7]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政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

[8]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7页

[9]李兴华 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4页.

[1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60年，第160页.

[11]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