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及组织结构的网络化

论社会及组织结构的网络化

内容摘要：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网络化特征日益明显，传统社会及其组织的科层结构将为网络结构所取代。后工业社会是走向合作社会的运动，而合作社会及其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就是网络结构，这一结构是以社会认同为前提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社会以及组织的网络结构特征来重新认识认同的价值。

关键词：社会 组织结构 网络 官僚制 认同

直到今天，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依然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所呈现的主要组织形态。这种基于专业分工、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在工业化时代体现了效率的原则和理性的价值。但是，随着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变迁，基于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范式得到确立，网络在社会组织发展进程中引进新参与者和新内容的能力不断增强，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已逐渐获得独立的地位。必须认识到，未来社会是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网络将成为社会组织的普遍存在。作为社会的缩影，揭示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是理解整个社会网络化的最好切入点。

信息技术范式：网络作为独立组织结构存在的物质基础

在可考的研究文献中，作为组织结构意义的网络一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出现，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著作《群体联系的网络》一书中予以明确的。就社会学意义来解释，网络是一种关系，但仅就关系而言，由于它包括自然界中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关系，有物理的、化学的、人群间的、组织之间的各种联系，因此仅仅用关系一词来解释网络不是很确切。就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来讲，网络是个人、组织（包括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社区通过内在的和外部的联结组成的网格结构，它是以利益为核心的组织结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由美国发轫，并且在市场内在驱动下，在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内受到追捧并向世界范围扩散。同时，由于市场驱动使创新者不断瞄准市场机会，这类行为也加速了技术的创新与传播。由于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新信息技术的开花结果。新信息技术与工业革命以能量作为所有活动的首要资源不同，它主要建立在微电子、软件、基因工程革命增强的信息处理和通信能力基础之上。如此，新的信息技术环绕着由公司、组织与机构组成的网络，形成了新的社会—技术范式，即信息技术范式（Manuel Castells，1996）。为了有助于研究技术转型的本质，掌握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可以分析经济以外的社会过程，曼纽尔·卡斯特精确指出了构成信息技术范式的核心特性：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这区别于工业革命时代仅仅把信息作为一种知识性的架构的理解；信息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个人与组织存在的过程都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但不是“决定”）；生命体演化中的

形态学、日益复杂社会的开放性质、新信息技术互动式逻辑以及三者之间的汇合，形成了网络化逻辑，这种网络化逻辑必须去建构那没有结构的部分，同时又要保留弹性，因为人类活动创新的驱动力在于这些没有结构的部分；信息技术范式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的一种决定性的特性，经过重新构造，不仅可以逆转过程，还可以修正制度，却不会破坏组织；特定的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

通过对信息技术范式特征的把握，可以看出，信息技术范式使网络以社会组织和交互的形式超越了历史局限性，能够依靠自己全面展开。如果知识不能与信息重新结合构成某种意图的话，信息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官僚制的历史优越性胜过网络的假设正是基于社会组织的网络化形式存在着前述二者不能有效结合的限制情况。从根本上说，这种限制情况是与当时的技术适用密切相关的。在信息技术范式出现以前，与垂直组织的命令和控制结构相比，网络规模、复杂性与适应性受时空所限，效力要低一些，只能成为官僚制顶层权力中心的扩展。受益于信息技术范式，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由于“超文本”和“元语言”的形成，人类之间的沟通被史无前例地将书写、口语和视听整合到一个系统里。网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拥有足够的能力在所有的节点上获得自治性，并将他们的交互作用扩展到了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这关系到人类特征的核心：有意识、有意义的信息传递（Capra，1996，2002）。所以，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在组织理论与实践中彻底告别传统，进而为组织的未来确立一个新的起点。具体地说，需要终结“组织是一个官僚体系”的观念，根据网络化逻辑来重建组织，在现实表现中，这一追求就会反映在组织结构的网络化上。

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演进：从控制到合作

网络作为一种构成性的组织，也必然会拥有自身的结构，但是，它的组织结构表现出了网络逻辑化、非中心化与弹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组织结构需要摒弃传统官僚制的控制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转向组织成员间的合作。

组织设计的“去中心化”。官僚制组织的科学设计是通过强化组织的统一性来把组织变成一个效率实体的。但是，事实证明，由于它丧失了信任机制而使组织成员分化为许许多多的边缘群体，这些边缘群体之间由于出现了价值对抗而相互隔离，从而在本质的意义上破坏了组织的统一性（张康之，2008）。网络组织适应网络化、信息化要求，注重整合组织结构和各种资源，打破组织界限从而使组织成为网络上的节点，从而增强组织整体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对环境适应性程度的提高来获得整体效率的提高。

竞争优势获取更多依赖于无形资源的获取。任何组织的资源均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包括办公场所、硬件设备、资金以及组织所拥有的土地等；无形资源主要是指非物质资源，包括组织的区位、声誉、品牌、社会关系、信息、网络、制度安排等。在官僚制组织中，主要依靠有形资源进行经营管理和治理，而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现代组织主要依靠无形资源来获取组织的竞争优势，在现代组织发生网络革命以后，组织的边界是由无形资源决定的，创造形象就是创造权力。这个事实对组织过程、行动者与组织

制度的特性、组织目标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价值取向由竞争转向“竞合”。工业社会环境中，不同价值观的共存往往表现为对抗性，通过对抗和矛盾冲突来解决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诸多问题，以推广传播其独特的价值观，在竞争中体现主导地位。为获得该种主导地位，甚至不惜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消灭。在网络化环境里，不同的组织文化理念即不同价值观的组织分别只是网络上不同节点，由于网络的多边形与开放性，各种价值观可以共生而不致互相威胁。体现于市场层面，则主要表现为通过“共赢”的竞合策略来解决组织间的问题。

管理方式的“扁平化”。在网络组织中，信息源不是高度集中与唯一的，而是分散的、众多的。组织的扁平化意味着组织管理的范围扩大了，管理下层级的组织或者员工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管理策略，尤其是对一个虚拟企业、虚拟社区或者政府而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责任策略，个人和团体就容易各行其事，或者陷入像沼泽一样的‘团体摸索’之中”。

组织纽结联系的广泛化。在网络中多数组织（包括实体组织和虚拟组织）是网络组织中的一个纽结、一个节点，但这一节点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的优势，一方面可以与其他组织互通信息，更深层次的交往；另一方面，它使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同时与几百个、几千个组织沟通，扩展组织的广泛联系，丰富组织的内容。网络上任何一个虚拟组织，它将既保留组织自身的特点与个性，具有自己的人文个性，同时又通过其联系广泛的触角，在网络中汲取其他组织的新的思想、文化与经验。面对这种完全开放的沟通，网络化组织须摆脱原来坚持的“旧木桶原理”（补短），而采用“新木桶原理”（强强联合），最大限度地利用各自的优势，最大限度地缩小其劣势（李海舰，2002）。

治理机制依赖于互动与整合。互动机制是网络治理的内生机理。网络组织要求团体通过互动以完成一个产品或服务，增进团体间的共同联系，各个网络组织既具有合作的特征，又具有竞争的性质，因而互动机制具有两重性：合作性互动是以信任为基础，此类互动将延展和扩大政府对资源利用的边界，激励共同利益的形成，减少政府间的协调成本；竞争性互动为高频率交易的合伙者进行重复的囚徒博弈创造条件。当组织间为可预见的未来而重复互动时，他们相信彼此进行理性的竞争能增加相互的收益与价值。

重构认同：社会及组织网络化的前提

认同，特别是宗教认同与种族认同，于人类社会起源之始已经是社会意义的根源。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常常与对强大权力或权威的依恋和维护分不开，认为它“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我们在看到以信息技术范式为物质基础的网络组织之优越性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由于组织文化的多样性，使文化呈现出片段化而非整合的特征，在不能用共同文化表达价值和信仰时，组织结构的共享就会导致系统化误解，从而埋下破坏性暴力的根源。另外，社会运动与变革的此起彼伏使政治系统卷入合法性

的结构性危机中，自由、民主、环保、家庭、人格等普世价值也在重新界定之中。总之，网络的复杂性使人类面临困惑重生的局面，重构认同也就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重新回归“原始认同”（primary identity）之意义。在工业化时代，随着官僚体系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国家认同或地域认同不断被强化并取得主导地位。在后工业时代，全球化的经济与技术力量削弱着国家与地区组织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传统的认同回归，人们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在这样一个没有控制、令人困惑的变迁世界里，人们重新倾向于从“原始认同”中寻求个人归属，譬如宗教、种族、地域与民族等。甚至，在动乱不安的年代里，它是最庞大的个人安全与集体动员的力量。

寻求新的认同与新的精神是社会与组织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还是东方传统的强大集体认同感，面对时代变迁，都面临着认同危机的困惑。在财富、权力与意向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虽然集体认同定义的经典元素诸如语言、领土、宗教、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文化依然重要，但是认同的构建必须随着地方和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变化而进行。在这个社会，个人与组织必须将来自多样化的通信媒体的信息和知识进行融合。新的认同与新的精神，因其本质的多样性我们无从把握，但其建立的基础，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就是运用组合能力、合作能力与交流沟通能力，借助虚拟与现实的相互作用，通过语言、文化、历史、领土在空间的流动来实现。

在文化的共享性中重构认同。所有的社会都是文化构成体，文化是告知和激发人类行为的价值和信仰，它由沟通过程所组成，由于历史演变与技术变迁的汇聚，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在知识传播进程中，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有意识的社会参与者将他们的资源和信仰带给他人，同时也期望获取相同的回报。在文化共享的构建过程中，多样性得到肯定，认同也会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重构。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范式的确立使网络作为独立的组织结构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使组织乃至社会形态向网络化发展成为可能。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组织营建了全新的网络生态，为推动组织再造创造了客观动力。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进程必将证明，改善组织管理，化解官僚制危机，实现社会真正的发展与和谐，网络形态必将是有力支持。在网络理论建构引入组织领域之后，既对组织的管理嬗变提出了要求，也给予了其再造的机遇，但前提在于重构认同，塑造新的组织文化。有鉴于此，为了应对组织结构的必然变迁，必须理性认识社会与组织再造的范式转换背景，为科学谋划组织再造预留空间，创设条件。

参考文献：

1.陆绯云.同乡关系网络与中国大陆的“民工潮”[J].世纪中国，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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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康之.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J].江海学刊，2008（1）

4.[美]查尔斯·M.萨维奇.第五代管理[M].珠海出版社，1998

5.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