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十六大，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走上执政前台，人们用“新政”二字，表达对中国未来的期待。10年后，回望来时道路，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这10年里，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GDP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城市化浪潮席卷内陆的许多个角落，带来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和基层医改，正在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着传统的中国乡村；10年里，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信息在网络流动，民意在网络汇集，推动着政府和社会走向透明开放。10年里，SARS、地震等突发灾难，锤炼着中国人的精神，而奥运会和世博会，让世界走近中国，也改变着中国的世界形象。
这10年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信息公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晒三公”成为中央和省级部门的“例行”动作。10年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重点课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正在厘清，民间社会组织获得了发育空间。中国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决心，一心一意求发展。
今天开幕的十八大，将掀开中国未来10年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南方周末推出十八大特别报道，和读者一起回望过去10年那些有意味的瞬间。
过去两千多年里，“纳粮当差”一直是中国农民不得不承担的义务，但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农民种地再也不用交纳“皇粮国税”。 税费改革自2000年开始在安徽试点，2003年在全国推开。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正式被废止。
2006年是本世纪农业农村建设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不仅废止了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的口号也再次被提起。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农村建设力度都不断加大。不论是国家财政支出，还是预算内固
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都按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增加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全局的关键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后，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能看出。从2004年到2012年，中央连续九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业、农村、农民，显示了“三农”“重中之重”的地位，内容涉及资金投入、村容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自治建设等众多经济和社会领域。
10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极力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已全面免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尽管起步水平有待提高，但“广覆盖”的目标已经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饮水安全工程和道路建设已全面铺开。
过去10年，面对工业的反哺，农业继续为社会发展提供保障。201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创造了连续8年增长的成绩。不容忽视的是，农业本身易受自然和市场的影响。2012年2月，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就指出，要稳住农业生产，根本还是要发展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事实上，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其落脚点正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
陈锡文也在不同场合表示，未来发展“三农”，要做的事还很多，要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改革，继续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建成更加繁荣美好的“新农村”。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打造“阳光”政府
将汶川地震作为起点，“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宗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检视着“阳光政府”的成色。条例规定，凡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必须及时、准确地向社会主动公开。
出台历程可谓漫长。该条例早在1998年便作为立法课题项目启动，而从2007年4月颁布到2008年5月实施，信息公开条例准备期长达13个月。这也创下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历时之最。这恰在呼应执政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 由此发端，诸多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案例开始活跃于公众视野：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启幕，中山大学学生申请公开展品征集信息；河南某县花重金打造水泥迎客松，有大学生申请公开造价；北京市民要求公开8亿元市政公交卡押金去向……
最近的鲜活案例，则是三峡大学大二学生要求公开以“表叔”闻名的原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年度工资。
尽管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显示，超过七成的被调查公职人员认为应当公开个人财产状况，但是对一些官员而言，践行承诺依旧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
事实上，多个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虽然目前仅限于内部申报，但打造“阳光政府”已成为各界共识。2010年的中纪委五次全会公报中，“抓紧完善”官员财产的积极表述开始出现。 连续七年提交关于此项制度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所得到的历年回复，也在提示相关制度出台正在提速。2006年获得的答复是，“条件尚不成熟”，2011年的答复则是“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研，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
不仅是官员个人的钱袋子，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同样是公众目光焦点所在。“三公”公开被各方视为政务公开的突破口。与诸多的中国改革实验不同，“三公”公开将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2011年中央部委首次公开“三公经费”。而省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的时间表，则在2012年被中央圈定在两年之内。以公开倒逼改革，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各级执政者需要应对的首要命题。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上天入海： 更高、更深、更远 2012年11月4日，在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入列已一个多月的时候，军方首次发布消息：舰载机在航母上成功起降，触舰复飞——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降，历来被认为是航母形成战斗力的标志。 其实，早在权威消息发布前，围绕舰载机的猜测就已在军迷圈子和国外媒体上传开。美联社10月15日即发出消息称，“首艘航母交付海军，凸显出中国欲成为亚洲先进海军强国的雄心”。
2012年6月22日，“蛟龙”号完成7000米级海试第三次下潜试验，安全返回母船。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6963米，并获得了一个生物样品。
2012年10月30日，上海，“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航天展”即将揭幕，工作人员在“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机构机械组件的展区内布展。 中国的科技和国防力量虽然已接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程度，但比起发达国家，比起中国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仍在向更高、更深、更远的目标追赶的道路上。
尽管辽宁舰的主要系统装备是由中国自主建造和改装的，但无可否认，它是在前苏联海军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世界军事》杂志主编陈虎说，“中国真正要取得和需求相匹配的远海作战能力，还相当漫长。”
航母驶向蓝海，“蛟龙”则潜入深洋。2012年6月27日11时47分，中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刷新了“中国深度”——下潜7062米。几乎在蛟龙入海的同时，神舟九号飞船搭载三名航天员进入太空，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载人交会对接。
过去十年间中国“上天入海”的背后，研制工作漫长而艰辛。陈虎在1980年代读书时就参与了最新一代国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宋级
潜艇的设计，但直到2000年之后，它才获得广泛运用。而蛟龙号的研制也花了半代人的时间。
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大量投入。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大洲的话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仍然是战略高技术发展的基本路径。 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在硬件装备方面的亏空被补上的同时，软件建设能否跟上？“这不仅仅是一艘船的问题。”陈虎说。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社会管理创新：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早在1993年中央就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2004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这一要求。201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也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各地都在自行探索一些做法。以解决信访为例，各地先后推出了陪访制、信访风险评估制。2006年以后，有些地方还提出了“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的思路，得到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推行。
归根结底，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公众都应充分发挥作用。社会和公众的参与程度，依赖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过去10年，各地也在探索一些经验。深圳市在2008年9月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
随后，北京市、广东省从更高层级进行了试点。目前，各地都从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行着“创新试验”：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城乡统筹的诸多角度“摸着石头过河”。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超日赶美，GDP世界第二
2012年年初，中国发行的龙年邮票在网上引起热议。邮票设计师陈绍华回应说，龙威严刚猛的形象代表了自信和崛起中的中国。
这跟过去两次的龙票设计有些不同。1988年正值改革攻坚，当时发行的龙票的设计采用传统的中国剪纸，回避了龙的威严感。2000年国家提出韬光养晦，龙票设计透出的更多是飘逸和灵性。
龙票的形象之变，可谓中国过去十年经济崛起的一个生动注脚。鸦片战争以降，现代化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使命。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此后20年中国实现超常的经济增长。最近十年，中国保持多年GDP两位数增长，国家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崛起极大地创造了全球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和其它有色金属的进口国，还生产并消费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钢材和水泥。由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推出四万亿大手笔，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舆论津津乐道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求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好蛋糕。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已无法独自化解这些难题。比如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同样需要其他国家间的合作。
眼下，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担忧就是，长时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是否会放缓。转变发展模式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加紧步伐。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你好，世界
北京奥运会闭幕四年多后，一些路段的奥运专用道标识依然清晰可见。它们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奥运之城。
因为奥运，北京古老的皇城中轴线上立起了鸟巢和水立方，以及比雅典奥林匹克中心大五倍的奥林匹克公园；建起了机场T3航站楼、北京南站，以及多条地铁线路——它们都被称为“奥运重点配套工程”。
上海也因为举办2010年的世博会，投入重金改善了这座中国最大城市老旧的基础设施。同一年，广州在亚运会前治了水，修了路，拆了城中村，建起了“小蛮腰”。市长说，亚运让广州城市建设加快了5到10年。
盛会给中国带来的改变，更多还是在无形之处。以“无与伦比”的精彩举办了国际盛会的中国人，终于可以自信地平视西方。
《人民日报》评论说，盛会“体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解释得更明白：“毫无疑问，很难有国家对于奥运会的投入会超过中国，这也是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原因。”
对于普通国民而言，盛会也是触摸世界的契机。外国人创造了新词“鸟巢一代”来形容这一代中国青少年，他们正在以更开放、更轻松的姿态，拥抱飞速变化的世界。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奥运会办了多少届，跨越了多少年，都似乎只分成两个阶段，北京奥运之前和北京奥运之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北京奥运会之前，叫百年梦圆；那北京奥运之后呢？”
新华社引用《联合早报》的一则评论或许可以回答：“奥运是中国更
加开放的历史起点，一个在开放道路上继续行走的中国，虽然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城市化：任重而道远 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在中国越来越少了。
2012年11月3日发布的《2012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而占总人口不足一半的农业人口中，只有40%的人完全从事农业劳动。
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蓝皮书说，城镇化人口过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以中部诸省为例，近年湖北提出建设“8+1城市圈”、湖南提出打造“长株潭城市群”、河南提出发展“中原城市群”，资源配置向大城市集中。整个中国，随着城市化的进行，资源也日益向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集中。这些城市承载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也成为地方经济的发动机。
城市化浪潮改变着中国辽阔的农村，在一些省份，农民们放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宅基地，住进了楼房，数百年来农民的院居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在城市化进程中，29.7%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不再务农。
户籍限制，仍然是城市化过程中急待解决的难题。进城的农民只有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才算是真正成为“市民”。许多外来务工者在城里谋生十多年，仍难以成为“城里人”。一些年龄渐大的人，最终又回到农村种地。
城市化使少数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带来了城市管理的新课题。
如何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破解上述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中国的城市化仍然任重道远。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网络时代：生活由此大不同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一些希望获得更多社会救济的群体，若没有获得传统媒体的关注，几乎无法摆脱势单力孤的困局。写信、打电话求助等方式，传播慢、信息接收方单一。10年来，网络改变了这一局面，一个帖子，就能迅速引起举国关注。
网络普及，带来的是全社会的信息流动，论坛、社区、贴吧、博客、微博，逐个迅速流行。QQ、MSN等成为普通人重要的交际工具。中国网民数量的增加，也与网络传播一样地迅速。2002年，中国网民不足6000万。10年后，中国网民已过5亿。中国人越来越习惯于到网上表达自己。
网络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店出现，在网络上购物逐渐流行。亲，这个网络卖家常用的称谓，拉近了屏幕前两个素不相识者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隔着一个显示器，很远又很近。
民众的广泛参与，民意在网络汇集，推动各级政府走向透明开放。2007年，在中国网民数量超过2亿时，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1年，中央97个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之后，中央又要求地方比照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
网络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坐在家里，点击鼠标，一个普通网民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大政方针，也能查询绝大多数相当级别官员的简历，当然也能看到某个官方会议现场照片里的一盒烟、与会某官员戴的一块表。官民之间的距离空前缩短了。
网络还成为重要的群众监督力量。中纪委研究室监察部监察专员邵景均主笔的一篇研究文章称，“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强化监督提供了新手段，网络反腐舆情成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信息源。”
【十八大特别报道〃这十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
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状告重庆劳教委一案尚未判决，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由此愈演愈烈。很多人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名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他在广州收容所里的一次非正常死亡，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
但回望过去十年，最大的变化不是旧法律的废止，而是新法律的诞生。
2012年10月29日，在北京展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图。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敬华/CFP/图）
1997年，中共十五大已经定下目标“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近十年，从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到侵权责任法，一部又一部新法律闪亮登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但到社会主义法律大厦快要封顶的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依法治国”是1997年十五大上提出的口号，到了2007年十七大上已经深化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岁末，“三个至上”被提出，即“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此后，“能动司法”的理念开始在司法实践中
被不断倡导。
新一轮调解制度的复兴，是践行“能动司法”的重要手段。表现较为突出的是河南。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河南省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调解的达到了62%，这意味着5个案件中有3件依靠调解而不是审判结案。
2006年年底，死刑复核权在流失多年后收归最高法院。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是此举的用意所在。之后，最高法推翻了大量死刑判决。
十年间，针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体系不断完善。据最高法2012年8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以来，全国法院共救助刑事被害人约1.09万人，救助资金约2.05亿元。
被“发现”的“问题官员频频复出”.
问题官员频频复出，某种意义上是被“发现”出来的，它并非新现象。
对于一般“犯错”的党员干部，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治病救人”，也就是复出，一直是政治常态。
舆论滔滔，并未能阻止邵立勇们的复出。5月17日，新华网的一篇报道登上了山东省工商系统各个网站的头条。相关部门在报道中称，邵立勇被任命为威海市工商局负责人“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5月，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组织部分干部赴福建考察，即便是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
间，该局人员仍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邵立勇因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去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四川地震、瓮安事件、三鹿奶粉、襄汾溃坝……2008年的不平静，注定了这一年是中国官员的“问责年”。自从2003年SARS以来，在中国逐渐成型的“行政问责制”很少这样得到如此集中的起用。
3月20日，监察部网站发表通告称，因三鹿奶粉事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而实际上，鲍俊凯早于去年12月28日已经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
同样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也同样早于去年11月就调任邢台市副市长、党委副书记。此后更于今年初当选为邢台市市长。
4月，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也被发现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高调离任、低调复出的官员还包括，因“黑砖窑”事件被处分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原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即使是在时间跨度绵延近一年的“陕西华南虎事件”中被免职的陕西省林业厅两位官员，也被爆出依然在“林业厅党组”中享受“副厅级”待遇。
问题官员频频复出，某种意义上是被“发现”出来的，它并非新现象。
检视以往的事例，官员问责后被安排新的官职一直是惯例，绝少“彻底弃用”、“贬为庶民”的情况。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对于一般“犯错”的党员干部，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因贪腐、路线问题等彻底“倒台”的官员除外。
“治病救人”，也就是复出，一直是政治常态。
复出也是有差别的。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由主政一方的“诸侯”变为一个部门的副职，可视为仍处于“问责”影响中。邵立勇从山东滨州工商局长调任更发达的威海工商局一把手，被大多数人认为一边问责一边重用。
知名学者秋风分析说，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除了开除公职之外，官员遭受其他处分，依然保留公务员的身份。
据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2008年全国主要行政执法部门被追究责任的多达约8万人次。此外据各地省级媒体报道，甘肃省自2005年实行行政问责以来，4735名问题官员被问责；而在山西，2008年共有720名有关责任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年数万人受政纪处分，他们的任免升降，被披露被热议的，只是那些网民关注度较高的“明星官员”。
既然官员复出是常态，为何会成为目前的一个新焦点？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网络时代，官员行踪渐有陷入民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势，公款旅游局长邵立勇、进京抓记者的县委书记张志国等官员的复出，都是网友从不起眼的地方会议新闻中“发现”，经网络和媒体的传播成为焦点。在前网络时代，问责官员的去向往往是“谜”。
二是对于“降职式”的复出民众尚可容忍，而对于邵立勇“重用式”的复出，大多数人认为是对制度的挑战，因此反响强烈。
行政问责制度进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是因为2003年的SARS。标志性的事件是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而引咎辞职。
而从2004年的“两会”开始，问责制也成为了“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随后的《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公务员法等，都强调了责任追究制度。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7年的十七大，推进行政问责制进入了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政治报告，将此新规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至2009年1月，新华社在总结“十七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时，将“行政问责制取得阶段性成果”作为最大亮点。
一方面是推进“行政问责制”制度化、常态化的中央政府，以及对此寄予厚望的公众，另一方面，则是对此“达摩克利斯之剑”感到无奈，甚至怨气越来越大的地方官员。
贵州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2008年带领民建中央行政问责制课题研究组，多方调研后发现，官员被问责具有模糊性和牺牲性。李汉宇说，没有明确责任划分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容易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2008年9月，四川省巴中市政府将放假通知中“中秋节”写成“端午节”，有关部门的3名官员即被免职。2009年3月，四川南充市地
方海事局及南充顺庆区干部因上班时间打牌遭曝光上网，激起公愤，之后受到问责被撤职。此外，陕西省、云南省昆明市、湖南省衡阳市等地接连发生官员开会瞌睡时被记者抓拍的事件，这些官员最终被撤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为因“猥亵门”而下课的林嘉祥叫屈，他说，林嘉祥一事完全不是网络上传的那样，“公安（调查）不是有结果了吗？没有什么事了，但因为酒后失态就把他（林嘉祥）撤职了。”刘功臣说，林嘉祥“是一个多年的干部、很好的干部，谁不会有喝醉酒的时候呢？”
问责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实际上是传统的权力模式、理念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冲突。由于技术的发展，“民意”借网络令人意想不到地“汹涌而出”。在过去的官员任免、奖惩中，还从未有过需面对如此巨大的民意反应的局面。
这个“变量”的出现，使问责制面临着两方面的考验：一是在舆论压力下保持制度的清晰和公平，不过度变形；二是此前官员复出的“政治常态”，主要着眼于官员内部“惩前毖后”，而官员行踪日益透明化的现实，需考虑到外部反应，考虑到这种传统做法对政府形象及官民关系的影响。“从对内的惩前毖后到对外的尊重民意，以前的干部管理理念应顺应新的时代变化。”一位研究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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