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历史视角论赣方言的形成

从人文历史视角论赣方言的形成

赣方言形成于何时?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与论述，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使人们对赣方言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据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研究表明，赣方言是南方方言的一种多源结构体，其形成不单与汉代以后北民南迁的影响有关，而且还同秦汉之前的族群互动、地域语言文化传统等因素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赣鄱地区；历史文化；赣方言

肖九根(1960－)，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肖昀(1987－)，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语言‘化石’的历史凸显”(项目编号：08WX28)的研究成果。

一、引论

人类语言文化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语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化。可以说，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语言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赣鄱地区的人类社会史与语言文化史，也是这样演绎着、发展着的。考古发现，远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赣鄱地区便揭开了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序幕。从那时起，赣鄱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不仅创造着自己的民族历史，同时还创造着自己的语言文化。

赣鄱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地处长江中下游相交的南岸，为华东地区的腹地。它北顶中原，南连百粤，西毗荆楚，东面吴越，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唐代王勃誉之为“控蛮荆而引瓯越”。这种地理位置不单决定了赣鄱地区政治经济的开放性，还决定了其语言文化也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体系。

二、有关赣方言形成的学术探讨

那么，赣方言究竟形成于何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学者们就一直对之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述，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使人们对赣方言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于赣方言的形成问题，最早论及的是罗常培《临川音系》中，关于客、赣方言“同系异派”说。随后，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中也谈到北人南迁，中原汉语对赣方言形成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两部专著均未明确指出赣方言形成的时间。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对赣方言的形成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与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一，周振鹤、游汝杰主张赣客方言形成于中唐；其二，陈昌仪主张赣方言形成于东汉；其三，颜森主张赣方言形成于西汉。

上述学者所谈赣方言的形成问题，大多聚焦于汉代以后几次北民南迁大潮对赣方言形成的影响。不可否认，这是影响赣方言形成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秦汉之前的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语言文化底层等，这些重要因素对赣方言的形成与演化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共同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三、赣方言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

赣方言是南方方言中所具多源结构体的一种，这主要与赣鄱地区语言文化形

成所独具的人文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先秦时期，这个地区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大致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远古苗蛮集团中的“三苗”文化(五帝至夏)——百越体系中“干越”文化(商、西周)——角逐争雄的吴越楚文化(春秋、战国中期)——全境归楚(又称“南楚”之地)，即楚文化(战国末期至楚被灭)，与之相应的也就出现了苗蛮语——百越语——吴楚语——南楚语。它们既表现出一种整体的连续性，又带有特征纷呈的阶段性。它们相互之间不可分割，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都是在吸收北来华夏汉语成分的基础上，相互传承，交互作用，共同构成先秦原始赣语母体的基础。

依据赣鄱地区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特点，我们认为赣语或赣方言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赣语胚胎孕育期(远古时代一西周时期)；赣语原体萌芽期(春秋、战国－秦统一)；赣方言形成期(秦汉以后)。

(一)赣语胚胎孕育期：远古时代一西周时期

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太古时代，赣鄱地区究竟有什么部落，其语言面貌又该是怎样，这无从稽考。但是，从五帝时代至夏朝，苗蛮族长期活跃在赣鄱地区，成为赣鄱地区的土著居民，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人们通常把苗蛮族时的语言文化作为赣鄱地区语言文化古老的源头。

西周之前，除土著语言文化外，赣鄱地区受到过东南沿海一带语言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过华南地区语言文化的影响，而更多的还是来自中原华夏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它们交汇、撞击、重组，最终融合于一体，共同孕育着赣语的原始胚胎。

据史料记载，赣鄱地区苗蛮族活动时期，是中原华夏族尧、舜、禹统治时期。考古材料也发现，新石器时代，赣鄱先民与中原地区就开始了文化交流。樟树营盘里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有颇多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先民还同长江中下游的湘、鄂、皖、苏以及东南沿海的浙、闽、粤等地的文化交流也已存在。夏、商、西周三代，赣鄱地区对外的文化交往已呈强劲发展的态势，这从20世纪中叶至末期赣鄱地区发掘的大量三代时期的文化遗址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三代文化遗址中，不少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而商代最多，几乎遍布赣域各地。如九江龙王岭遗址的陶器，其陶片中原式的占77.8％，土著式的仅占22.2％。专家认为：中原文化首先从赣北进入，而石灰山遗址即是其中的一块“跳板”。鹰潭角山陶窑址发现了刻符与文字，其五进制运算体系与商代晚期殷墟甲骨文属同一个计算体系。特别是吴城文化遗址的发掘，彻底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传统陈见，人们惊呼中国古代史将要改写。吴城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单青铜器时代的堆积就分为早、中、晚三期，最晚甚至到西周初期，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之久。最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发现刻画在陶器和石范上170多个文字符号，其笔划和形体既有自身特点，又与殷墟甲骨文相同或相似。著名文字学家唐兰说：“商代的吴城居民是越族，吴城文字是越族文字，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而渐趋于统一。这反映吴城越文化同中原商文化的紧密联系。”吴城商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专家们认为，它揭示了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建立的转轨时期，赣江中游地区的吴城已经“成为中原强大的商王朝的南土方国领地。”20世纪80年代末，新干又发掘了商代大墓，它被学术界誉为“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大墓文物如青铜农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雕饰等，既有中原商代中期的文化因素，又有中原西周初年的文化因素，还有吴城土著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器物造型、纹饰上的崇虎风格，给人以强烈印象，这表明此地当时居住着信虎图腾的先民。对于这，有学者指出：“吴城文化的民族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原氐羌族团的夏人、虎人、灌人和戈人，他们分批南迁，来到赣江鄱阳湖一带，与当地的土著民

族结合，创造自己的文化。这也正是吴城文化中中原文化因素的来源。”西周文化遗址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干“列鼎”墓了。据文献记载，西周时代，随葬列鼎有严格的规定。《公羊传·桓公二年》向休注：“礼祀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可见，这座随葬5件列鼎的大墓，是西周中期的大夫墓。20世纪70年代，新干大洋洲在仅数公里范围内，发掘了商代方国首领墓一座、西周大夫墓一座、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两处。不可否认，新干乃至赣中一带在商周时期具有政治、经济上的重心地位。如果说，吴城文化中尚存的土著性质证明中原商王朝的统治范围尚未直接抵达赣江流域的话，那么，新干西周列鼎墓的发现则说明：最迟到西周中期，中原西周王朝的政治版图便已经达到江西境内。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相符。有学者认为，20世纪发掘的“应监”、“艾监”文物，更为明确地表明，西周王朝在赣域不仅建立了“应”(今余干县境内)、“艾”(今修水县境内)等地方政权，而且还直接从中央向赣域派驻“监国”一级的官员，以加强其对赣地的统治。萍乡彭高遗址出土的甬钟，也说明了中原宗周文化对赣鄱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赣鄱文化还受到东南沿海、江汉流域乃至华南一带的广泛影响，并且涉及各个层面。在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遗址，其出现的原始稻作文化面貌与东南沿海(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和华南地区(如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等)的文化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余拾年山遗址第一期，其陶系特征与浙江马家浜文化相似，而其大折角纹等纹饰特征又与湖南大溪文化纹饰相同；修水山背遗址的陶器文化则与江汉流域的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樟树筑卫城一樊城堆遗址的陶器文化又同东南沿海、华南各地的原始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此外，赣域的许多风俗如干栏建筑、短发纹身、山驾舟船等，也受到古越地区的深刻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赣鄱地区与外界语言文化的接触、交流、影响，其历史十分久远，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

文化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一定文化的表现形式，而文化又是一定语言的表达内容，两者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认为，有文化交流，就有语言接触；有语言接触，也就有语言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从太古时代到夏、商、西周三代，赣鄱地区的语言文化史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当人类社会翻开三代历史崭新一页的时候，孕育的赣语原始胚胎也已日趋成熟。这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也是分不开的。夏、商、西周，是我国社会由部落联盟到统一的国家体制形成并逐步走向完备的时代。商周(尤其西周)，大肆向周边地区扩张，其统治范围南方已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并直达赣中吴城地区，还在赣鄱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以此引起民族、语言间的相互融合，甚至同化。史料以及考古材料，均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二)赣语原体萌芽期：春秋、战国一秦统一

春秋、战国时期，赣鄱地区为吴越楚争锋之地，因而也受到了吴越楚语言文化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中，人们会发现这一现象：赣鄱地区同吴越、荆楚的联系十分紧密，赣鄱文化与吴越、荆楚文化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融局面。赣鄱各地发掘的遗址和墓葬，就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这与赣鄱地区那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是相吻合的。

这一时期，尽管赣鄱地区迭属吴、越、楚，但是不论吴、越，还是楚，都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频繁的交往。很显然，它们之间的频繁交

往，实质上也就是赣鄱地区与中原华夏族的密切交往。其时，中原华夏人也常常涉足赣鄱地区，或进行传教活动，或从事商贸交易，或建立自己的据点。同时，考古材料也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有北方部族南迁赣鄱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靖安发掘了一处春秋徐国遗址，这是最早活动于苏、皖一带的淮夷徐戎。因后与楚成为南方强国，屡遭周人征战，故被迫从苏、皖一带南徙而进入赣鄱地区。郭沫若曾据高安出土的带有铭文徐器推定，徐人是在周人压迫下逐渐移入赣鄱西北部的。靖安徐器的再次出土，无疑证明郭氏推断的正确性。

春秋、战国至秦灭楚统一，吴越楚的语言文化尤其是楚地的语言文化给赣鄱地区打下了许多烙印。但是，由于悠久的历史积淀，赣鄱地区的语言文化更多的还是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这正如清人高璜所说的：“(江西)大不如吴，强不如楚，然有吴之文而去其靡，有楚之质而去其犷。”缘于受到吴、楚语言文化源流的较深影响，加之中原语言文化与赣鄱地区苗蛮、百越语言文化之间长期的交互作用，因而一个独特的赣语混血原体就这样萌芽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人类语言文化史的轴心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大变革、大分化的时期，更是各个民族大改组、大融合的时期，这也引起了语言文化的大融合。而孔、墨、老、庄等文化巨人的出现，又开创了一个决定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元典时代”，它孕育着语言文化大统一时代的即将来临。这一时期(甚至在西周)，中原区域性的共同语(以华夏语为基础)，已经发展为黄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的共同语(汉代以后成为全民共同语的基础)，并且出现了共同的统一的文学语言——雅言。这对南方各个语言文化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了南北语言文化的快速发展，加速融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毗邻的华、夷、戎、狄、蛮等大规模地融合，战国以后，秦、楚、吴、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赣语的原体，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萌芽的。尽管它与共同语或雅言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近乎于是一个语言系统内的方言差异了，并不影响人们的正常交际。否则，中原子羽在赣就无法传教了。

(三)赣方言形成期：秦汉以后

先秦时期，赣鄱地区民族历史的发展经历过由苗蛮、百越(包括吴、楚)等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的融合之后，终于形成了独特的而又与吴、楚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原始赣语(实质上属于南楚语范畴)。而秦汉以后，原始赣语又发生了一次蜕变性的深刻变化，它由南楚语支已经逐渐演变为南方的汉语方言——赣方言。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的文化大潮，已经汇成了一股巨流涌进到秦汉的江流之中；而秦汉的大统一以及帝国的空前强大，又不可动摇北方汉语成为全国“通语”(实质上已经取得了民族共同语的地位)的统治地位。在秦汉开展的全国性“地同域、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的“文化大统一运动”(西汉初完成)中，北方汉语以很快的速度扩散并影响到全国各地，加之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秦汉多次南下征战、移民。这一切好似催化剂，无疑加速了原始赣语的汉化。据史料记载，在赣鄱地区，秦始皇数次至少投放了逾百万来自中原地区的军民。20世纪70年代，遂川藻林挖掘的一处秦代兵器窖藏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秦始皇又谪迁六国官吏、贵胄、将卒、商贾南下，征发成千上万乃至数十万中原军民或“罪犯”去戍岭南，不少却在赣鄱地区扎根；还有北人南征楚越后，自愿或被迫留下而融入赣鄱本土的。

西汉，在开疆拓土、平南越、灭闽越的战争中，高祖、武帝均把赣鄱地区作为汉军集结、军备补给基地，并不断地进行北民南迁运动。尤其是郡府县治建立

与增设之后，大批北人迁入赣鄱地区。东汉末年，又有大批北人南迁，甚至连豪强地主也携其宗族逃灾南方。秦汉时期，是赣鄱地区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时期，以致赣鄱地区“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到东汉永和五年的一百多年间，人口净增了1316941丁，而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口总数处于减少的下降趋势，豫章郡却增加极快，由居全国第53位跃居全国第2位，显然不完全是江西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而造成的人丁兴旺景象。”

秦汉帝国为了加强对赣鄱地区的统治，都在那里设立县、郡地方政区。秦始皇承西周至战国设置的地方政权之后，又增设了数个县治政权；而汉高祖不仅再次增设县治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了豫章郡，统辖几乎等同于今赣省大小的18个县。郡级政区的建立，从此使赣鄱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开始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也加快了赣鄱地区土著民族变为南方汉人、南楚语言转变为汉语方言的步伐。

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原始赣语在北方汉语的强大攻势下，不断地增加语言的新质要素，而其旧质要素一部分自行消亡，另一部分则沉积为语言成分的底层，剩下的逐渐地融汇到语言的新质成分中去。这样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具有新质成分的南方汉语方言——赣方言。诚然，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汉语消灭了赣鄱土著语(或日南楚语)，而是南北族群之间经过长期的语言内核的相互作用，强势的北方汉语影响弱势的原始赣语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南方汉语方言，而其每次影响都会给弱势语留下不同历史层次的底层成分。正因为这样，我们考察今天的赣方言时，发现不少古苗、百越、吴楚等语孑遗的底层成分。这正如潘悟云先生所说的：“南方方言从百越时代一直到现代，不断接受北方汉语的影响，每一次影响都会留下历史层次。”

四、余论

一种语言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因其新质要素的增长与旧质要素的消亡，是要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赣方言形成于秦汉以后，这也是质量互变规律作用的结果。这既是民族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还与其人口迁徙、土地开发等因素密不可分，是其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在类似于平行四边形合力的作用下所完成的。

因此，从源流上看，赣鄱地区所反映的语言具有多源体的特征，而其中华夏语(或北方汉语)是构成赣语成分中的最主要、最基本、最具决定发展方向意义的基础成分。秦汉统一全国以后，赣省也成为华夏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之相应的语言文化也融入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圈中，之后便形成了南方汉语六大方言中的一支。

魏晋之后，赣方言进入到它的发展时期。俞理明指出：“由于旧有的词语成分的高使用率，它缩小了各个时代用语之间的差异，体现了语言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保证了它作为交际工具而得以长期的使用。”事实也是如此，从历代学者的著述来看，秦汉以后，赣鄱人不仅可用汉语方言交流，还能娴熟地运用汉民族的共同语——“汉语”著书立说。今天，我们追溯赣鄱居民日常用语的语源，其中先秦两汉的古汉语词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难怪，由“大统一”到“大一统”的“元典时代”(甚至三代时期)以及秦汉时期的华夏汉族文化，就决定了中国绵延几千年来的文化走向，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所以，我们认为，魏晋以后的语言发展变化，是属于同一语言体系内部的发展变化，它只是语言系统内部的调整，充其量只是一个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飞跃。实际上，从古至今，语言是经常处

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包括今天汉民族共同语以及汉语的各大方言)，只是变化的性质有所不同。可以说，这应该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

从上述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复杂多变的人文历史与错综交汇的语言文化，是培植多元体赣语或赣方言的沃土，是它们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果。邓晓华先生曾经在论及南方汉语方言形成的基础时，则从人类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古代南方文化区包括了几个区域性的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方言形成的基础。这个方言形成基础(除客家话)分布的地理格局，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定好了，因为“南方古印纹陶文化各区的分布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的格局是基本相符的。”不仅如此，古代南、北还有两大语言文化区域，这两大区域南方与北方、南方各区系之间的语言文化由于频繁交往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所以，“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它的最底层系以古百越语言为基础的南方‘区域共同传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系，如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江西的干越，江、浙的吴越等；这是现代南方汉语方言分区的基础。”因此，南方汉语方言(自然也包括赣方言在内)，实际上是南方与北方、南方与南方族群或族际之间语言文化经过长期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这也反映了南方诸方言之间为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具有的文化特征。这种多来源、多元性、多层次的南方汉语方言，其所存在的客观事实与谱系理论指导下的南方方言来自于北方汉语“单线”移植论，无论如何都是会有抵触的，这也是许多人按照“单线”移植论去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赣语不能成功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