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

论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

张艳国 康凤云

〔摘要〕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不容绕过的严肃的历史性课题。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的态度与程度如何，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力度如何，以及在关键性环节促进中华传统道德向现代化转换的深度如何，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快慢与水平的高底。

〔关键词〕中华传统道德；现代价值；互动关系；转换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2-0019-06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世代传承，延续不衰。在中华文化中，传统道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传统道德是否具有现代适应能力？换言之，中华传统道德对于现代化是具有助力，还是具有阻力？在讨论中，形成了观点对立的现代派与传统派。现代派认为，中华传统道德就其本质而言，它具有现代性的特质，能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传统到现代，需要经过文化转化：传统派认为，中华传统道德就其内容而言，它是历史的，一股来说，对于现行化运动所起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

我们认为，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简单地评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应该承认，中华传统道德具有现代意义，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助力。从理论上说，人类社会具有从过去到现在发展的过程性，那么，人类文化就具有从传统到现行转变的适应

性。虽然具体到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有所差异，但是，总的来说是如此。从实际上说，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从来都表现为从源到流的过程，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来看，是向着现代化演讲的。具体到中国传统道德，虽然其中各组成部分的现代性适应能力有强有弱，由传统到现行的转变有先有后，但从本质上讲，它并不天然地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障碍性。当然，要持久地发挥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性张力，必须做到：第一，深刻认识并不断发现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避免将传统与现代机械地对立起来，第二，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促进中华传统道德的现行性转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确立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行化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承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是前提，促成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换是条件，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现代性转换的载体是关键和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中国式现行化进程的广阔前景。在中国式现行化道路上，现代化的进程是由精英群体向大众群体传导的。显然，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社会精英群体，对于中国式现行化进程起着主导性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中华传统道德与现行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至为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认识和态度，对于全社会起着引导作用。在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中华传统道德的现行性价值，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表率和带头的作用。

为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传导作用，首先必须从理论上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其中虽有一些因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显

示出历史局限性或滞后性，甚至是落后性，必须予以扬弃，但其主要部分和文化内核则是合理的和优秀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传统美德，如：孝亲尊师，尊老爱幼，团结友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慎独修身，吃苦耐劳，先忧后乐，公而忘私，自强不息，诚实守信，谦敬礼让，惩恶扬善，勤劳节俭，爱家爱国，廉洁奉公，仁爱平和，威武不屈，知耻自励，明智勇毅，等等，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透射力，世世代代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华民族克服内乱、抵御外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社会的发展总不能建立在沙丘之上，需要有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因此，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中国传统美德。做一个中国人，不能不懂得中国文化，不能不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应该做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模范。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善于继承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就不能在思想上壮大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必须善于继承人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全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他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如果像洗澡水连同婴儿—同抛弃的做法，是盲目的、愚蠢的。为了继承中国优秀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切文明成果”，否则，就是思想僵化，就是愚昧：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决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认真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

发扬光大。”

共产党人要做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模范，这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所决定的：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是先进的，是世界水平的：二是其文化特点和属性是中国的，因此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其根本目标是：（1）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2）不断丰富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铸就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而又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道德形式，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具有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3）更好地协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4）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稍神文明建设，形成并加强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轻视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浅薄的和无知的，应予克服，抹煞中华传统美德的合理存在，是历史虚无主义，因而是错误的，应予批判并得到纠正。

其次是由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否则就不能进行文化创新，就不能在世界文化进步的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纵观世界文化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离开了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能够占据文化发展巅峰的。

再次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道德要求所决定的。共产党员既要具备并身体力行无产阶级的先进道德，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共产主义道德同中华传统美德本身具有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刘少奇在其经典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论述的共产党人的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结合体。他说：共产党员“具备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

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责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一切先进模范人物，在他们身上莫不既映无产阶级的先进道德，又张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如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李大钊，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的杨靖宇，大义凛然、不怕牺牲的刘胡兰，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草原小姐妹，先忧后乐、鞠躬尽瘁的孔繁森，等等，既是一代又一代人眼中的英雄豪杰，又是后世子孙心中的道德楷模，他们的感召力愈久弥坚，影响至为深远。总之，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共产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角度看，共产党人都必须做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纸美德的模范。这是由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

为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传导作用，在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的同时，还要建立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关键性环节，促进中华传统道德向现代化的转换：

一是慎独的道德。慎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除了大量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外，对于个人也有严格的约束，这就是“慎独”。

慎独，语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庸”篇：“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在独处而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后世儒家将它普遍化为

立身做人的道德准则，认为慎独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功夫。譬如，东汉大儒郑玄说，慎独是关于个人闲居时的一种行为约束。宋明理学家将慎独列为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所谓做人要“以存诚慎独为主”。明清以后，经过儒家文化的宣导，慎独的道德价值取向有既深且广的社会基础，被人们广泛认同。明代忠臣杨继盛在训子书中，对慎独有一番严格而仔细的解释：“心以思为职，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心头一念，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则上天必保护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总之，在整个传统社会，儒家文化将慎独作作为做人修身的道德主轴，约束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历史局限性。其局限性是，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生观，将慎独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虚伪、伪善的死胡同。但是，其合理的文化内核，却值得后人继承与弘扬。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十分重视党员个人的道德素质建设，提倡做人的慎独道德。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加强“慎独”功夫：“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验，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共产党员应该而且能够以“慎独”约束自己的言行，加强道德修养。《党章》明确要求：“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在中国式现行化进程中，江泽民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都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绝不允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不一。加强修养，就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培养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健全系统而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的繁重任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和提倡慎独的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少数党员由于丧失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宗旨，信念，放弃慎独美德，成为恶劣的物欲、情欲的俘虏，腐化堕落成民族败类，如

成克杰、胡长青、王宝森之流。在权力、金钱、美色、物质利益的考验中，共产党人是否具备慎独美德，其表现截然相反。当然，更多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磨砺慎独功夫，恪守公仆本色，构筑起了拒腐防变的长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共产党人所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总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了“慎独”这一优秀传统道德，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具有崇高道德情操和风范的模范共产党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建功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并起到了道德示范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共产党员仍然要继承和发扬“慎独”道德，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组织里外一个样，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经得起任何诱惑和风浪的考验。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道德品质。通过共产党人在继承慎独道德方面所发挥的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二是的知耻的道德。知耻，或称“有耻”，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主要规范，历来被视为做人的“修身之要”、“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

知耻，语出自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下》：“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意思是说，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以不义为可畏，不见利就不努力，不受到威胁就不会戒惧。儒家文化张扬知耻品德，将知耻作为做人的内在要求。孟子说：“子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说：“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王通说：“辱，莫大于不知耻”；欧阳修说：“廉耻，立人之大节”；朱熹说：“耻者，吾所回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人须是有廉耻。……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陆九渊说：“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许衡说：“教人，侵人必先使有耻，无耻，则无所不为”。近代，章太炎、康有为都论述继承有耻的道德的重要性，他们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不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曰：行己有耻，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济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总之，在儒家文化看来，知耻，关系到做人的形象和品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耻格，而官员具备知耻的品德，尤其重要。顾炎武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则名之曰辱社稷”。

作为一种道德，知耻而行有具体的道德内容。《尚书·说命中》：“无耻过作非。”意思是说，不要因为有过错是羞耻，而文过饰非。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古代有道德的人，不随便说话，因为他们以说了话而做不到为可耻。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意思是说，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辱。总之，所谓知耻，就是指人们心中有善恶、荣辱、是非等标准，这就是古人所反复强调的“不枉从”、“羞为非”的“羞恶之心”。这种道德，要求人们做事要导仁行义，谨言慎行，取善去恶，明辨荣辱。古人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华而不实，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济，耻也。”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把培养“行己有耻”的士君子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中庸》将知耻同勇于改正错误联系起来，提出了“知耻近乎勇”的命题。《管子》将“耻”作为维系国家命脉的四条基本原则之一，认为不能使老百姓有耻格，国家就会灭亡。龚自珍将知耻作为洗刷国耻的必要途径。在中华文化中，知耻的道德规范从来都同个人修养和国家、民族的振兴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个人来说，知耻是做人的“大节”，是做人的根本，“人须知耻，方能改过”：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养民知耻，方能有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知耻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评价和选择标准，但是，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

共产党人要保持先锋队的本色，必须具有知耻的道德，并在新时期荐于继承知耻的传统美德。具体说来，共产党人必须牢记自己的理想、信念、信仰和宗旨，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要以“三个有利于”和“三个行表”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一切围绕着并服务于这一价值标准，反之，一切违背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和信念、信仰、宗旨以及奋斗目标的言行，都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有这个认识，依此而行，就具备了知耻的道德，就会自觉地同党的路线、方政、政策保持一致，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总之，通过共产党人在继承知耻道德方面所发挥的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三是廉洁的道德。廉洁，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规范，不仅被视为“仕者之德”、“人生大纲”，而且被视为“立国大纲”，它同礼、义、耻并列为立国之本，自古就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说法。

中国古代各种流派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做人守廉的品德，对于“廉”有许多界定。墨家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法家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儒家说：“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又说：“廉者常乐无求。”道家说：“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食，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总之，廉就是关于个人对于财物占有上的道德约束，古人说：“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孔子大力褒奖子罕不以玉为宝，而以不贪为宝的品格，也是在临财不贪，见利思义的道德层面上讲的。洁，即不为财物所伤。孟子说，圣人要做天下人的表率，在于“归洁其身而已矣”。

后世儒家彰扬廉洁的道德，认为廉洁是做人的一种品德修养。王符说：“夫修身慎行，

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归结起来，中国文化所论述的廉洁规范，其文化意义就是不贪财货，立身清白。“廉者不以富贵而忘其辱”、“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廉士不辱其民”，“廉者，民之表也”等等古训，贯穿的基本精神就是：廉冶自律，循礼守法。中国文化既将廉洁作为做人的道德要求，更将它作为为政之德，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所谓：“廉者，政之本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敌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则风俗凋弊，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类。”总之，中国文化将廉洁视作“为政之本”，“为官之宝”。《周礼》有六廉：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洁;曰廉辨。在传统道德中，将廉洁的官员评定为“清官”，载于史册，青史留名，流芳百世，而将违廉之官，称为“贪官”，作为“民之贼”，作为反面教员供人借鉴和警惕。

中国文化倡导廉洁的道德，认为为官不廉，危害极大。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可谓至理名言。廉洁，是中华民族世代传袭的优秀道德，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现代化建设中仍须继承和弘扬。共产党人加强自身修养，加强品德锤炼，必须具备廉洁自律的传统美德。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丢掉了廉洁美德，就会被糖衣炮弹所伤，丧失做人的立场，掉进堕落的深渊，从而走向人民的反而。培养廉洁的美德，就是要在物质利益面前，戒贪慎取，两袖清风，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古人尚且能够做到“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共产党人还做不到么？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共产党员加强廉洁道德的修养，他严肃地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干部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起码要求。”他还说，共产党人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廉洁道德，为官清正，为民谋利，戒除贪奢，“一千多年前，唐

代诗人罗隐在一首诗中写通：‘国计己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就是说为官的要献身于国事，不要为子孙去谋家财。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尚且能够比较正确地对持和处理‘国计’与‘家财’的关系，我们生活在20世纪末，又是共产党人，是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处处以国事、人民之事为重，绝不能去干那种为了‘家财’而以权谋私的事。”他还说过：“陆放翁有两句诗：‘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前一句描绘陷入功名利禄使人丑恶的现象，后一句劝人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郑板桥的一言《道情》，也很值得那些功名利禄思想重的读一读：‘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篷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当然对古人这些话，要从积极的意义去理解。”因此，共产党人要做廉洁自律、净化社会风气的模范。总之，通过共产党人在继承知耻道德方面所发挥的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通过共产党人在继承廉洁道德方面所发挥的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不容绕饶过的严肃的历史性课题。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现代化运动有精英群体向大众群体传导，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行意义的态度与程度如何，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行化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力度如何，以及在关键性环节促进中华传统道德向现代化转换的深度如何，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