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落不定的尘埃_暂且落定_尘埃落定_的意象化叙述方式

当代作家评论　1998年第4期

《尘埃落定》评论小辑

“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

《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述方式

周　政　保

　　《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是阿来的长篇处女作,也是近年来可以被称为“佳作”的小说。如何谈论这部小说?很理性地分析其中的故事及思情倾向,固然不失为一种方式,但最契合实际的方式,或许还得推问: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无论如何,感受是小说效果的最直接最可靠的体现。在这里,我们尽可以淡忘作者的民族属性,也不必过分强调小说题材的特别性或历史色彩

正如作者所说,藏族人的生活“并

不是另类人生”;又说:“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

󰀁

的名字:人。”事实上,当我们一旦走进这个

因了作者的经验及想像力而诞生的精神故乡时,所关注的或最终感受到的,也正是人的命运及小说叙述的艺术可能性。但在感受小说的具体过程中,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可以作为倾听小说底蕴的一种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提醒,那就是《尘埃落定》的作者曾经是、而现在仍然是一位诗人。其中的意义在于,诗的目光或诗的思维直接地牵连着小说的创造性

“尘埃落定”便是一句诗,即便

把这句诗放入诗的海洋,漫漫波涛也掩盖不了它的夺目光彩。

󰀁　引文出自阿来的创作谈《落不定的尘埃》,原载《小说选刊

・增刊》(1997年第二辑);以下文中凡阿来的创作言论,均出自《落不定的尘埃》。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他的一个

叫《垃圾的故事》的中篇。按照题材划分,这应该算是环保作品,是他创作领域的一次重要的同时也是成功的拓展。国文显然对于作为现代都会公害之一的垃圾问题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作为人道主义者,他不能不关注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的生存状态。《垃圾的故事》的问世,说明国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下子突进到文学关注的

最前沿。环保文学处理的关系,除了固定的人际关系外,更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生态平衡的关系,提到了非常显眼的位置。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再是标本的关系,征服的关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关系,而是和谐关系。值得高兴的是,在《垃圾的故事》里,国文是通过成功地写人,写献身垃圾　　

周政保　“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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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的感受而言,与其说《尘埃落定》是一部小说,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首长诗。诗是什么?诗是意象表达的另一种说法,是融合着具象与思情的写意形态。我之所以主张不要拘泥于题材的特别性或历史色彩,原因也在

于这部小说的题材处理是充分诗化的。小说所讲述的,虽是麦其土司的统治逐步走向崩溃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生动的、富有精神原乡意味或人性原色气息的故事,但这个造就了小说的“故事”,最终却以“大流动”的意象方式抵达了“尘埃落定”的境界。或者说,这部小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意象体现。在这里,题材是特别的,被描写的人与事是特别的,包括视角在内的叙述方式也是特别的。但“特别”并不是小说的终极目的

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的,则是一种与人类进程息息相关的审美目光,一种可以解释人的精神存在的诗的意识,或一种源自“特别”、但又超越“特别”的普遍意味。小说叙述的意象方式导致了我们阅读小说的意象方式,就如欣赏优美的音乐必须具备音乐的耳朵一般

于是,我们经

由一个精神原乡的“文化亡灵”,或一个历史进程的旁观者的记忆,即通过“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的极富人性本相的讲述,从诗意的传达中感受到了一种真正属于历史的生动过程,一种社会嬗变的起伏,一种命定的循环,一种人的生存景况或生命形式,一种永远使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或模糊状态的命运规

则,甚至倾听到了一种历史与现实相互碰撞而终于难分彼此的沉重声音。显而易见,关于麦其土司由一时兴旺而迅速走向衰亡的故事,仅仅是承担小说寓意的复杂载体,而那种写意或象喻的思情张力,则造就了感受这部

小说的多元可能性。当然,首先是命运的解释,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社会群落的命运,文化精神的命运,乃至亲情与爱情的命运

无论是怎样的命运结局、怎样的命运规则,只因是垂示了命运的过程,也就给小说注入了鲜活而久远的生命力。

正是在这里,小说像寓言一般刺激了阅读的想像力,并逃脱不了“尘埃”的笼罩。譬如说,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而历史进程的每一个环节,也同样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终于大地,寂静之后便又响起新的旋律。这,便是茫茫宇宙的无休无止的苍凉而让人感到痛楚的歌唱了。确凿无疑,落定的尘埃又会微微泛起,又会在阳光下闪烁出耀眼动人的光芒。往日的开始与结束,就如发生在今天。无论是苦难还是欣慰,也无论是懵懂无奈还是历史前行的不可抗拒,对于小说创造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其中的“人的过程”,而对于《尘埃落定》来说,还在于与这种过程相关的情节或场面的描写所可能实现的意象化程度。不难感觉到,小说中的关于色欲导致杀戮的描写,关于“罂粟花战争”的描写,关于

处理事业的丁丁和他的情人杨菲尔玛的情感

纠葛,心灵撞击,来向读者向社会敲响环保意识的警钟的。近些年来,环保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散文类的环保作品,开始多起来,戏剧作品也有一点,但在艺术上达到如国文这样水平的却不多。

从《改选》问世,中经《冬天里的春天》,到《垃圾的故事》,我们从国文身上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可贵传统,是五四以

来作为主潮的写实主义方法,还有博大的现代人道主义的情怀。

国文是真正切实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作家,他属于人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1998.2.6　六砚斋(责任编辑　林建法)32

当代作家评论　1998年第4期

粮食与土司间争斗的描写,关于权力、信仰或宗教纷争的描写,关于土司们的“最后的节日”,特别是其间的悠闲、无聊、堕落、已成强弩之末的阴谋的描写,等等,大都在充满象喻色彩的过程呈显中获得了思情的凝聚与突围,并经由意味的超越而产生出一种呼唤联想的启示性譬如说,我或我们是谁?我们或我也是“尘埃”、也要“落定”么?尤其是,小说所选择、所维护的相对“写实”的叙述秩序,非但没有妨碍历史底蕴的传达,而且还让人在阅读过程中由远而近地感觉到了那种真正可以被称为“历史感”的弦外之音的徐徐泛显。当然,这都是一些只能感悟或心领神会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诠释,一旦诠释便会呈显偏颇

微笑的表达可能是偏颇,沉痛的分析

也可能是偏颇。作品拥有一种与理念、与“现成思路”、与划地为牢的创作法则相对抗的质核。它不动声色地冷落了先入为主的近似于“八股”的主题设定方式。既没有写成牧歌,也不是那种被规范了叙述程序、且又涂抹了鲜艳胭脂的所谓史诗。它只是一种精神的寻找或发现,一种被作者感觉到了的关于历史与人性或“人的过程”的旋律:“尘埃”徐徐升起,“尘埃”缓缓落下,优美而又残酷,是人为又是命定󰀁。与作者一样,我们生活在新的状态之中,这旋律是在想像的废墟上倾听到的……于是,感受“尘埃”的升起或落下,也就意味着感受者要拥有相应的智慧及另一种“同情”,要拥有一双人性的眼睛,一种活泼而又宁静的、善于投入想像世界的心绪。

我这样说,绝无认定《尘埃落定》便是完美之作的意思。或者说,尽管是“佳作”,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某些叙述上的粗疏芜杂及大规模驾驭的顾此失彼,甚至是比较明显的败笔,如“尘埃”即将“落定”时,作品设定了“白色汉人”、尤其是“红色汉人”的直接介入,便有“狗尾续貂”的嫌疑,至少是忘却了含蓄,且冲击了诗化的初衷及原拟题旨寓意(旋律)的艺术完成,在结构上也有点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所谓“白色汉人”与“红色汉

人”,或许可以成为另一部小说的描写内容)。在我看来,《尘埃落定》所描写的,仅仅是一个由土司统辖的世界,为了作者所追求的“酣畅”与“写意”,也为了模糊生活的“此时与彼时”,以及找寻那种“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便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世界的崩溃

“尘埃落定”的普遍寓意或“诗意”。可以断定,因了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而“尘埃落定”,非但不吻合“普遍的眼光”投射下的找寻“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的审美企图,反而可能由特殊性折损普遍性的最终实现。

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值得一说的小说。譬如,作者“怀旧”而不“恋旧”,特别是那种独特而自信的文化态度,那种充满了现代人激情的对于历史生活及人的命运的感悟方式,都给作品的思情内含及表达造就了浓厚的新意。又如,作者虽则声称不屑于

󰀁

所谓“命定”,绝非历史宿命论。我的意思是,凡一种社会的或文化的“人的生存状态”,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约定俗成的生活秩序及规范,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命运的挑战。从发生到消亡,而消亡之后依然会留下文化精神的阴影

作

为规律,谁也无法抗拒。这便是“命定”。“命定”之下,人所可能的也只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快慢、长短、繁简之类。其实,小说的描写已经暗示,土司统辖下的社会生活的动摇、瓦解或倾覆,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归宿

尽管外来力量起

到了重要作用,如罂粟种植(包括机关枪及军事训练)、“粮食市场”、妓女(包括梅毒)的引入或侵入,极大地影响到了这种“命定”的过程。但归根结蒂,这种过程是在小说所描写的生存状态中发生的。也因为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已经呈显了“命定”的动摇、瓦解或倾覆迹象,所以外来的“引入”或“侵入”,才可能如此迅速地产生影响力,称得上是一拍即合,无抵抗可言。但只能说,是外部通过内部所发生的作用,才加速了“尘埃落定”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我才认为小说中所描写的“白色汉人”、特别是“红色汉人”的直接介入,是一种艺术上的疏忽或败笔,或一种寓意结构上的“失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命定”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这种方式或多或少有悖于小说整体设定的“命定”风格,即那种吻合普遍意义的、意象化的或如寓言一般的美学风格。周政保　“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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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的方法”,也“不期望自己的小说雅俗共赏”,可我们读到的小说,还是讲述了一个

很动听很迷人也不排斥“魔幻”的故事,一个关于命运、关于“土司世界”分崩离析的跌宕起伏的故事,不同的仅仅是,这个故事具备一种意象化的特质:是故事又不仅仅是故事,或不止于特定故事的特定意义。尤其值得一说的,还在于这部独特的小说还刻画了一些独特的人物

现成的诸如个性之类的套话或

术语似乎很难概括这些人物的不同凡响。我只能说,这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很值得品味的、也是中国长篇小说中从未有过的人物。如二少爷(“我”)、麦其土司、翁波意西、桑吉卓玛,还有二少爷的两个小厮索朗泽朗与尔依,即便是落墨不多的济嘎活佛与门巴喇嘛,也给人以意味深长之感。在谈论《尘埃落定》的创作时,作者对于“人”的刻画的见解很值得今天的小说家们深思:“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人是主体。即或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内心的更多的隐秘与曲折,却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大的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如果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政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那么,人的具体价值被忽略不计,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显然,这种比较是富有历史感的,对于作者感受生活、感受“人”,也是极其有效的:不仅是过去的“人”,而且是现在的“人”。重要的是,这种被人忽略了的“性灵”的比较,也就可能可靠地发现“人”在历史行程中究竟丢弃了一些什么,而留下来的又是一些什么。所谓“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也就是作者强调的:“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当我们持这样的观点再来感受小说中的人物时,也就不会觉得“普遍的意义”是一种玄奥而抽象的说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不仅可以视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如作者所

言:“显得相当简洁有力”),而且是一种富有意象特质的社会人性标志(作为“人”的艺术形象)。当然,“文化”与“社会人性”(只能是社会化的人性)是互为一体或互相印证的概念,只不过各自具有不同的重心或倾斜罢了。小说中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当推二少爷、即那个“既傻又不傻”的“我”。“既傻又不傻”的丰富性或多义性、乃至历史感或现实感,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廓里是绝无仅有的我觉得,我的这个说法并不过分。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而小说的最后一段话则是:“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了颜色。”所以我说,这部小说是一个“文化亡灵”、一个历史参与者或旁观者的“回忆”,而“回忆”的人小说中的二少爷或“我”,便成为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角色(假设叙述者):他那独特的,但又司空见惯的生存状态,以及各种可能的深厚寓意,也就由此而获得了蓬蓬勃勃的生长。我始终感觉到,他所走过的“既傻又不傻”的生命历程,是一种历史过程中的“人”的象征,而作为具体的人的描写,又生动地传达着历史本身,以及那种极为真实的、既有“遗忘”又属原生的社会人性状态,甚至可以留下这样的“幻象”,即在二少爷的人生旅程中,不难发现同样作为人的我们自己的影子:二少爷的渴求之中有着我们的渴求,二少爷的理想之中有着我们的理想。他的“既傻又不傻”,一如现代人的生存景观,两者之间没有质地的差别。倘若我们乐意回眸历史,那就很容易发现,历史发展的状态并不比二少爷聪明。当然,“傻”或“不傻”,完全是一种功利的世俗观念;一旦丧失了功利的平衡,也就向着“傻者不傻”或“不傻者傻”的状态倾斜了。二少爷的“傻”,便是他的不识时务或不谙功利或不入世或一切顺34

当代作家评论　1998年第4期

从天性,其中也包括了他对于性的选择及对于人事的好恶,而他那种被证实的、客观上的“不傻”,往往是超越了功利逻辑之后的“傻”的结果:“傻”使他进入了“大智若愚”的境界,即那种非自觉的、无深思熟虑可言的、高度服从情性与直觉的境界是种罂粟还是种粮食,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可谓懵懂而又智慧

是“傻”还是“不傻”?全然是一种永无

二少爷是如此,现实中的我

谜底的状态

因为幼小的心灵中并无“辖曰(骨头)”的意识,或根本不懂得自己的“骨头”在胎中便是“下贱”的了。从不懂到懂,从不自觉到自觉,直至自觉到可以甘心情愿地为主子(二少爷)的受辱舍弃自己的一条胳膊

作为生命的

过程,也作为社会人性的变迁或养成,小说所诉诸的描写很出色地抵达了自己的美学彼岸

不仅仅是所谓“文化符号”。而那个行刑人的后代、并注定要成为行刑人的尔依,从起

初认为“杀人是很痛苦的”,且明白被杀的人里面“也是冤枉的”,到“我想要亲自动手”,并说(“苍白的脸上浮起女孩子一样的红晕”):“是行刑人就不会害怕,不是行刑人就会害怕。”其间便有着一个渐进的生动过程

尤

其是,当他要自觉成为行刑人的时候,受刑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传播新教的喇嘛翁波意西,因为他“攻击”了所谓“信奉了许多代的宗教”难道尔依不认为割去他的舌头是一种“冤枉”么?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人性过程

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耳濡目染,而且为了生存,尔依必须变成行刑人,也自然而然地会变成符合主子规范的行刑人。显而易见,人物描写的意义,无论是审美的还是文化的,也就隐含在这种并无突兀迹象的过程之中。就此而言,尔依的过程与索朗泽朗的过程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由人变成“下人”的过程,或是人的性灵上的一些东西被自身“遗忘”,并被一些奴性、乃至犬性占领的过程。如果再往下说,那就是:这里所呈显的“过程”,也一样分

󰀁

实际上,小说下半部的关于二少爷想当不想当土司的描写,也是很好的例证。只是有点儿落入“王权争斗”的俗套,而“傻”与“不傻”的描写也有些“走调”。譬如,二少爷公开披露了自己想当土司的念头,但这种追随自己天性的“傻”,并没有造就“大智若愚”的“不傻”的效果。而他为了当土司,借助仇人及那件紫红衣服的魔力,终于杀死了大少爷,便是一种很“不傻”的“不傻”了。特别是,这里的“不傻”也没有带来情节或人物刻画上的“傻”。就是说,效果也是很“聪明”的。当然,因了小说的缘故,我们还可以获得别样的“感受”。们不也是如此么?细细想来,人类所走过的道

路及各式各样的选择,还不是这样一派难分智愚、难分理性与天性的混沌风景?彼时彼地的“傻”就是此时此地的“傻”么?或此时此地的“不傻”就是彼时彼地的“不傻”么?在这里,“人”与历史难以走出悖论的泥沼。我之所以意识到二少爷是一种“人”的或历史的象征、乃至意象,还在于经由二少爷的生命过程,不仅感受到了因生活推进或演变而使人的性灵遭受折损或被自身“遗忘”同时又在“既傻又不傻”的状态中窥见了人的天性的真实可爱,以及人自身的希望或归宿尽管显得游移或迷茫,但反过来说,倘若“人”与历史都呈黑白分明之状,且又清晰可辨可鉴,那这个世界就真实了么?

但从特定的角度感受,这个世界的混沌或迷茫,并没有导致小说中的人物描写的无所指向或乱糟糟地如一地鸡毛。二少爷的“既傻又不傻”,就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社会人性指向,而他的生命过程,也同样包孕着文化养成的意味。至于其他人物,我觉得也是如此。譬如二少爷的两个“小厮”:小家奴索朗泽朗与小行刑人尔依,他们的“下人”意识是养成的,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人性过程;或者说,作为“下人”,他们的奴性或犬性是逐步变成的。索朗泽朗是因他母亲触犯了有关私生子的律条而与母亲一起成为没有自由的家奴的;家奴的概念是土司太太的皮鞭向他灌输的。他之所以毫无顾忌地与二少爷嬉闹,那是周政保　“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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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此处与别处”或“此时与彼时”的界限。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品的刻画模糊了两个人

物的所谓性格,因为读者很容易感受到索朗泽朗与依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厮”。

小说作者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时,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萎琐而浑浊。”这见解很精彩,也是我们感受这部小说的一种启示。的确,这里所说的“卑俗”或“人心萎琐而浑浊”,连门巴喇嘛与济嘎活佛也无法例外。英雄时代过去了,整个社会开始腐败了,土司们无所事事了,全面的崩溃也就无法阻挡了。于是,智慧变成愚蠢,“傻”与“不傻”的衡量尺度走向颠倒。人的价值也就趋于无足轻重。在这样一个愚昧的“尘埃”沸扬飘舞的时代,先是新教传播者、后为书记官的翁波意西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了。他说,“是那些身披袈裟的人把我们的教法毁坏了”,而且指责了“野蛮土王”的权势对于“黑头藏民”的统辖。于是,新教僧人便招来了割去舌头的祸事,但也悟到了:“为什么宗教没有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他的第二次被“割舌”,是因为藉“聪明”与“愚蠢”而干预了本不能干预的“土司政治”,即对于“逊位”及“继位”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翁波意西的“割舌之祸”,全是因了他的“聪明”及敢言,或在于丧失了如门巴喇嘛与济嘎活佛那样的入世的曲折与复杂。于是,在“卑俗”或“人心萎琐而浑浊”的目光中,新教僧人或历史书记官的“聪明”及敢言,也就是一种“傻”或“蠢”了

作为小说

中的人物,翁波意西所传达的深长意味,就在于他的“傻而不傻”或“蠢而不蠢”,也在于他对于“傻”或“不傻”的历史性判断,以及那种勇敢直言的献身精神。小说中也因了翁波意西的精神姿态,“尘埃落定”之前或之后的茫茫人世及幽暗空间,便有了一柱让人欣慰的光线

我读罢《尘埃落定》,至今记得翁波

意西的那句话:“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

有新的东西生长。”

《尘埃落定》所实现的诗化的或意象化的叙述方式,尤其是在凸现人的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如康巴土司制度)的同时,艺术地模糊了“人”生活在“此处与别处”、“此时与彼

时”的差异,并使作品的思情张力及题旨寓意超越了描写的具体性,或从审美上突破了题材的局限。我觉得,这是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小说。当然,我在这里写下的,不过是一些“感受”或“感受”的综合,绝对算不得全面的“分析”。若要细致地“分析”,那作品中的很多情节或场面的描写(即局部叙述),都称得上是精湛的“神来之笔”。就“叙述”而言,那种流畅潮润的表达,那种写意的感觉化的描写,那种注重象喻、暗示,注重“弦外之音”的具象方式,在当今长篇小说创作中都是很少见的,但这只能是另外的话题了。读者可能也已注意到,我在感受这部小说的表达中,几乎没有涉及女性形象的刻画

或最生动的、也是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人物,或许就是那个

当侍女的家奴桑吉卓玛。作为人生的过程,其中透露出相当丰富的文化意味及社会人性内容。但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道具”的地位上,或只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过于偏重肉体天性的传达。也许,这种传达是真实的。但鉴于作者是男性、感受者也是男性的缘故,也就使判断呈显出一种尴尬,一种非常值得自我怀疑的危机。好在优秀的小说都摆脱不了虚构的游戏的召唤,这样也就留下了许多探索的空间。

1998年2月初北京六里桥(责任编辑　林建法)󰀁

需要说明的是,我之于宗教是外行。我之所以从感情上倾向翁波意西,一是因为他是“新教派格鲁巴”,着眼于“新”,一是根据小说的描写,并意识到小说的描写仅仅是一种“虚构”。还有的“同情”,一则来源于他因敢于发表意见而遭受的二次“割舌之祸”。而关于这个人物的描写,也确实传达出一种实实在在的从未有过的“新鲜独到”,一种被意象化了的精神张力(或内含)。